在這一階段，史載“言路論拱者無虛日”（《明史?高拱傳》），先後28道奏疏排山倒海壓過來。估計隆慶皇帝腦袋都大了。
群情激憤到這個程度，高拱根本就沒法兒再幹了，隻得稱病求退。隆慶十分眷戀他的這位老師，但見輿論如此沸騰，隻得準了。
隆慶元年五月，高拱灰溜溜下台。
他走了，還有一個郭樸。言官們窮追不放。九月，郭樸被逼不過，也自請退休了。
徐階大老爺牛刀小試，凱歌以還！
但是，時論對此也有非議。稍晚後有人評論說，高拱是個清廉耿直的人，家裏清貧得跟寒士一樣。言官們這麽攻擊，是太過了（支大綸語）。
徐階這一仗玩得漂亮——前鋒搦戰，誘敵深入，全麵包抄，隻犧牲了一個不成器的胡應嘉，就打得高拱全軍覆沒。然而，當徐大老爺撚須微笑時，他沒有想到，隆慶皇帝雖然寡人有疾、毛病不少，可並不是個白癡。
一個顧命大臣，在新君麵前顯示了如此之大的能量，朝局甚至連皇帝也無法左右，那麽皇帝該做何感想？
京中大老們隻顧彈冠相慶，大概無不以為10年以內，朝局已堅如磐石了。究竟是不是這樣，他們很快就會看到。
混戰之間，我們卻沒有看到張居正的影子。他沒有聲音。入閣之前，他僅為一個正五品的侍讀學士，閣老們打架，輪不著他參與。況且，他與兩邊，關係都非同尋常，因此所抱的態度是堅不介入。
入閣以後，情況有些微妙。一麵是恩師提拔，難以報答於萬一。另一麵，與高拱有六年之久的袍澤之誼，即我們今天單位裏所說的“手足情，同誌愛”。因而隻能中立，但又不能完全沒態度。本身已是閣員了，對雙方的執政理念，總要有個傾向，否則不是成了藏頭露尾的小人了？
兩方麵的作派確實大有不同。高拱是個認死理的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是個“實事求是”的典範。而徐階用政，則多從策略考慮，講究以行政上沿襲的手法婉轉達到目的。有時顧慮過多，就不惜放棄原則。
這裏僅舉一例，一次，有言官提議說，某即將被罷官的高官素有聲望，不應該擬去職。而徐階內心是巴不得此人被幹掉的，就提出：那麽我們就請皇帝“上裁”吧。高拱斷然反對，說：“這個頭兒不能開！先帝是因為在位多年，通達國體，所以過去常請他‘上裁’。而當今皇上剛即位，哪裏知道一幫下屬哪個賢哪個不賢？讓他上裁，要麽難以決斷，要麽就是交給別人去辦了（指太監）。如此，天下大事去矣！”
此話真是忠直得可愛。張居正素來欣賞這種“實學”精神，對雙方的行政理路，他內心實際是有所褒貶的。
在風潮之中，張居正見言官挾輿論以自重，氣焰囂張，甚不以為然。對徐老師使用權術，以輿論醜化政敵而逐之的手法，也不能苟同。他與高拱，畢竟還有很深的情誼，於是“見其狀，不平，往請於徐階，不聽。”他在徐老師那裏，是為高拱求過情的。
老師不肯收手，作為學生，又不能起而反對老師，張居正隻能獨善其身。一日，徐階向他就政爭中的某事徵詢意見。張居正說：“我今日向你提供意見，明日就成了中傷他人的材料。”老師啊，打死我也不能說。（《國榷》）
這位時年43歲的內閣“末臣”，彼時政治品質還絲毫未被權力腐蝕，應該說，是相當光明磊落的。
對老師，隻能是這樣了。但對言官的囂張無度，他這回既然領教了，心裏就已經有數——來日方長吧。
塵埃落定。張居正才稍喘了一口氣，總算是兩邊都未得罪。既未負師恩，也未負“同誌之愛”。
可是，這口氣還沒有喘多久，朝局又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大佬徐階，搖搖欲墜了！
幾乎是高拱前腳走，後腳，徐階就麵臨著失寵的尷尬。隆慶皇帝與徐階的關係驟然緊張。
雖然徐大老爺在“嘉隆轉軌”中功勞甚大，朝官一片擁護，新皇帝也是認帳的。但徐階忽略了他與“中官”（太監）的關係，同時與隆慶之間的君臣位置也沒擺好。事情就麻煩了。
隆慶這個人，也是個甚為稀奇古怪的皇帝，需要在這裏說說。
他在做藩王的時候，位置不穩，所以人倒還老實。可能是由於壓抑太久，反彈得就很厲害。一登大位，毛病就出來了。用三句話可以概括：不理政、好色、貪財。樣樣都到了極端的程度。
理政方麵，後世史官給他的評語是“端拱寡營”（《明史?穆宗本紀》）。什麽叫“端拱”？形同木偶也。“寡營”，什麽也不做。朝會時見大臣，一言不發。一連三、四年都是如此，簡直匪夷所思，連朝臣都感到忍無可忍，上疏批評道：“豈無所以致之耶？”——您倒是說句話呀！
那時候，朝鮮國派來晉見的使臣趙憲在《朝天日記》中記載道：“隆慶視朝的時候，東張西望，沒個樣子。且發言甚少，都是太監在傳呼。”大使先生的這個描寫，頗為傳神。
祭祀祖宗的事，也懶得去參加，往往派人代行，即便參加，也是敷衍了事。朝鮮使臣說，隆慶即或是偶爾參加，也極不耐煩。儀式剛完，就令把宮門大開，他拉過一匹快馬，騎上就飛馳進宮。扈從的諸臣，屁滾尿流，攆也攆不上。
