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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家一起經歷唐朝盛典 作者：邢群麟+楊艷麗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唐以後中國的歷史演變是好是壞，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羅馬帝國亡了，以後就再沒有羅馬。唐室覆亡以後，依然有中國，有宋有明有現代，還是如唐代般，一樣是中國。這也便是唐代之偉大遠超過羅馬的所在，更是它遠超過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偉大國家之所在。”（錢穆）
皇權與相權的博弈
惟就王室論，皇位世襲法，永遠無何大變動，隻是朝代的更換，劉家換了李家，此等是並不重要。但就政府來說，其間變化則很大。政府中最重要者為“相權”，因於相權的變動，一切製度也自隨之變動。唐代政府和漢代之不同，若以現在話來說，漢宰相是採用領袖製的，而唐代宰相則採用委員製。
——錢穆
江山易主，朝代更迭，歷史的舞台上總是鬧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但皇權更迭不過是換湯不換藥，劉家下台李家上。看每一朝政治製度的變化，如果看王室，倒不如看相權。錢穆先生說過，漢和唐，是歷史上最能代表中國的兩個朝代。一朝天子一朝臣，各朝政府的變化都是隨著相權而動。相權動，則製度動。
錢穆先生在《中國政治歷代得失》借用今語一針見血地點出了唐代和漢代政府的不同之處，他是這樣說的：“惟就王室論，皇位世襲法，永遠無何大變動，隻是朝代的更換，劉家換了李家，此等是並不重要。但就政府來說，其間變化則很大。政府中最重要者為’‘相權’‘，因於相權的變動，一切製度也自隨之變動。唐代政府和漢代之不同，若以現在話來說，漢宰相是採用領袖製的，而唐代宰相則採用委員製。”
漢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國行政大權，宰相下有副宰相、禦史大夫，宰相掌握的是行政權，禦史大夫掌握的是監察權。唐代則分三省六部，把相權分散於幾個部門，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三省職權會合，才等於一個漢朝的宰相，而監察權尚不包含在內。
當統治者限製了原本“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一國之相後，反而更能放手去組建一個治國的精英團隊，沒有了權傾朝野的威脅，用起人來也多了分從容。唐太宗李世民在歷代君主中，算得上一位傑出的領導者，尤其是有了三省六部的分立，他更能將“人得其位，位得其人”的用人理念運用得得心應手。
後晉劉昫在《舊唐書》中記述：“世傳太宗嚐與文昭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焉，竟從玄齡之策也。蓋房知杜之能斷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謀。”李世民命宰相房玄齡與杜如晦共掌朝政，唐朝之規章法典皆多為其所製。房玄齡多謀略，但優柔寡斷；杜如晦善決斷，取捨得當，是以人稱之為“房謀杜斷”。
唐朝名相，前有房玄齡、杜如晦，後有姚崇、宋璟，玄宗前期著名的宰相還有盧懷慎、韓休、裴耀卿、張說等，他們或以清慎、或以才幹、或以耿直、或以文學而知名。明君賢相齊心經營出一個輝煌燦爛的大唐。“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具豐實。九州道路無豺狼，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這是詩聖杜甫筆下開元盛世時的繁榮景象。
由相權變化知製度，由宰相人選見興衰，開元賢相張九齡便是大唐由盛轉衰的見證者。
相比於姚崇的通達時變和宋璟的刑賞無私，張九齡更像是一個勤政思危的老成務實者。“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名相佳句天下知。曾被史稱“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的“當朝師表，一代詞宗”張說稱為“後出詞人之冠”的九齡，文採風度俱佳，仿佛盛世大唐第一管理梯隊的最佳代言人。
然而，當君主由勵精圖治轉為逸樂享受時，不惜犯雷霆之威、與阿黨抗行的賢相便顯得有些礙眼了。開元二十四年張九齡被罷相，李林甫把持了朝政，這也成為唐代由盛轉衰的分水嶺。《新唐書》亦言：“罷張九齡，相李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雖然當大臣向玄宗推薦宰相人選時，皇帝依然會問一句：“風度得九齡否？”但已是捨本逐末了。
時間是最好的試金石，先明後暗的玄宗在安史之亂後終於悔恨莫及，想起九齡慨嘆不已，“每思曲江則泣下”，言道“蜀道鈴聲，此際念公真晚矣；曲江風度，他年卜相孰如之”。一個是“所不賣公器，動為蒼生謀”，一個是口蜜腹劍、陰險狡詐。張九齡與李林甫的相位更迭，便是朝代興衰的指向標。
唐朝最初的相權分立摒除了宰相專權的弊端，然而，自李林甫始，加上後來的楊國忠，一人身兼數職，相權又開始集中於一人之手，權力集中導致的腐敗成為王朝衰落的一大因素。
伏爾泰說：“國家的繁榮昌盛僅僅繫於一個人的性格，這就是君主國的命運。”或許這句話還可以這樣詮釋，君主的性格，決定著管理團隊的人選；帝國管理者的性格，則影響著王朝的興衰。
