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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家一起經歷唐朝盛典 作者：邢群麟+楊艷麗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錢穆
“清正廉明”“吏治清廉”一直被視作從政者的主要行為規範。《周禮·天官塚宰》中有六條考察官吏政績的標準：“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六條標準都離不開一個“廉”字，可見“廉”是做官之本和考察之要的基本精神。
歷代王朝十分重視對廉政的倡導。在儒家的修身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念中，“廉潔”“廉平”“廉正”“廉直”“廉謹”也是主要的道德準則。所謂“廉者，民之表”“廉者，仕之本”“廉恥，立人之大節”“廉恥者，士人之美節”等說教，可謂俯拾即是。這些倡導舉措，在官員的考察、升遷、旌獎等方麵，都有表現。
有人說唐代是中國歷史上最清廉的時代，此話一點不假。魏徵、房玄齡、盧懷慎、狄仁傑等廉吏大批都出自於唐朝，那些歌詠廉潔的詩歌也數不勝數，“見客但傾酒，為官不愛錢”（李白《贈崔秋甫三首》），“以清儉自律，以恩信待人，以夷坦去群疑，以禮讓汰慘急”（劉禹錫《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記》），“莫言名與利，名利是身仇”（杜牧《不寢》），“海漲兵荒後，為官合動情。字人無異術，至論不如清”（杜荀鶴《送人宰吳縣》），字裏行間都透出對清廉人士的敬仰之情。
為何唐朝政治如此廉明，還得先從唐朝的“防腐雙翼”說起。所謂“防腐雙翼”，一翼是對官吏的監察製度，一翼是擁有較完備的法律懲處機製。
唐玄宗時製定的監察法規——《六察法》，目的是對官員的政績、品德、學識進行考核打分。那時的監察機構主要是禦史台，就像香港的廉政公署，雖然官職不高，但是權力卻不小，官員的賞罰升降都要通過他們的審核。當時的大理卿孫附加、黃門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就曾受命巡察天下，黜陟官吏。這讓他們可以放開手腳全身心地對貪汙腐敗現象給予有利打擊。
據《貞觀政要·擇官》中記載，唐太宗為了考察地方官的政績優劣，可謂殫精竭慮，晚上總是睡不著覺，擔心那些都督、刺史是否能夠盡職盡責，於是就做了一個政績簿，用來記錄大臣們的得失。真是用心良苦。
太宗又覺得禦史台一個人的能力很有限，又特別設立了言諫製度，這樣一來，統治集團內部兼聽博採，充分調動起各級官吏的主觀能動性，全國上下一起打擊貪汙腐敗。
唐太宗反腐措施的特點是他並沒有把行政監督權下放給各地政府和諸王，讓其自查自糾，形成官官相護，而是全部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反貪事宜。這些派出的檢察官們沒有了地方的掣肘，查起貪腐案件來毫不手軟，也很認真仔細，因為中央還會派員複查。結果使得許多官員在貪腐問題上即使有賊心也沒有賊膽，也使得貞觀一朝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沒有發生過官員貪汙大案的朝代。
與官吏的監察製度並行的是較完備的法律製度。隋唐是中國古代封建立法發展成熟的時期，反貪立法也隨之步入發展和定型階段。唐高宗時頒布了《唐律疏義》，它以國家大法的形式，把有關懲治貪汙犯罪的規定作為法律固定下來，劃分了官吏罪與非罪、罪輕與罪重的界限，為懲貪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據。唐代雖然用刑輕緩，但對貪賄犯罪處罰卻極為嚴厲。對受財枉法一類的處罰尤為重苛，規定正七品官受財枉法、違法之贓達月俸祿收入總數一半以上者處極刑。監臨主司受財枉法，受絹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受十五匹即處絞刑。雖有議請減贖和官當製度，但對官吏犯贓則取消一切特權。明確規定對犯十惡及受財枉法者，一律不準上請減免，將官吏貪贓枉法與犯十惡不赦的重大犯罪等同起來。採用重刑懲治貪官汙吏，確實起到了殺一儆百的作用，使封建王朝在一個時期內保持了政通人和、蒸蒸日上的活力和景象。
行之有效的製度是一個國家安定團結、繁榮發展的基礎。就像錢穆先生說的：“唐代是中國歷史上在政治製度方麵的一個最大的轉捩中樞。唐以後中國的歷史演變是好是壞，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羅馬帝國亡了，以後就再沒有羅馬。唐室覆亡以後，依然有中國，有宋有明有現代，還是如唐代般，一樣是中國。這也便是唐代之偉大遠超過羅馬的所在，更是它遠超過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偉大國家之所在。”
唐朝在嚴懲貪官汙吏的同時，還積極大力倡導廉政。中國古代的聖人賢哲早就在進行這方麵的工作，把思想教化放在反腐敗的第一位。《尚書》中提出：“任官惟賢才，官不必備，惟其人。”孔子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另外，對於廉潔的官吏，國家會重視表彰和重用，把他們樹立為廉政的典範，作為官員學習的榜樣。唐朝開元初年，宰相盧懷慎廉潔儉樸，當他患病玄宗去看望時，隻見他家四麵圍牆矮陋，床上鋪著破舊的竹蓆，門上連個簾子都沒有，皇帝甚是感動，立即賜他一所大房並予以表彰。有的廉潔之官在死後則得到哀榮，如唐代的名臣李勣因為“性廉慎，不立產業”，死後，唐高宗“舉哀光順門，七日不視朝”，並“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諡貞武。給秘器，陪葬昭陵”。這種“誡勉”，事實上是在強調以“廉”為操守、為官德，鼓勵官員以“廉”來獲取從政的聲名。
