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格爾並不是獨一無二的，和他同齡的思想家、作家和藝術家開頭都跟他那樣在思考和描寫。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後來將經歷過的打擊和震驚銘記在一生中，骯髒而一點不愉快的戰爭將他們從夢想中驚醒，使他們對自己盲目的激情感到吃驚，因而大大改變了他們的語言風格，或者在驚慌失措後保持沉默。
為祖國而死是美好而光榮的，難道為祖國、為最高統治者去倒斃嗎？英國詩人威爾弗雷德·歐文用詩作揭露了霍拉茨的老一套謊言，他有意識地用了《美好的東方禮儀》作為他痛苦的詩作標題。他用一個士兵從1916年聖誕節以來在戰壕裏經歷的事實來揭露這種傳統、空洞而虛假的激情：
在沙袋下像老乞丐般彎著腰，
內翻著膝，像女巫般咳嗽著，
我們涉足在泥漿裏，
直至看見了信號彈轉過身來，
把我們拖到遠方的長眠之處。
勇士們邊睡邊行軍。
許多人的靴子掉了，
拖著淌血的腳繼續跛行。
像瘸子，像瞎子，
蹣跚地拖著步子，聽不見
落在我們身後的炮彈聲。
恩斯特·雲格爾在整個大戰過程中保持著忠誠，“以一種近乎病態的勇敢精神”（尼爾·弗格森語），即使麵對著殘忍，他的語言仍然是冷靜的：“在活著的抵抗者之間躺著死者。在挖開掩蔽洞時，我們發現死者上下疊成了幾層，一個連隊的人在密集的掃射下被緊緊擠在了一起。”
雲格爾用他的語言至少描述了事實真相，而這些真相正是記者所迴避的或者是必須迴避的。所有的士兵在築戰壕時都會把死者殘體用上，不斷因發出強烈臭味而發現沙袋裏有人體殘骸，它們是在築防衛牆時被塞進去的——而戰場上的雙方都認為這一切是很正常的。
不僅僅是恩斯特·雲格爾那樣的作者，還有像托馬斯·曼那樣的文學家，他們開始也被民族主義 病毒 所感染，後來在戰爭過程中才慢慢不再發燒、不再說胡話或寫胡話了。托馬斯·曼曾在寫給抒情詩人理察·德默爾的一封信中，像一個在1914年8月突然醒悟到要說話的業餘作者那樣，對發生的事件作了解釋、讚揚和深化。總而言之，在戰爭中，這是一個作家的神聖職責。他和許多其他文學家——格哈德·豪普特曼、賴納·瑪麗亞·裏爾克、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作為歌德和席勒的後代而對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建設負有責任，並表示出尚武精神。於是他們成了家鄉後方部隊的一部分，在推動戰爭並寬容戰爭帶來的後果。
他們年紀太大，不必親自到前線去打仗，打仗的事情由年輕人來解決，由他們去作出犧牲。在《基督和士兵》中，沙遜讓一個士兵去問耶穌基督在戰爭中站在哪一邊。他沒有得到答案，但至少詩人毫不懷疑，耶穌站在雙方剛死去者的家庭一邊。
適齡藝術家們並不懷疑戰爭的意義，他們虔誠地走上戰場。作為誌願兵的有：畫家奧斯卡·科科施卡、弗朗茨·馬克、奧托·迪克斯和馬克斯·貝克曼；戲劇評論家阿爾弗雷德·克爾；詩人克拉邦德（即阿爾弗雷德·亨施克）、赫爾曼·黑塞和格奧爾格·特拉克爾。馬克斯·斯萊福格斯甚至成為戰地畫家，他覺得待在前線可以豐富藝術生活。1914年聖誕節以前有首批表現主義藝術家喪生。
敵人清早開槍，
我便披掛上陣，
火力在頭盔和皮帶上方穿過，
前進，向前看，流血廝殺，
抓緊韁繩。
也許傍晚時分
我們以勝利者進軍。
也許任何地方
在屍體間挺直身子……
寫這首詩的恩斯特·施塔德勒傍晚時分真的挺直身子躺在了屍體間，他於1914年10月30日在伊珀爾附近的贊德福特陣亡。隻是，他作為一個德國人而死，而他短暫的一生卻是一個歐洲人的一生。他在斯特拉斯堡長大，在那兒念大學，學的是日耳曼學和 羅馬 語語言文學，後獲劍橋大學塞西爾-羅茲基金會頒發的獎學金，並在那裏完成大學執教資格論文《論威蘭的莎士比亞戲劇翻譯》。接著在布魯塞爾大學當講師，1913年被聘任多倫多大學教授，施塔德勒在那裏的任教工作應於1914年9月開始。
然而戰爭先於這一時間爆發。
其他人保持著沉默，不僅僅是因為在德國有嚴格的檢查機構而不被發表，他們也以沉默表達抗議，學卡爾·克勞斯的做法，他幾乎有9個月沒有再出版他的《火炬》。在名單上列著真正的歌德和席勒式傳統的反戰主義者：約翰內斯·r·貝歇爾、安妮特·科爾布、裏卡達·胡赫、阿圖爾·施尼茨勒、萊昂哈德·弗蘭克和亨利希·曼。
