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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名家一起經歷唐朝盛典 作者：邢群麟+楊艷麗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關於李勣在軍事上所取得的出色戰果，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裏有一段評述：“勣為將，有謀善斷；與人議事，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訾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
從司馬光的話裏，可以歸結李勣能謀善斷過人之處。李勣自17歲參軍，到76歲去世，在近六十年的戎馬生涯中，他經歷大小戰役無數，所在之處，都立下了赫赫戰功,表現出傑出的軍事家才幹。在瓦崗寨期間，他為瓦崗軍立下了汗馬功勞；歸唐後，又屢從唐太宗征討，平王世充，滅竇建德，伐劉黑闥，與李靖奇襲東突厥，貞觀二十年再破薛延陀，幹封元年平定高麗。為此，唐太宗曾多次稱讚他，認為他“用師籌算，臨敵應變，動合事機”，“古之韓白、衛霍豈能及也”。尤其是幹封元年(666)，李勣以73歲高齡掛帥遠征高句麗，經過兩年多的浴血奮戰，降伏了高句麗，為唐朝解除了心腹大患，唐太宗生前未能完成的事情總算得到圓滿的解決。
李勣不僅對大唐忠心耿耿，在瓦崗寨時對李密也是忠貞不貳。武德二年(619)，李密被王世充擊敗，入關降唐，“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久不為朝廷所知，乃自請安集山東，上以為秘書丞，乘傳至黎陽，遺徐世勣書，勸之早降”。他對長史郭孝恪說：“此間民眾土地，皆為魏公所有。我若上表獻於唐皇帝，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我以此為恥辱。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上啟魏公（李密），讓他自己獻去。”李勣派郭孝恪到了長安。李淵聞聽徐世勣派使者來京，卻不見奏表，感到非常奇怪，召郭孝恪詢問。郭孝恪把李勣的原話說了一遍，言奏表已送到李密手中，由李密轉呈。李淵稱嘆道：“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忠臣也！”
李勣一生善始善終，在武將中實屬難得。一個軍人如果隻知曉戰場上敵我爭鋒的道理，而對政治的微妙性不了解，或居功至偉，或目中無人，都不會有太好的結果。後世的郭子儀正是在這方麵的楷模。貞觀一朝的武將中李靖和李勣二人也是上得戰場、下得官場的厲害人物。李靖侍唐太宗，憑藉良好的個人關係，得以功成名就。李勣跨越三朝，他的一生則更加豐富多彩。
在他看來，皇家的事情是他們的“家事”，無需詢問“外人”。這樣，一方麵可以巧妙地避開陷入皇權爭鬥的漩渦，另一方麵，也可以保全自己。唐高祖武德九年玄武門政變前夕，“世民猶豫未決，問於靈州大都督李靖，靖辭；問於行軍總管李世勣，世勣辭；世民由是重二人。”
永徽六年(655)，唐高宗欲廢王皇後，立昭儀武則天為皇後。唐高宗問勣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後，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結果呢？反對者褚遂良等人或貶或死，而李勣卻得到了唐高宗、武皇後的信任。
李勣的審時度勢，還表現在他對皇帝意圖的深刻領會上。貞觀二十三年(649)，亦即唐太宗臨終前夕，唐太宗唯恐他身為兩朝元老，難以駕馭，特意貶他出任疊州都督。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為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李勣一生為大唐立下戰功無數，榮耀倍至。但李勣時時告誡自己、警醒自己。正是基於這些考慮，因此，唐高宗即位後，召回李勣，並授任他為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不久，又拜尚書左僕射。而此時，“李勣固求解職；冬，十月，戊辰，解勣左僕射，以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勣是一位懂得知足的人。他身居高位，但從不貪戀，多次要求辭官，要求降級。在古今名將中，可謂鳳毛麟角。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在死神麵前，他並不貪求富貴，並不企求長生不老。總章二年(669)，已經位居司空、太子太師、英貞武公重位的李勣，在他病重的時候，除“上（指唐高宗）及太子所賜藥，勣則餌之”外，“子弟為之迎醫，皆不聽進，曰：’‘吾本山東田夫，遭值聖明，致位三公，年將八十，豈非命邪！修短有期，豈能復就醫工求活！’‘”他常說：“我年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愜則殺人。十七八為佳賊，臨陳乃殺之。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死。”在他看來，像他這樣一位“田夫”，能出將入相，位列三公，已經心滿意足了。所以，麵對死亡，他顯得坦然、平靜。
