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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時作家，大多十分佩服司馬相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歷史學家司馬遷。司馬遷的出生比司馬相如晚三十四年，當他擔任太史令時候，距離司馬相如去世僅僅九年。對於這位前輩作家，司馬遷表現出極大的尊敬。在他的泱泱傳記中，隻有兩篇是專為文學家列的傳記：一是《屈原賈生列傳》，另一個就是《司馬相如列傳》，僅此即可看出司馬相如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我們還可再作深一層次探討：在賈誼的列傳中，司馬遷主要是把他看做和屈原一樣為國著想而不遇其君的文學家來尊敬和同情，所以賈誼和屈原寫在了同一篇傳記中，對賈誼的文學作品，隻收錄了《吊屈原賦》和《服鳥鳥賦》。而在司馬相如的列傳中，司馬遷全文收錄了他的四篇散文、三篇賦作，這就使得《司馬相如列傳》的內容大概是《賈生列傳》的六倍之多。這表明，司馬遷認為司馬相如的文學成就是超過賈誼的。以後的歷代文學家，將司馬相如與司馬遷相提而論，遂有“文章西漢兩司馬”之說。


    漢賦在歷史上的武、宣、元、成帝時代，達到全盛時期。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司馬相如作賦二十九篇，在代表作《天子遊獵賦》中基本規定了漢大賦的模式：先是連篇累牘地堆砌華麗的辭藻，用盡詞語誇張歌頌，大肆描寫宮殿場地的壯麗和帝王生活的豪華奢侈，最後以淫樂亡國、仁義必興的諷諫作為結尾，形成“勸百諷一”的模式。就如司馬遷認同的一樣，這一時期也成就了在漢賦史上占有“賦聖”地位的司馬相如。由“賦聖”二字可見，司馬相如是漢代大賦的最高成就者，以至於後來的一些描寫京都宮苑、田獵、巡遊的大賦都模仿他。這也造成了漢賦的缺點。


    正如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點出：“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皆由於此。”


    提起司馬相如，不可不提他和卓文君的愛情故事，那是中國人千年來談論不疲的話題。司馬相如在漢景帝年間任的武騎常侍一職無法施展才華，所以他就與眾多賦家一起遊於梁孝王門下，可惜不久梁孝王死，司馬相如就投奔好友臨邛縣令王吉了。於是，在臨邛上演了那場在民間傳誦經久不衰的愛情故事。成都人甚至封司馬相如為“情聖”，與“詩聖”杜甫相提並論，以彰顯其情感的偉大。


    然而，“情聖”的封號在今天出了問題。央視《百家講壇》上王立群先生說：“司馬相如琴挑卓文君之前已經有了劫財的準備，因此，這個美麗的愛情故事原來竟是一個先劫色後劫財的騙局。”並引史據典，羅列了一係列的證據。姑且不去破壞這個美麗的千年故事，代代相傳的是我們心底最美好的情愫。姑且從這個娛樂的旋渦中跳出去，兩千年後的今天，我們以長遠的距離讀歷史難以分清真相。創作《司馬相如》一劇的郭啟宏先生的《司馬相如創作手記》中，洋洋灑灑之後，他對司馬相如有一句話的評價：一個集文人的正麵與負麵於一身的人，才是一個真實的司馬相如。


    的確，司馬相如有文人的天賦才華。他的辭賦曾經讓漢武帝讚賞不已，將他誤作古人，感嘆“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他的辭賦又讓閨閣裙釵崇拜得五體投地，使得卓文君演出了“夜奔都亭”的千秋佳話，陳阿嬌又演出了“千金買賦”的悲喜劇。司馬相如有文人“治國平天下”的抱負。他自小“慕藺相如之為人”而取名為相如，可以看出其有不小的誌願。在從政的生涯中，他的確有燦然留名的政績。他對西南夷地形勢的分析鞭辟入裏，“天子以為然”，乃拜“為中郎將，建節往使”。而他又有一種文人式的超脫，“其進仕宦，未嚐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閑居，不慕官爵”。魯迅先生在《漢文學史綱要》中也提到：“武帝時文人，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而一則寂寥，一則被刑。蓋雄於文者，常桀驁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


    不可避免地，司馬相如又處處表現出文人的固有毛病。自然，客觀上的境遇至關重要。高文秀《誶範叔》雜劇中有詳盡說出古代讀書人苦悶的曲子：“自古書生多命薄，端的可便成事的少，你看幾人平步躡雲霄？便讀得十年書，也受得十年暴，便曉得十分事，也抵不得十分飽！至如俺學到老，越著俺窮到老，想詩書不是防身寶，劃地著俺白屋教兒曹。”這就使得始終未能擺脫貧困的司馬相如消磨了年少壯誌，人格出現缺點，與王吉設下圈套，以琴心挑動卓文君；分得老嶽父卓王孫的豐厚家財，不顧內心的掙紮，“令文君當爐”，這就很有無賴相貌了；他為取悅於天子，寫了不少被司馬遷稱之為“虛辭濫說”的作品，浪費自己傲世的才華，甚至可以為百兩黃金去賣賦——《長門賦》；而當他地位攀升之後，他免不了要被“貴易交，富易妻”的民諺所言中，他想納茂陵美女為小妾了。


    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的愛情選擇是他們自己的真實意願，盡管人世間留傳了千百年，舞台上上演了千百年，因為愛是因人而異的，那是一種感覺，是電光火石爆裂的一個瞬間的——心動了，顫抖了，卓文君頭也不回地跟著司馬相如走了。“納妾”的小插曲之後，他們之間再也沒有背棄最初的愛戀，再也沒有放棄最後的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