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什麽人？
我們是有鹿角的人！
人人晉封了騎士！
準備吃苦受難，準備去死，
如果祖國要我們這樣做。
其中有不少措辭不當和空洞言詞，如“鋼鐵般的雲雀軍團”、“德意誌本性的再生”、“青年的巨大覺醒”、一次“強加於人民的、為了生存的大戰”、渴望一個“更深、更黑暗、更熾熱的世界”、希望清洗“頹廢和粗野”等等。如果有人因檢查而受到局限，卻在一本平時不受人注意的藝術雜誌裏找到一個可以講反麵話的缺口，從而公開表示自己是一個沒有祖國的小夥子，和德國人民堅決忠於祖國的氣氛和態度不一致，那就要受懲罰，不是被送到前線打仗，就是判監禁，或者成為被關進精神病院中的許許多多人中的一個。
阿諾爾德·非特·馮·戈爾森瑙曾在最前線當過中尉，這個貴族傷愈後回來了，他以紀實小說的形式用不算過分的激情寫成真實報告，反麵角色用假名代替，大戰結束後10年才出版。路德維希·雷恩的《戰爭》銷售數達16萬冊，被譯成10種語言。因此，馮·戈爾森瑙（化名雷恩）跟和平主義者恩斯特·弗裏德裏希和埃裏希·馬裏亞·雷馬克一樣，被納粹列在黑名單的最上麵，他於1936年流亡國外。
第八章 戰爭在繼續
“嚮往死在戰場”曾經把一代人推上佛蘭德戰場和法國戰場，用今天的觀點看，納粹是一種由盲目的民族主義、青春期的渴望冒險以及基督教基要主義拚成的可笑的大雜燴。但在當時，這種不易消化的大雜燴是符合時代精神的，它不僅僅充斥在德意誌帝國。喊著十字軍東征式口號，年輕的男子像以前的騎士那樣奔赴好人打壞人的戰場。於是一次“聖戰”打了起來，因為這是“自由人的戰鬥，是從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解放出來的戰鬥。”維克多·博施說。這位法國人不是右派民族主義者，不是反動的天主教徒，他自己坦白地說是無神論者，他是共濟會成員並積極參與人權協會的工作。
壞人們待在後方，在各自的首都統治著參戰國家。他們待在這個國家的首都或那個國家的首都，不管待在哪裏，他們都遠離無人區。那兒，在前線，幻想在戰火中死亡，口號沉沒在泥漿裏，英雄主義的美夢在鐵絲網上告終。能夠經受無法形容的一切而存活下來的人，他們往往喪失了語言，沮喪讓他們沉默。偶爾回家探親，跟留在家裏的人已不能再作正常的溝通。開戰後沒有幾個月，他們經歷的世界就大不一樣了。
羅伯特·格拉弗爾在戰後問到這種緘默的原因，他隻得到了一個十分簡單的解釋：“這正是不正常之處，士兵們回家探親，就6天時間吧，他們並不感到高興。想到要跟那些根本就不知道前線發生了什麽的人待在一起，他們覺得很可怕。無法對這些人解釋，沒法向他們描述前線的炮火聲，這種聲音從不停歇，沒有一刻停歇。”因此，即使在家裏或者在佛蘭德的聖誕節，哪怕很安靜，他們的頭腦裏也會響起這種聲音。正如埃德蒙德·布倫登所說的，前線永遠也不是心髒不好的士兵待的地方。
倒是戰場上的敵我雙方有著共同的語言，聖誕節期間憂傷的心情促使他們互相理解。“我們的士兵其實跟德國人沒有什麽衝突。”薩福克郡兵團的w·n·尼科爾森上校證實說。反過來倒要操心一下，前線的士兵們可不能相處得太友好了，當然打仗時在熾烈的戰火中是不會的。敵方也有一個高級軍官看到了這種危險性。他用十分流利的德語說：“有時幾天以後，雙方崗哨間的敵意就減退了，他們甚至會交談起來。我們現在麵對如此狡猾的敵人，這種風氣不能蔓延。在射程內發現的每一個敵人，崗哨都必須對他開槍。”
