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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家一起經歷唐朝盛典 作者：邢群麟+楊艷麗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道教認為生是快樂的，活著是好事，死亡是痛苦的。樂生、重生、貴生，熱衷於“人如何不死”、“如何長生”的問題。世界上其他的宗教幾乎全都關心“人死之後如何”的問題，認為人今生充滿罪惡與痛苦，把希望寄托在來世，企望死後靈魂得到安寧，隻有道教與眾不同，講究養生，重視今生的幸福，希望長生長樂。由此，“煉丹服藥”便在唐朝興盛起來，上至皇帝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唐人越渴望延續生命，就越證明唐朝經濟的發達與社會的穩定和人民生活的安泰。而隋朝末年，連年征戰，百姓們為了不被抓去打仗，寧可自己將手腳截斷。可見，正是唐朝富足的生活讓唐人對美好的生活依依不捨。
三教合一與百家爭鳴
有所創穫者，必須一方麵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麵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兩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兩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
——陳寅恪
在《談詩》一文中,錢穆先生以王維、李白和杜甫代表三種性格和三派學問,他說：“王摩詰是釋，是禪宗。李白是道，是老莊。杜甫是儒，是孔孟。”
其實，儒家、佛家和道家同為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它們在許多精神層麵上是相通的。儒釋道三家都非常強調人格的培養。如儒家講“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跟道家的退隱、歸隱有共通之處，雖然它不像道家那樣追求成道，追求長生不老，但它同樣也在對生命、對時間的傷逝思考當中追求生命超越。佛家也是如此，佛家追求空寂、空靜，與道家講的虛靜、儒家講的靜觀也有共通之理，同樣具有超越意識。孔子的名言中“克己復禮”，認為立己是立國之本，佛教注意個人對自己的靈加以修煉，道教則追求自己對自己的身體修煉。三家都認為根本之道是自身的修養和修煉，但同中也有異。
儒、釋、道三家在唐朝達到融合，與當時唐朝的政策分不開。
自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學在漢代成為經學，定於一尊，並成為統治階級的思想工具，這種觀念根深蒂固，以至於在三家勢成鼎足的時候，儒家的地位還是比較高的，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其中之一家遂得如武涉說韓信所謂：’‘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然儒往往兼攻二氏；而二氏未嚐合力攻儒者，則因儒為國家典學，自恃根深蒂固，名正言順，二氏亦知其不可動搖也。”
李淵以道教教主李耳為李氏皇帝的遠祖，於是立老君廟，並親往拜謁。隋朝滅亡的經驗，使唐朝統治者十分注意儒、釋、道三教的均衡。維持三教鼎立的局麵是唐朝歷代統治者奉行的政策。武德八年（六二五）李淵親自到國子監，正式宣布三教的地位：道教第一，儒學第二，佛教最後。
唐太宗李世民與長兄皇太子李建成爭奪帝位繼承權，佛教徒以法琳為首擁護李建成，道教徒以王遠知為首擁戴唐太宗。唐太宗迅速獲勝。所以唐太宗雖然大崇儒學，但也並未改變道第一、儒第二的秩序。貞觀十一年（六三七），唐太宗下詔，確定道士地位在僧尼之上。佛道兩教相爭，向來佛教居首位。但在唐初道教得到了統治者的支持，奪得了優勢。不過唐太宗偏護道教，主要是確立李姓皇朝與道教教主李耳的親屬關係。其實他也篤信佛教。
唐高宗崇道，以道教徒為自己的擁護者，並親自到老君廟拜謁，上尊號為“太上玄元皇帝”。而武則天卻召集僧道百官議《老子化胡經》，並下令搜聚天下《化胡經》一概焚棄，不得立在道經之內。這一來，佛教徒明顯地占了優勢。六八三年，唐高宗死，佛教徒助武則天登基有功，於是武則天明令規定，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尼處男女道士之前。
佛、道兩教的地位，隨著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之爭而互有起伏。唐睿宗因此而無法判定兩教的先後，下詔在法事集會上，僧尼與男女道士並進並退，表示二教平等。
唐玄宗時，佛教的勢力已非常強盛，寺院經濟相當強大，“天下十分之財而佛有七八”、“出財佐勢者盡度法門”，大有佛教控製唐政權的危險。唐玄宗認為佛教無限擴張之後將帶來危險，即位之後，即大興道觀，將崇道活動推向唐以來的最高潮。開元天寶時期，道教強盛，佛教相對地衰退。這從佛教徒賀知章棄佛當道士便可見當時道教興盛氣象。但唐玄宗崇道隻是以此來抑製佛教的過分發展，而不是從根本上反對佛教。相反，他也接受了佛教徒的灌頂儀式。可見，他崇道的旨意隻在於維持三教之間的平衡，以利於鞏固其統治地位。
綜觀整個唐朝，除少數皇帝之外，大部分皇帝都知道要調和儒、釋、道三教以鞏固其統治地位。唐德宗開三教談論例，促進三教調和。