縱觀李勣一生，的確如此——他那充滿傳奇的成功人生，無疑為後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鑑。
君臣的一段理想“婚姻”
魏徵在朝廷起了清廉剛直的表率作用和限製皇權的作用。他是成為太宗時期政治特色的一個象徵，這個特色就是君臣以誠相待，彼此坦率地交換意見。
從司馬光的話裏，可以歸結李勣能謀善斷過人之處。李勣自17歲參軍，到76歲去世，在近六十年的戎馬生涯中，他經歷大小戰役無數，所在之處，都立下了赫赫戰功,表現出傑出的軍事家才幹。在瓦崗寨期間，他為瓦崗軍立下了汗馬功勞；歸唐後，又屢從唐太宗征討，平王世充，滅竇建德，伐劉黑闥，與李靖奇襲東突厥，貞觀二十年再破薛延陀，幹封元年平定高麗。為此，唐太宗曾多次稱讚他，認為他“用師籌算，臨敵應變，動合事機”，“古之韓白、衛霍豈能及也”。尤其是幹封元年(666)，李勣以73歲高齡掛帥遠征高句麗，經過兩年多的浴血奮戰，降伏了高句麗，為唐朝解除了心腹大患，唐太宗生前未能完成的事情總算得到圓滿的解決。
李勣不僅對大唐忠心耿耿，在瓦崗寨時對李密也是忠貞不貳。武德二年(619)，李密被王世充擊敗，入關降唐，“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久不為朝廷所知，乃自請安集山東，上以為秘書丞，乘傳至黎陽，遺徐世勣書，勸之早降”。他對長史郭孝恪說：“此間民眾土地，皆為魏公所有。我若上表獻於唐皇帝，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我以此為恥辱。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上啟魏公（李密），讓他自己獻去。”李勣派郭孝恪到了長安。李淵聞聽徐世勣派使者來京，卻不見奏表，感到非常奇怪，召郭孝恪詢問。郭孝恪把李勣的原話說了一遍，言奏表已送到李密手中，由李密轉呈。李淵稱嘆道：“徐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忠臣也！”
李勣一生善始善終，在武將中實屬難得。一個軍人如果隻知曉戰場上敵我爭鋒的道理，而對政治的微妙性不了解，或居功至偉，或目中無人，都不會有太好的結果。後世的郭子儀正是在這方麵的楷模。貞觀一朝的武將中李靖和李勣二人也是上得戰場、下得官場的厲害人物。李靖侍唐太宗，憑藉良好的個人關係，得以功成名就。李勣跨越三朝，他的一生則更加豐富多彩。
在他看來，皇家的事情是他們的“家事”，無需詢問“外人”。這樣，一方麵可以巧妙地避開陷入皇權爭鬥的漩渦，另一方麵，也可以保全自己。唐高祖武德九年玄武門政變前夕，“世民猶豫未決，問於靈州大都督李靖，靖辭；問於行軍總管李世勣，世勣辭；世民由是重二人。”
永徽六年(655)，唐高宗欲廢王皇後，立昭儀武則天為皇後。唐高宗問勣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後，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結果呢？反對者褚遂良等人或貶或死，而李勣卻得到了唐高宗、武皇後的信任。
李勣的審時度勢，還表現在他對皇帝意圖的深刻領會上。貞觀二十三年(649)，亦即唐太宗臨終前夕，唐太宗唯恐他身為兩朝元老，難以駕馭，特意貶他出任疊州都督。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為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李勣一生為大唐立下戰功無數，榮耀倍至。但李勣時時告誡自己、警醒自己。正是基於這些考慮，因此，唐高宗即位後，召回李勣，並授任他為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進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不久，又拜尚書左僕射。而此時，“李勣固求解職；冬，十月，戊辰，解勣左僕射，以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勣是一位懂得知足的人。他身居高位，但從不貪戀，多次要求辭官，要求降級。在古今名將中，可謂鳳毛麟角。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在死神麵前，他並不貪求富貴，並不企求長生不老。總章二年(669)，已經位居司空、太子太師、英貞武公重位的李勣，在他病重的時候，除“上（指唐高宗）及太子所賜藥，勣則餌之”外，“子弟為之迎醫，皆不聽進，曰：’‘吾本山東田夫，遭值聖明，致位三公，年將八十，豈非命邪！修短有期，豈能復就醫工求活！’‘”他常說：“我年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愜則殺人。十七八為佳賊，臨陳乃殺之。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死。”在他看來，像他這樣一位“田夫”，能出將入相，位列三公，已經心滿意足了。所以，麵對死亡，他顯得坦然、平靜。
縱觀李勣一生，的確如此——他那充滿傳奇的成功人生，無疑為後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鑑。
君臣的一段理想“婚姻”
魏徵在朝廷起了清廉剛直的表率作用和限製皇權的作用。他是成為太宗時期政治特色的一個象徵，這個特色就是君臣以誠相待，彼此坦率地交換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