“清正廉明”“吏治清廉”一直被視作從政者的主要行為規範。《周禮·天官塚宰》中有六條考察官吏政績的標準：“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六條標準都離不開一個“廉”字，可見“廉”是做官之本和考察之要的基本精神。
歷代王朝十分重視對廉政的倡導。在儒家的修身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念中，“廉潔”“廉平”“廉正”“廉直”“廉謹”也是主要的道德準則。所謂“廉者，民之表”“廉者，仕之本”“廉恥，立人之大節”“廉恥者，士人之美節”等說教，可謂俯拾即是。這些倡導舉措，在官員的考察、升遷、旌獎等方麵，都有表現。
有人說唐代是中國歷史上最清廉的時代，此話一點不假。魏徵、房玄齡、盧懷慎、狄仁傑等廉吏大批都出自於唐朝，那些歌詠廉潔的詩歌也數不勝數，“見客但傾酒，為官不愛錢”（李白《贈崔秋甫三首》），“以清儉自律，以恩信待人，以夷坦去群疑，以禮讓汰慘急”（劉禹錫《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記》），“莫言名與利，名利是身仇”（杜牧《不寢》），“海漲兵荒後，為官合動情。字人無異術，至論不如清”（杜荀鶴《送人宰吳縣》），字裏行間都透出對清廉人士的敬仰之情。
為何唐朝政治如此廉明，還得先從唐朝的“防腐雙翼”說起。所謂“防腐雙翼”，一翼是對官吏的監察製度，一翼是擁有較完備的法律懲處機製。
唐玄宗時製定的監察法規——《六察法》，目的是對官員的政績、品德、學識進行考核打分。那時的監察機構主要是禦史台，就像香港的廉政公署，雖然官職不高，但是權力卻不小，官員的賞罰升降都要通過他們的審核。當時的大理卿孫附加、黃門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就曾受命巡察天下，黜陟官吏。這讓他們可以放開手腳全身心地對貪汙腐敗現象給予有利打擊。
據《貞觀政要·擇官》中記載，唐太宗為了考察地方官的政績優劣，可謂殫精竭慮，晚上總是睡不著覺，擔心那些都督、刺史是否能夠盡職盡責，於是就做了一個政績簿，用來記錄大臣們的得失。真是用心良苦。
太宗又覺得禦史台一個人的能力很有限，又特別設立了言諫製度，這樣一來，統治集團內部兼聽博採，充分調動起各級官吏的主觀能動性，全國上下一起打擊貪汙腐敗。
唐太宗反腐措施的特點是他並沒有把行政監督權下放給各地政府和諸王，讓其自查自糾，形成官官相護，而是全部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反貪事宜。這些派出的檢察官們沒有了地方的掣肘，查起貪腐案件來毫不手軟，也很認真仔細，因為中央還會派員複查。結果使得許多官員在貪腐問題上即使有賊心也沒有賊膽，也使得貞觀一朝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沒有發生過官員貪汙大案的朝代。
與官吏的監察製度並行的是較完備的法律製度。隋唐是中國古代封建立法發展成熟的時期，反貪立法也隨之步入發展和定型階段。唐高宗時頒布了《唐律疏義》，它以國家大法的形式，把有關懲治貪汙犯罪的規定作為法律固定下來，劃分了官吏罪與非罪、罪輕與罪重的界限，為懲貪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據。唐代雖然用刑輕緩，但對貪賄犯罪處罰卻極為嚴厲。對受財枉法一類的處罰尤為重苛，規定正七品官受財枉法、違法之贓達月俸祿收入總數一半以上者處極刑。監臨主司受財枉法，受絹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受十五匹即處絞刑。雖有議請減贖和官當製度，但對官吏犯贓則取消一切特權。明確規定對犯十惡及受財枉法者，一律不準上請減免，將官吏貪贓枉法與犯十惡不赦的重大犯罪等同起來。採用重刑懲治貪官汙吏，確實起到了殺一儆百的作用，使封建王朝在一個時期內保持了政通人和、蒸蒸日上的活力和景象。
行之有效的製度是一個國家安定團結、繁榮發展的基礎。就像錢穆先生說的：“唐代是中國歷史上在政治製度方麵的一個最大的轉捩中樞。唐以後中國的歷史演變是好是壞，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羅馬帝國亡了，以後就再沒有羅馬。唐室覆亡以後，依然有中國，有宋有明有現代，還是如唐代般，一樣是中國。這也便是唐代之偉大遠超過羅馬的所在，更是它遠超過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偉大國家之所在。”
唐朝在嚴懲貪官汙吏的同時，還積極大力倡導廉政。中國古代的聖人賢哲早就在進行這方麵的工作，把思想教化放在反腐敗的第一位。《尚書》中提出：“任官惟賢才，官不必備，惟其人。”孔子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另外，對於廉潔的官吏，國家會重視表彰和重用，把他們樹立為廉政的典範，作為官員學習的榜樣。唐朝開元初年，宰相盧懷慎廉潔儉樸，當他患病玄宗去看望時，隻見他家四麵圍牆矮陋，床上鋪著破舊的竹蓆，門上連個簾子都沒有，皇帝甚是感動，立即賜他一所大房並予以表彰。有的廉潔之官在死後則得到哀榮，如唐代的名臣李勣因為“性廉慎，不立產業”，死後，唐高宗“舉哀光順門，七日不視朝”，並“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諡貞武。給秘器，陪葬昭陵”。這種“誡勉”，事實上是在強調以“廉”為操守、為官德，鼓勵官員以“廉”來獲取從政的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