然而就算是根據現實情況，雙方的敵意在減弱——為什麽不能將小和平變成大和平呢？僅僅在西線，殘殺不是已經奪走了50萬人的生命嗎？遵守紀律的英國士兵不是早就理解了他們將軍的戰術——讓他們排好隊前進，這不是等於大規模的自殺嗎？不是連那些勇敢的法國兵也早就充滿了恐懼，感到不可避免的死亡就在眼前嗎？不是連嗜戰的敵國士兵也早就在咒罵他們離開安全的家鄉的那一天了嗎？泥漿、潮濕和寒冷不是真正的敵人嗎？不是大家共同的敵人嗎？
隻有士兵們能成功地將停戰維持好幾天，就像索姆河畔戰役後的停戰那樣，隻有當所有的軍隊都像西線部隊那樣行動，那麽所有參戰國的政治家才會被逼得“走投無路”而締結和平。斯坦利·溫特勞布補充說，1914年沒有真正實現持久的和平，原因是作為持久和平的結果，各國的政權就要被推翻，而這一點他們當然很清楚。不過他基本上同意英國軍官尼科爾森的話：“以後，在戰爭中，等到再死幾百萬人以後，結果會完全不一樣的。”
這一點好像戰爭的指揮者們也意識到了，德國的、英國的和法國的部隊統帥們不僅向前線的軍官下達指示，在第二個戰爭年代的聖誕節該如何舉措，並要求作執行匯報。如果1915年重新開展友好聯誼活動的話，要追究每一個人的責任。每一個排長、每一個連長、每一個兵團指揮官都有責任製止任何微小的友好活動企圖。降級和不再晉升是最輕的處罰。他們隨時都有其他手段，最後還有軍事法庭以及嚴厲處罰直至判刑等特殊威脅。
我們是有鹿角的人！
人人晉封了騎士！
準備吃苦受難，準備去死，
如果祖國要我們這樣做。
其中有不少措辭不當和空洞言詞，如“鋼鐵般的雲雀軍團”、“德意誌本性的再生”、“青年的巨大覺醒”、一次“強加於人民的、為了生存的大戰”、渴望一個“更深、更黑暗、更熾熱的世界”、希望清洗“頹廢和粗野”等等。如果有人因檢查而受到局限，卻在一本平時不受人注意的藝術雜誌裏找到一個可以講反麵話的缺口，從而公開表示自己是一個沒有祖國的小夥子，和德國人民堅決忠於祖國的氣氛和態度不一致，那就要受懲罰，不是被送到前線打仗，就是判監禁，或者成為被關進精神病院中的許許多多人中的一個。
阿諾爾德·非特·馮·戈爾森瑙曾在最前線當過中尉，這個貴族傷愈後回來了，他以紀實小說的形式用不算過分的激情寫成真實報告，反麵角色用假名代替，大戰結束後10年才出版。路德維希·雷恩的《戰爭》銷售數達16萬冊，被譯成10種語言。因此，馮·戈爾森瑙（化名雷恩）跟和平主義者恩斯特·弗裏德裏希和埃裏希·馬裏亞·雷馬克一樣，被納粹列在黑名單的最上麵，他於1936年流亡國外。
第八章 戰爭在繼續
“嚮往死在戰場”曾經把一代人推上佛蘭德戰場和法國戰場，用今天的觀點看，納粹是一種由盲目的民族主義、青春期的渴望冒險以及基督教基要主義拚成的可笑的大雜燴。但在當時，這種不易消化的大雜燴是符合時代精神的，它不僅僅充斥在德意誌帝國。喊著十字軍東征式口號，年輕的男子像以前的騎士那樣奔赴好人打壞人的戰場。於是一次“聖戰”打了起來，因為這是“自由人的戰鬥，是從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解放出來的戰鬥。”維克多·博施說。這位法國人不是右派民族主義者，不是反動的天主教徒，他自己坦白地說是無神論者，他是共濟會成員並積極參與人權協會的工作。
