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頁
和名家一起感受漢朝氣象 作者：邢群麟+付誌宏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歷代帝王在兒女情長上總有扯不完的故事，總是“鑽石恆久遠，緋聞永流傳”，劉秀則不一樣。他雖然跟宋弘說“貴易交,富易妻,這是人之常情”，然而他本人卻用情專一，幾乎沒有緋聞。他年輕時說“仕宦當做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結髮之妻陰麗華最終居正堂，而仕宦呢，不光是做執金吾，連皇帝都做了，這兩個人生理想算是都實現了。更值得後輩花心男人學習的是，皇帝在結婚十七年後，敢在詔書中說自己對陰麗華一往情深，看來劉秀還挺浪漫。女人能有這麽一位夫君，實在是太幸福了。陰麗華對劉秀也是用情專一，而且很賢良，為他分憂解愁，是典型的賢內助。縱覽歷史各代，皇帝婚姻鮮有完美的。而劉秀與陰麗華能夠浪漫而質樸，善始而善終，僅此一件事情，也可見劉秀的不簡單。當時沒有提“和諧社會”，細細想來，劉秀夫婦放在今日那肯定是舉國之典範。
這樣一個近乎完美的帝王，卻由於太過操勞國事，死在批閱文書的龍案上。國家有此明主，安能不昌？作為後人，想到此節，也當為之默哀。“光武中興”每一個字都是劉秀用生命書寫的。功勞赫赫，卻不居功自傲，他在遺詔裏更說：“朕無益百姓,（葬禮）皆如孝文皇帝製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意思就是：“我沒有給百姓造福，後事一切都從簡，照漢文帝那樣，不要浪費，刺史、兩千石以上的高官都不要離城相送，不用派人通知其他官員了。”做人到這樣的境界，確實了不起。
人們喜歡把“光武中興”與“文景之治”做對比，意在言當時之盛。實際上劉秀與光武帝也有一比，一個武功赫赫，一個寬厚仁慈。他們為漢朝的氣象注入兩股不一樣的力量，武帝純陽尚武，威武自信，光武帝調和淳樸，濟世慈民。一個張揚，一個內斂；一個浩浩天威，一個泱泱寬廣。他們為中華民族之高貴氣質，糅合進了自尊和厚重、強悍與溫和。
第三章 百家歸一統 兩漢耀千年
先秦之時，百家爭鳴，儒、墨、道、法、陰陽、雜家，還有名家、縱橫家、兵家、小說家等，各個流派間的知識分子群芳鬥豔，好不熱鬧。但是那時儒僅為百家之一。
後來到西漢，儒學開始顯赫。武帝時出了個董仲舒，則徹底一改百家爭鳴之局麵，而獨尊儒術。自此兩千年來，儒治天下，其內核構建了民族之價值係統。關於儒學，後人多有評說，貶抑者近代以來尤多，對其功用持肯定態度的也不在少數。不管怎麽樣，從叔孫通到董仲舒，儒家逐漸走向了正統，形成了漢代之後統一的文化思想局麵。
與之封閉一統的文化不一樣的是，漢朝選拔製度體現出了多元和開放。錢穆說在此人才選拔製度，即察舉製度的基礎上，使得漢朝政府既非貴族政府，也非軍人政府，又非商人政府，而是一個“崇尚文治的政府”。當時皇帝的用人開放多元，想來與察舉製度有相當大的關係。察舉從漢朝一直延續到隋朝，顯現了它傑出的生命力。而察舉本身與九品中正製以及科舉製度，則成為中國封建歷史上最重要的三種人才選拔製度。
漢朝的多元和強盛，與文化思想和選拔製度有很大的關係。統一與開放，是並行於漢朝體製的兩股源流。這種源自內部的調試，使得整個王朝不至於陰陽失調。
製禮儀 皇家威嚴排山倒海
五代的馮道自稱“長樂老”，歷五朝八姓十一帝依然不倒。歐陽修對其頗有微詞，說他是“無廉恥”的“奸臣”。但是如果按他為百姓所作的貢獻而言，其實還是值得稱頌的。這樣頻繁跳槽，而且跳槽後還都當大幹部，確實也不容易。不過在馮道之前的秦漢，也曾經有這麽一個人物，他頻繁跳槽，有人甚至說他是個“投機家”，他就是叔孫通。
但是，史家司馬遷就曾對這個人評價很高，說他“希世度務，製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司馬遷還描寫叔孫通因功受賞後，能將五百金分給弟子，也算是稍有節操吧。實際上在那樣一個不尊重儒者的朝代，生存確實需要智慧。他能選擇明哲保身、伺機而動，對士大夫階層本身的發展和學術活動的開展也較有利。以司馬遷大哲，不難理解叔孫通的圓滑，其實他是看出了迂迴委曲之中的忍耐和執著，於是說他“大直若曲”。如果今天以固有的道德標準來指責叔孫通，應該說是不夠客觀公平的。
漢朝建國後，劉邦精簡了禮儀，結果上朝的時候，一片慌亂。大臣們在朝堂上也經常有失禮的行為，不是放聲高歌，就是拔劍砍柱子，禮儀不通，劉邦對此十分不滿。用柏楊的話說，當時的官員都是一起和劉邦打天下的黑社會頭子，所以不好管理。按照今人孫家洲的說法，高祖劉邦本人本來是瞧不起儒學的，但是當他立國之後，他卻不得不藉助於儒學來穩定國家的統治。