群情激憤到這個程度，高拱根本就沒法兒再幹了，隻得稱病求退。隆慶十分眷戀他的這位老師，但見輿論如此沸騰，隻得準了。
隆慶元年五月，高拱灰溜溜下台。
他走了，還有一個郭樸。言官們窮追不放。九月，郭樸被逼不過，也自請退休了。
徐階大老爺牛刀小試，凱歌以還！
但是，時論對此也有非議。稍晚後有人評論說，高拱是個清廉耿直的人，家裏清貧得跟寒士一樣。言官們這麽攻擊，是太過了（支大綸語）。
徐階這一仗玩得漂亮——前鋒搦戰，誘敵深入，全麵包抄，隻犧牲了一個不成器的胡應嘉，就打得高拱全軍覆沒。然而，當徐大老爺撚須微笑時，他沒有想到，隆慶皇帝雖然寡人有疾、毛病不少，可並不是個白癡。
一個顧命大臣，在新君麵前顯示了如此之大的能量，朝局甚至連皇帝也無法左右，那麽皇帝該做何感想？
京中大老們隻顧彈冠相慶，大概無不以為10年以內，朝局已堅如磐石了。究竟是不是這樣，他們很快就會看到。
混戰之間，我們卻沒有看到張居正的影子。他沒有聲音。入閣之前，他僅為一個正五品的侍讀學士，閣老們打架，輪不著他參與。況且，他與兩邊，關係都非同尋常，因此所抱的態度是堅不介入。
入閣以後，情況有些微妙。一麵是恩師提拔，難以報答於萬一。另一麵，與高拱有六年之久的袍澤之誼，即我們今天單位裏所說的“手足情，同誌愛”。因而隻能中立，但又不能完全沒態度。本身已是閣員了，對雙方的執政理念，總要有個傾向，否則不是成了藏頭露尾的小人了？
兩方麵的作派確實大有不同。高拱是個認死理的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是個“實事求是”的典範。而徐階用政，則多從策略考慮，講究以行政上沿襲的手法婉轉達到目的。有時顧慮過多，就不惜放棄原則。
這裏僅舉一例，一次，有言官提議說，某即將被罷官的高官素有聲望，不應該擬去職。而徐階內心是巴不得此人被幹掉的，就提出：那麽我們就請皇帝“上裁”吧。高拱斷然反對，說：“這個頭兒不能開！先帝是因為在位多年，通達國體，所以過去常請他‘上裁’。而當今皇上剛即位，哪裏知道一幫下屬哪個賢哪個不賢？讓他上裁，要麽難以決斷，要麽就是交給別人去辦了（指太監）。如此，天下大事去矣！”
此話真是忠直得可愛。張居正素來欣賞這種“實學”精神，對雙方的行政理路，他內心實際是有所褒貶的。
在風潮之中，張居正見言官挾輿論以自重，氣焰囂張，甚不以為然。對徐老師使用權術，以輿論醜化政敵而逐之的手法，也不能苟同。他與高拱，畢竟還有很深的情誼，於是“見其狀，不平，往請於徐階，不聽。”他在徐老師那裏，是為高拱求過情的。
老師不肯收手，作為學生，又不能起而反對老師，張居正隻能獨善其身。一日，徐階向他就政爭中的某事徵詢意見。張居正說：“我今日向你提供意見，明日就成了中傷他人的材料。”老師啊，打死我也不能說。（《國榷》）
這位時年43歲的內閣“末臣”，彼時政治品質還絲毫未被權力腐蝕，應該說，是相當光明磊落的。
對老師，隻能是這樣了。但對言官的囂張無度，他這回既然領教了，心裏就已經有數——來日方長吧。
塵埃落定。張居正才稍喘了一口氣，總算是兩邊都未得罪。既未負師恩，也未負“同誌之愛”。
可是，這口氣還沒有喘多久，朝局又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大佬徐階，搖搖欲墜了！
幾乎是高拱前腳走，後腳，徐階就麵臨著失寵的尷尬。隆慶皇帝與徐階的關係驟然緊張。
雖然徐大老爺在“嘉隆轉軌”中功勞甚大，朝官一片擁護，新皇帝也是認帳的。但徐階忽略了他與“中官”（太監）的關係，同時與隆慶之間的君臣位置也沒擺好。事情就麻煩了。
隆慶這個人，也是個甚為稀奇古怪的皇帝，需要在這裏說說。
他在做藩王的時候，位置不穩，所以人倒還老實。可能是由於壓抑太久，反彈得就很厲害。一登大位，毛病就出來了。用三句話可以概括：不理政、好色、貪財。樣樣都到了極端的程度。
理政方麵，後世史官給他的評語是“端拱寡營”（《明史?穆宗本紀》）。什麽叫“端拱”？形同木偶也。“寡營”，什麽也不做。朝會時見大臣，一言不發。一連三、四年都是如此，簡直匪夷所思，連朝臣都感到忍無可忍，上疏批評道：“豈無所以致之耶？”——您倒是說句話呀！
那時候，朝鮮國派來晉見的使臣趙憲在《朝天日記》中記載道：“隆慶視朝的時候，東張西望，沒個樣子。且發言甚少，都是太監在傳呼。”大使先生的這個描寫，頗為傳神。
祭祀祖宗的事，也懶得去參加，往往派人代行，即便參加，也是敷衍了事。朝鮮使臣說，隆慶即或是偶爾參加，也極不耐煩。儀式剛完，就令把宮門大開，他拉過一匹快馬，騎上就飛馳進宮。扈從的諸臣，屁滾尿流，攆也攆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