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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家一起經歷唐朝盛典 作者：邢群麟+楊艷麗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黃仁宇
原始儒家思想上承周代文化的社會哲學理想，為世人奉獻了“四書”、“五經”等諸多經典。戰國後期，儒學發展成為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漢代時，董仲舒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被漢武帝所採納，從而使儒家思想逐漸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的主流。發展到宋代儒學又出現了一個高峰，即程朱理學。而儒家思想在盛唐雖然沒有站在一個歷史的製高點，但它依然風姿綽約，沉潛著，直到宋代的美麗綻放。
一君一臣的儒家仁者胸懷
草昧英雄起，謳歌歷數歸。
孟子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
翼亮貞文德，丕承戢武威。
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
……
這是杜甫於至德二年結束了往鄜州省親之旅返回長安的途中，再一次經過太宗李世民的墓地昭陵時，寫下的五言長律《重經昭陵》。詩人在這裏講的是在隋末風起雲湧的英雄群體中，最值得歌頌的當屬太宗。他手提三尺劍，征戰沙場，為天下而身先士卒。而後，天下歸一後，又在賢臣輔佐下躬行仁政文治，還告誡後代不要濫施武功。他的胸懷如天地般寬廣，他的仁德如光輝般照耀著國家的未來……
的確，在黃仁宇先生看來，中國歷史上之所以會出現唐代盛世，就個人的作用而言，是因為這個時代擁有一個曠世英明的唐太宗。而唐太宗之所以會取得令人稱頌的成績，是因為他具備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仁”的主要內涵及其實踐。因此黃仁宇先生在《中國大歷史》裏說唐太宗“最具有人身上的吸引力”，甚至還將唐太宗關於“仁”的思想及其實踐直呼為“人本主義”。這個評價是相當高，也是相當中肯的。
眾所周知，儒家學說的一個基本理念就是“仁”，孔子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或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仁”的內容包括孝悌、忠恕、智勇以及恭、寬、信、惠等等。孟子又將孔子所建構的以“仁”為中心的道德規範推廣到政治領域，提出了“仁政”說。從而產生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觀念。而太宗李世民接受的正是這一觀念。“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是諫臣魏徵勸諫李世民的話，而他也經常以此自勉。據《貞觀政要》記載，貞觀二年，唐太宗對大臣們說：“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其對為本。”這環環緊扣的“三為本”的思想，意味著以民本與農本合一為特色的“民為邦本”思想已經成為指導當時執政的主導思想，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導致了在百廢待興、民生凋敝、國家幾近廢墟的基礎上創造了初唐貞觀之治的奇蹟，打開了政治、經濟文化全麵繁榮的通渠。
太宗充分運用儒家的“仁政”思想，和他身邊的一群賢臣們開創了一個盛世。《新唐書》的作者歐陽修、宋祁曾發出這樣的感慨：“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確實，國有君如此，豈有國不盛之理？
然唐朝亦有一位心憂天下的大詩人，可作為臣子憂國憂民的“仁者愛人”思想的代表，他就是再過昭陵作詩的杜甫。杜甫生活在“安史之亂”之際，看透了戰爭的殘酷和人民的苦難，因此用啼血的聲音發出了悲憫世人的最強音。杜甫從小就受儒家文化的薰陶，奉儒守素的家庭文化傳統對他忠君戀闕、仁民愛物的思想有巨大的影響。
馮至先生在《杜甫傳》中給予杜甫很高的評價：“若論作品反映社會生活的深度與廣度，若論作者對國家和人民感情之深摯、對友誼的執著與珍視、對弱小之同情以及寧苦己以利人的思想境界等諸多方麵，杜甫則是當之無愧的詩壇第一人。”
這一評論非常精到，雖然杜甫的詩不如李白的飛揚、浪漫，是“沉鬱頓挫”的典型，但是他的詩中蘊含的是對百姓苦難的深切同情。杜甫是大儒，可他分明又高於傳統的儒家。儒家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杜甫卻不管窮達，都要兼善天下。儒家提倡“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杜甫卻是不管在不在位，都要謀其政，為時代而泣，為百姓而歌。盡管“身已要人扶”，他卻說“拔劍撥年衰”；盡管“處處是窮途”，他還是“不擬哭窮途”；盡管“萬國盡窮途”，他依然“艱危氣益增”。他用詩歌作為記錄，記述了他“窮年憂黎元”、“濟時肯殺身”的一生。經“安史之亂”，雖然唐朝已是盛世餘音，但是隻要還有杜甫，那麽盛世亦可繼續企盼！
唐朝儒家在沉潛中向宋學係統轉變
回到儒學本身，儒家在唐代的發展主要表現在經學的發達。
何謂經學？這個詞雖然聽起來有些玄，但是說起來很簡單，就是研究和闡釋儒家經典的學問。
由於儒家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廣泛傳播，戰國後期就發展成一大家，開始出現經學這一門學問。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經學被列為官方哲學，從此成為古代中國思想文化的正統。魏晉南北朝時，受佛道二教衝擊，經學地位有所衰落。在唐代由於採取寬容的文化政策，且儒釋道三教在競爭中，都得以發展，因而解釋儒家經典的經學復興。