除了儒釋道的融合，唐朝還敞開胸懷接納了來自別國的宗教。在唐朝，景教、伊斯蘭教也得到發展。景教是基督教的一個支派。638年，唐太宗下詔準許波斯景教僧阿羅本在中國傳教。阿羅本在長安義寧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高宗時，允許在各州建景教寺院。此外，唐代在長安、廣州、揚州等地曾有不少大食商人，他們信奉的伊斯蘭教也在這些地區流傳，據說當時長安就建有清真寺。
三教合一與百家爭鳴
有所創穫者，必須一方麵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麵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兩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兩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
——陳寅恪
在《談詩》一文中,錢穆先生以王維、李白和杜甫代表三種性格和三派學問,他說：“王摩詰是釋，是禪宗。李白是道，是老莊。杜甫是儒，是孔孟。”
其實，儒家、佛家和道家同為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它們在許多精神層麵上是相通的。儒釋道三家都非常強調人格的培養。如儒家講“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跟道家的退隱、歸隱有共通之處，雖然它不像道家那樣追求成道，追求長生不老，但它同樣也在對生命、對時間的傷逝思考當中追求生命超越。佛家也是如此，佛家追求空寂、空靜，與道家講的虛靜、儒家講的靜觀也有共通之理，同樣具有超越意識。孔子的名言中“克己復禮”，認為立己是立國之本，佛教注意個人對自己的靈加以修煉，道教則追求自己對自己的身體修煉。三家都認為根本之道是自身的修養和修煉，但同中也有異。
儒、釋、道三家在唐朝達到融合，與當時唐朝的政策分不開。
自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學在漢代成為經學，定於一尊，並成為統治階級的思想工具，這種觀念根深蒂固，以至於在三家勢成鼎足的時候，儒家的地位還是比較高的，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其中之一家遂得如武涉說韓信所謂：’‘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然儒往往兼攻二氏；而二氏未嚐合力攻儒者，則因儒為國家典學，自恃根深蒂固，名正言順，二氏亦知其不可動搖也。”
李淵以道教教主李耳為李氏皇帝的遠祖，於是立老君廟，並親往拜謁。隋朝滅亡的經驗，使唐朝統治者十分注意儒、釋、道三教的均衡。維持三教鼎立的局麵是唐朝歷代統治者奉行的政策。武德八年（六二五）李淵親自到國子監，正式宣布三教的地位：道教第一，儒學第二，佛教最後。
唐太宗李世民與長兄皇太子李建成爭奪帝位繼承權，佛教徒以法琳為首擁護李建成，道教徒以王遠知為首擁戴唐太宗。唐太宗迅速獲勝。所以唐太宗雖然大崇儒學，但也並未改變道第一、儒第二的秩序。貞觀十一年（六三七），唐太宗下詔，確定道士地位在僧尼之上。佛道兩教相爭，向來佛教居首位。但在唐初道教得到了統治者的支持，奪得了優勢。不過唐太宗偏護道教，主要是確立李姓皇朝與道教教主李耳的親屬關係。其實他也篤信佛教。
唐高宗崇道，以道教徒為自己的擁護者，並親自到老君廟拜謁，上尊號為“太上玄元皇帝”。而武則天卻召集僧道百官議《老子化胡經》，並下令搜聚天下《化胡經》一概焚棄，不得立在道經之內。這一來，佛教徒明顯地占了優勢。六八三年，唐高宗死，佛教徒助武則天登基有功，於是武則天明令規定，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尼處男女道士之前。
佛、道兩教的地位，隨著統治階級內部的權力之爭而互有起伏。唐睿宗因此而無法判定兩教的先後，下詔在法事集會上，僧尼與男女道士並進並退，表示二教平等。
唐玄宗時，佛教的勢力已非常強盛，寺院經濟相當強大，“天下十分之財而佛有七八”、“出財佐勢者盡度法門”，大有佛教控製唐政權的危險。唐玄宗認為佛教無限擴張之後將帶來危險，即位之後，即大興道觀，將崇道活動推向唐以來的最高潮。開元天寶時期，道教強盛，佛教相對地衰退。這從佛教徒賀知章棄佛當道士便可見當時道教興盛氣象。但唐玄宗崇道隻是以此來抑製佛教的過分發展，而不是從根本上反對佛教。相反，他也接受了佛教徒的灌頂儀式。可見，他崇道的旨意隻在於維持三教之間的平衡，以利於鞏固其統治地位。
綜觀整個唐朝，除少數皇帝之外，大部分皇帝都知道要調和儒、釋、道三教以鞏固其統治地位。唐德宗開三教談論例，促進三教調和。
除了儒釋道的融合，唐朝還敞開胸懷接納了來自別國的宗教。在唐朝，景教、伊斯蘭教也得到發展。景教是基督教的一個支派。638年，唐太宗下詔準許波斯景教僧阿羅本在中國傳教。阿羅本在長安義寧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高宗時，允許在各州建景教寺院。此外，唐代在長安、廣州、揚州等地曾有不少大食商人，他們信奉的伊斯蘭教也在這些地區流傳，據說當時長安就建有清真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