這個時候儒家開始發跡了，叔孫通於是有用了。其實他還是蠻有遠見的，跟陸賈差不多。陸賈曾經跟劉邦說過天下可馬上得之，但是治國則馬上不行，需要文武並行。叔孫通也認為儒學在進取的時代沒有太多的用武之地，但是到了國家建立之後，到了守成時期，卻必須藉助於儒學之士。所以說他也很有遠見，而且如果說陸賈是點明了方向，那他則是確定了具體的細則。他把他的主張跟漢高祖劉邦講了一番，自己奏請允許他到魯地去徵召一部分魯地的儒生和他自己的弟子一起來製定朝儀，維護朝廷上的君臣等級秩序，劉邦欣然允諾。
這樣一個近乎完美的帝王，卻由於太過操勞國事，死在批閱文書的龍案上。國家有此明主，安能不昌？作為後人，想到此節，也當為之默哀。“光武中興”每一個字都是劉秀用生命書寫的。功勞赫赫，卻不居功自傲，他在遺詔裏更說：“朕無益百姓,（葬禮）皆如孝文皇帝製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意思就是：“我沒有給百姓造福，後事一切都從簡，照漢文帝那樣，不要浪費，刺史、兩千石以上的高官都不要離城相送，不用派人通知其他官員了。”做人到這樣的境界，確實了不起。
人們喜歡把“光武中興”與“文景之治”做對比，意在言當時之盛。實際上劉秀與光武帝也有一比，一個武功赫赫，一個寬厚仁慈。他們為漢朝的氣象注入兩股不一樣的力量，武帝純陽尚武，威武自信，光武帝調和淳樸，濟世慈民。一個張揚，一個內斂；一個浩浩天威，一個泱泱寬廣。他們為中華民族之高貴氣質，糅合進了自尊和厚重、強悍與溫和。
第三章 百家歸一統 兩漢耀千年
先秦之時，百家爭鳴，儒、墨、道、法、陰陽、雜家，還有名家、縱橫家、兵家、小說家等，各個流派間的知識分子群芳鬥豔，好不熱鬧。但是那時儒僅為百家之一。
後來到西漢，儒學開始顯赫。武帝時出了個董仲舒，則徹底一改百家爭鳴之局麵，而獨尊儒術。自此兩千年來，儒治天下，其內核構建了民族之價值係統。關於儒學，後人多有評說，貶抑者近代以來尤多，對其功用持肯定態度的也不在少數。不管怎麽樣，從叔孫通到董仲舒，儒家逐漸走向了正統，形成了漢代之後統一的文化思想局麵。
與之封閉一統的文化不一樣的是，漢朝選拔製度體現出了多元和開放。錢穆說在此人才選拔製度，即察舉製度的基礎上，使得漢朝政府既非貴族政府，也非軍人政府，又非商人政府，而是一個“崇尚文治的政府”。當時皇帝的用人開放多元，想來與察舉製度有相當大的關係。察舉從漢朝一直延續到隋朝，顯現了它傑出的生命力。而察舉本身與九品中正製以及科舉製度，則成為中國封建歷史上最重要的三種人才選拔製度。
漢朝的多元和強盛，與文化思想和選拔製度有很大的關係。統一與開放，是並行於漢朝體製的兩股源流。這種源自內部的調試，使得整個王朝不至於陰陽失調。
製禮儀 皇家威嚴排山倒海
五代的馮道自稱“長樂老”，歷五朝八姓十一帝依然不倒。歐陽修對其頗有微詞，說他是“無廉恥”的“奸臣”。但是如果按他為百姓所作的貢獻而言，其實還是值得稱頌的。這樣頻繁跳槽，而且跳槽後還都當大幹部，確實也不容易。不過在馮道之前的秦漢，也曾經有這麽一個人物，他頻繁跳槽，有人甚至說他是個“投機家”，他就是叔孫通。
但是，史家司馬遷就曾對這個人評價很高，說他“希世度務，製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司馬遷還描寫叔孫通因功受賞後，能將五百金分給弟子，也算是稍有節操吧。實際上在那樣一個不尊重儒者的朝代，生存確實需要智慧。他能選擇明哲保身、伺機而動，對士大夫階層本身的發展和學術活動的開展也較有利。以司馬遷大哲，不難理解叔孫通的圓滑，其實他是看出了迂迴委曲之中的忍耐和執著，於是說他“大直若曲”。如果今天以固有的道德標準來指責叔孫通，應該說是不夠客觀公平的。
漢朝建國後，劉邦精簡了禮儀，結果上朝的時候，一片慌亂。大臣們在朝堂上也經常有失禮的行為，不是放聲高歌，就是拔劍砍柱子，禮儀不通，劉邦對此十分不滿。用柏楊的話說，當時的官員都是一起和劉邦打天下的黑社會頭子，所以不好管理。按照今人孫家洲的說法，高祖劉邦本人本來是瞧不起儒學的，但是當他立國之後，他卻不得不藉助於儒學來穩定國家的統治。
這個時候儒家開始發跡了，叔孫通於是有用了。其實他還是蠻有遠見的，跟陸賈差不多。陸賈曾經跟劉邦說過天下可馬上得之，但是治國則馬上不行，需要文武並行。叔孫通也認為儒學在進取的時代沒有太多的用武之地，但是到了國家建立之後，到了守成時期，卻必須藉助於儒學之士。所以說他也很有遠見，而且如果說陸賈是點明了方向，那他則是確定了具體的細則。他把他的主張跟漢高祖劉邦講了一番，自己奏請允許他到魯地去徵召一部分魯地的儒生和他自己的弟子一起來製定朝儀，維護朝廷上的君臣等級秩序，劉邦欣然允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