原始儒家思想上承周代文化的社會哲學理想，為世人奉獻了“四書”、“五經”等諸多經典。戰國後期，儒學發展成為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漢代時，董仲舒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被漢武帝所採納，從而使儒家思想逐漸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的主流。發展到宋代儒學又出現了一個高峰，即程朱理學。而儒家思想在盛唐雖然沒有站在一個歷史的製高點，但它依然風姿綽約，沉潛著，直到宋代的美麗綻放。
一君一臣的儒家仁者胸懷
草昧英雄起，謳歌歷數歸。
孟子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
翼亮貞文德，丕承戢武威。
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
……
這是杜甫於至德二年結束了往鄜州省親之旅返回長安的途中，再一次經過太宗李世民的墓地昭陵時，寫下的五言長律《重經昭陵》。詩人在這裏講的是在隋末風起雲湧的英雄群體中，最值得歌頌的當屬太宗。他手提三尺劍，征戰沙場，為天下而身先士卒。而後，天下歸一後，又在賢臣輔佐下躬行仁政文治，還告誡後代不要濫施武功。他的胸懷如天地般寬廣，他的仁德如光輝般照耀著國家的未來……
的確，在黃仁宇先生看來，中國歷史上之所以會出現唐代盛世，就個人的作用而言，是因為這個時代擁有一個曠世英明的唐太宗。而唐太宗之所以會取得令人稱頌的成績，是因為他具備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仁”的主要內涵及其實踐。因此黃仁宇先生在《中國大歷史》裏說唐太宗“最具有人身上的吸引力”，甚至還將唐太宗關於“仁”的思想及其實踐直呼為“人本主義”。這個評價是相當高，也是相當中肯的。
眾所周知，儒家學說的一個基本理念就是“仁”，孔子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或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仁”的內容包括孝悌、忠恕、智勇以及恭、寬、信、惠等等。孟子又將孔子所建構的以“仁”為中心的道德規範推廣到政治領域，提出了“仁政”說。從而產生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觀念。而太宗李世民接受的正是這一觀念。“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是諫臣魏徵勸諫李世民的話，而他也經常以此自勉。據《貞觀政要》記載，貞觀二年，唐太宗對大臣們說：“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其對為本。”這環環緊扣的“三為本”的思想，意味著以民本與農本合一為特色的“民為邦本”思想已經成為指導當時執政的主導思想，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導致了在百廢待興、民生凋敝、國家幾近廢墟的基礎上創造了初唐貞觀之治的奇蹟，打開了政治、經濟文化全麵繁榮的通渠。
太宗充分運用儒家的“仁政”思想，和他身邊的一群賢臣們開創了一個盛世。《新唐書》的作者歐陽修、宋祁曾發出這樣的感慨：“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確實，國有君如此，豈有國不盛之理？
然唐朝亦有一位心憂天下的大詩人，可作為臣子憂國憂民的“仁者愛人”思想的代表，他就是再過昭陵作詩的杜甫。杜甫生活在“安史之亂”之際，看透了戰爭的殘酷和人民的苦難，因此用啼血的聲音發出了悲憫世人的最強音。杜甫從小就受儒家文化的薰陶，奉儒守素的家庭文化傳統對他忠君戀闕、仁民愛物的思想有巨大的影響。
馮至先生在《杜甫傳》中給予杜甫很高的評價：“若論作品反映社會生活的深度與廣度，若論作者對國家和人民感情之深摯、對友誼的執著與珍視、對弱小之同情以及寧苦己以利人的思想境界等諸多方麵，杜甫則是當之無愧的詩壇第一人。”
這一評論非常精到，雖然杜甫的詩不如李白的飛揚、浪漫，是“沉鬱頓挫”的典型，但是他的詩中蘊含的是對百姓苦難的深切同情。杜甫是大儒，可他分明又高於傳統的儒家。儒家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杜甫卻不管窮達，都要兼善天下。儒家提倡“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杜甫卻是不管在不在位，都要謀其政，為時代而泣，為百姓而歌。盡管“身已要人扶”，他卻說“拔劍撥年衰”；盡管“處處是窮途”，他還是“不擬哭窮途”；盡管“萬國盡窮途”，他依然“艱危氣益增”。他用詩歌作為記錄，記述了他“窮年憂黎元”、“濟時肯殺身”的一生。經“安史之亂”，雖然唐朝已是盛世餘音，但是隻要還有杜甫，那麽盛世亦可繼續企盼！
唐朝儒家在沉潛中向宋學係統轉變
回到儒學本身，儒家在唐代的發展主要表現在經學的發達。
何謂經學？這個詞雖然聽起來有些玄，但是說起來很簡單，就是研究和闡釋儒家經典的學問。
由於儒家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廣泛傳播，戰國後期就發展成一大家，開始出現經學這一門學問。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經學被列為官方哲學，從此成為古代中國思想文化的正統。魏晉南北朝時，受佛道二教衝擊，經學地位有所衰落。在唐代由於採取寬容的文化政策，且儒釋道三教在競爭中，都得以發展，因而解釋儒家經典的經學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