大唐 中國歷史上最清廉的時代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在政治製度方麵的一個最大的轉捩中樞。唐以後中國的歷史演變是好是壞，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羅馬帝國亡了，以後就再沒有羅馬。唐室覆亡以後，依然有中國，有宋有明有現代，還是如唐代般，一樣是中國。這也便是唐代之偉大遠超過羅馬的所在，更是它遠超過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偉大國家之所在。
皇權與相權的博弈
惟就王室論，皇位世襲法，永遠無何大變動，隻是朝代的更換，劉家換了李家，此等是並不重要。但就政府來說，其間變化則很大。政府中最重要者為“相權”，因於相權的變動，一切製度也自隨之變動。唐代政府和漢代之不同，若以現在話來說，漢宰相是採用領袖製的，而唐代宰相則採用委員製。
——錢穆
江山易主，朝代更迭，歷史的舞台上總是鬧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但皇權更迭不過是換湯不換藥，劉家下台李家上。看每一朝政治製度的變化，如果看王室，倒不如看相權。錢穆先生說過，漢和唐，是歷史上最能代表中國的兩個朝代。一朝天子一朝臣，各朝政府的變化都是隨著相權而動。相權動，則製度動。
錢穆先生在《中國政治歷代得失》借用今語一針見血地點出了唐代和漢代政府的不同之處，他是這樣說的：“惟就王室論，皇位世襲法，永遠無何大變動，隻是朝代的更換，劉家換了李家，此等是並不重要。但就政府來說，其間變化則很大。政府中最重要者為’‘相權’‘，因於相權的變動，一切製度也自隨之變動。唐代政府和漢代之不同，若以現在話來說，漢宰相是採用領袖製的，而唐代宰相則採用委員製。”
漢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國行政大權，宰相下有副宰相、禦史大夫，宰相掌握的是行政權，禦史大夫掌握的是監察權。唐代則分三省六部，把相權分散於幾個部門，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三省職權會合，才等於一個漢朝的宰相，而監察權尚不包含在內。
當統治者限製了原本“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一國之相後，反而更能放手去組建一個治國的精英團隊，沒有了權傾朝野的威脅，用起人來也多了分從容。唐太宗李世民在歷代君主中，算得上一位傑出的領導者，尤其是有了三省六部的分立，他更能將“人得其位，位得其人”的用人理念運用得得心應手。
後晉劉昫在《舊唐書》中記述：“世傳太宗嚐與文昭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焉，竟從玄齡之策也。蓋房知杜之能斷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謀。”李世民命宰相房玄齡與杜如晦共掌朝政，唐朝之規章法典皆多為其所製。房玄齡多謀略，但優柔寡斷；杜如晦善決斷，取捨得當，是以人稱之為“房謀杜斷”。
唐朝名相，前有房玄齡、杜如晦，後有姚崇、宋璟，玄宗前期著名的宰相還有盧懷慎、韓休、裴耀卿、張說等，他們或以清慎、或以才幹、或以耿直、或以文學而知名。明君賢相齊心經營出一個輝煌燦爛的大唐。“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具豐實。九州道路無豺狼，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這是詩聖杜甫筆下開元盛世時的繁榮景象。
由相權變化知製度，由宰相人選見興衰，開元賢相張九齡便是大唐由盛轉衰的見證者。
相比於姚崇的通達時變和宋璟的刑賞無私，張九齡更像是一個勤政思危的老成務實者。“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名相佳句天下知。曾被史稱“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的“當朝師表，一代詞宗”張說稱為“後出詞人之冠”的九齡，文採風度俱佳，仿佛盛世大唐第一管理梯隊的最佳代言人。
然而，當君主由勵精圖治轉為逸樂享受時，不惜犯雷霆之威、與阿黨抗行的賢相便顯得有些礙眼了。開元二十四年張九齡被罷相，李林甫把持了朝政，這也成為唐代由盛轉衰的分水嶺。《新唐書》亦言：“罷張九齡，相李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雖然當大臣向玄宗推薦宰相人選時，皇帝依然會問一句：“風度得九齡否？”但已是捨本逐末了。
時間是最好的試金石，先明後暗的玄宗在安史之亂後終於悔恨莫及，想起九齡慨嘆不已，“每思曲江則泣下”，言道“蜀道鈴聲，此際念公真晚矣；曲江風度，他年卜相孰如之”。一個是“所不賣公器，動為蒼生謀”，一個是口蜜腹劍、陰險狡詐。張九齡與李林甫的相位更迭，便是朝代興衰的指向標。
唐朝最初的相權分立摒除了宰相專權的弊端，然而，自李林甫始，加上後來的楊國忠，一人身兼數職，相權又開始集中於一人之手，權力集中導致的腐敗成為王朝衰落的一大因素。
伏爾泰說：“國家的繁榮昌盛僅僅繫於一個人的性格，這就是君主國的命運。”或許這句話還可以這樣詮釋，君主的性格，決定著管理團隊的人選；帝國管理者的性格，則影響著王朝的興衰。
大唐 中國歷史上最清廉的時代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在政治製度方麵的一個最大的轉捩中樞。唐以後中國的歷史演變是好是壞，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羅馬帝國亡了，以後就再沒有羅馬。唐室覆亡以後，依然有中國，有宋有明有現代，還是如唐代般，一樣是中國。這也便是唐代之偉大遠超過羅馬的所在，更是它遠超過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偉大國家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