壞人們待在後方，在各自的首都統治著參戰國家。他們待在這個國家的首都或那個國家的首都，不管待在哪裏，他們都遠離無人區。那兒，在前線，幻想在戰火中死亡，口號沉沒在泥漿裏，英雄主義的美夢在鐵絲網上告終。能夠經受無法形容的一切而存活下來的人，他們往往喪失了語言，沮喪讓他們沉默。偶爾回家探親，跟留在家裏的人已不能再作正常的溝通。開戰後沒有幾個月，他們經歷的世界就大不一樣了。
羅伯特·格拉弗爾在戰後問到這種緘默的原因，他隻得到了一個十分簡單的解釋：“這正是不正常之處，士兵們回家探親，就6天時間吧，他們並不感到高興。想到要跟那些根本就不知道前線發生了什麽的人待在一起，他們覺得很可怕。無法對這些人解釋，沒法向他們描述前線的炮火聲，這種聲音從不停歇，沒有一刻停歇。”因此，即使在家裏或者在佛蘭德的聖誕節，哪怕很安靜，他們的頭腦裏也會響起這種聲音。正如埃德蒙德·布倫登所說的，前線永遠也不是心髒不好的士兵待的地方。
倒是戰場上的敵我雙方有著共同的語言，聖誕節期間憂傷的心情促使他們互相理解。“我們的士兵其實跟德國人沒有什麽衝突。”薩福克郡兵團的w·n·尼科爾森上校證實說。反過來倒要操心一下，前線的士兵們可不能相處得太友好了，當然打仗時在熾烈的戰火中是不會的。敵方也有一個高級軍官看到了這種危險性。他用十分流利的德語說：“有時幾天以後，雙方崗哨間的敵意就減退了，他們甚至會交談起來。我們現在麵對如此狡猾的敵人，這種風氣不能蔓延。在射程內發現的每一個敵人，崗哨都必須對他開槍。”
然而就算是根據現實情況，雙方的敵意在減弱——為什麽不能將小和平變成大和平呢？僅僅在西線，殘殺不是已經奪走了50萬人的生命嗎？遵守紀律的英國士兵不是早就理解了他們將軍的戰術——讓他們排好隊前進，這不是等於大規模的自殺嗎？不是連那些勇敢的法國兵也早就充滿了恐懼，感到不可避免的死亡就在眼前嗎？不是連嗜戰的敵國士兵也早就在咒罵他們離開安全的家鄉的那一天了嗎？泥漿、潮濕和寒冷不是真正的敵人嗎？不是大家共同的敵人嗎？
隻有士兵們能成功地將停戰維持好幾天，就像索姆河畔戰役後的停戰那樣，隻有當所有的軍隊都像西線部隊那樣行動，那麽所有參戰國的政治家才會被逼得“走投無路”而締結和平。斯坦利·溫特勞布補充說，1914年沒有真正實現持久的和平，原因是作為持久和平的結果，各國的政權就要被推翻，而這一點他們當然很清楚。不過他基本上同意英國軍官尼科爾森的話：“以後，在戰爭中，等到再死幾百萬人以後，結果會完全不一樣的。”
這一點好像戰爭的指揮者們也意識到了，德國的、英國的和法國的部隊統帥們不僅向前線的軍官下達指示，在第二個戰爭年代的聖誕節該如何舉措，並要求作執行匯報。如果1915年重新開展友好聯誼活動的話，要追究每一個人的責任。每一個排長、每一個連長、每一個兵團指揮官都有責任製止任何微小的友好活動企圖。降級和不再晉升是最輕的處罰。他們隨時都有其他手段，最後還有軍事法庭以及嚴厲處罰直至判刑等特殊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