1915年聖誕節前不久的普通一天，那些威風凜凜的筆桿子士兵也變得沉默了。本來就是難以描述的恐怖事情變得不能再描述了，現在隻有那些頑固的、不聽勸說的人還在寫。他們從來沒有過這麽多的讀者，因為報紙和雜誌有幸在“戰爭詩”這一欄目中發表洋洋大篇的文章給人民、給祖國、給德皇看，發表一些反對法國和英國的空話連篇的辯論——如果從這樣的思維財富中產生一首詩，那最受編輯的歡迎了，因為這是更高尚的德意誌文化的證明。比如赫爾曼·祖德曼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裏將一首短詩投到《柏林日報》的欄目中：
為祖國而死是美好而光榮的，難道為祖國、為最高統治者去倒斃嗎？英國詩人威爾弗雷德·歐文用詩作揭露了霍拉茨的老一套謊言，他有意識地用了《美好的東方禮儀》作為他痛苦的詩作標題。他用一個士兵從1916年聖誕節以來在戰壕裏經歷的事實來揭露這種傳統、空洞而虛假的激情：
在沙袋下像老乞丐般彎著腰，
內翻著膝，像女巫般咳嗽著，
我們涉足在泥漿裏，
直至看見了信號彈轉過身來，
把我們拖到遠方的長眠之處。
勇士們邊睡邊行軍。
許多人的靴子掉了，
拖著淌血的腳繼續跛行。
像瘸子，像瞎子，
蹣跚地拖著步子，聽不見
落在我們身後的炮彈聲。
恩斯特·雲格爾在整個大戰過程中保持著忠誠，“以一種近乎病態的勇敢精神”（尼爾·弗格森語），即使麵對著殘忍，他的語言仍然是冷靜的：“在活著的抵抗者之間躺著死者。在挖開掩蔽洞時，我們發現死者上下疊成了幾層，一個連隊的人在密集的掃射下被緊緊擠在了一起。”
雲格爾用他的語言至少描述了事實真相，而這些真相正是記者所迴避的或者是必須迴避的。所有的士兵在築戰壕時都會把死者殘體用上，不斷因發出強烈臭味而發現沙袋裏有人體殘骸，它們是在築防衛牆時被塞進去的——而戰場上的雙方都認為這一切是很正常的。
不僅僅是恩斯特·雲格爾那樣的作者，還有像托馬斯·曼那樣的文學家，他們開始也被民族主義 病毒 所感染，後來在戰爭過程中才慢慢不再發燒、不再說胡話或寫胡話了。托馬斯·曼曾在寫給抒情詩人理察·德默爾的一封信中，像一個在1914年8月突然醒悟到要說話的業餘作者那樣，對發生的事件作了解釋、讚揚和深化。總而言之，在戰爭中，這是一個作家的神聖職責。他和許多其他文學家——格哈德·豪普特曼、賴納·瑪麗亞·裏爾克、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作為歌德和席勒的後代而對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建設負有責任，並表示出尚武精神。於是他們成了家鄉後方部隊的一部分，在推動戰爭並寬容戰爭帶來的後果。
他們年紀太大，不必親自到前線去打仗，打仗的事情由年輕人來解決，由他們去作出犧牲。在《基督和士兵》中，沙遜讓一個士兵去問耶穌基督在戰爭中站在哪一邊。他沒有得到答案，但至少詩人毫不懷疑，耶穌站在雙方剛死去者的家庭一邊。
適齡藝術家們並不懷疑戰爭的意義，他們虔誠地走上戰場。作為誌願兵的有：畫家奧斯卡·科科施卡、弗朗茨·馬克、奧托·迪克斯和馬克斯·貝克曼；戲劇評論家阿爾弗雷德·克爾；詩人克拉邦德（即阿爾弗雷德·亨施克）、赫爾曼·黑塞和格奧爾格·特拉克爾。馬克斯·斯萊福格斯甚至成為戰地畫家，他覺得待在前線可以豐富藝術生活。1914年聖誕節以前有首批表現主義藝術家喪生。
敵人清早開槍，
我便披掛上陣，
火力在頭盔和皮帶上方穿過，
前進，向前看，流血廝殺，
抓緊韁繩。
也許傍晚時分
我們以勝利者進軍。
也許任何地方
在屍體間挺直身子……
寫這首詩的恩斯特·施塔德勒傍晚時分真的挺直身子躺在了屍體間，他於1914年10月30日在伊珀爾附近的贊德福特陣亡。隻是，他作為一個德國人而死，而他短暫的一生卻是一個歐洲人的一生。他在斯特拉斯堡長大，在那兒念大學，學的是日耳曼學和 羅馬 語語言文學，後獲劍橋大學塞西爾-羅茲基金會頒發的獎學金，並在那裏完成大學執教資格論文《論威蘭的莎士比亞戲劇翻譯》。接著在布魯塞爾大學當講師，1913年被聘任多倫多大學教授，施塔德勒在那裏的任教工作應於1914年9月開始。
然而戰爭先於這一時間爆發。
其他人保持著沉默，不僅僅是因為在德國有嚴格的檢查機構而不被發表，他們也以沉默表達抗議，學卡爾·克勞斯的做法，他幾乎有9個月沒有再出版他的《火炬》。在名單上列著真正的歌德和席勒式傳統的反戰主義者：約翰內斯·r·貝歇爾、安妮特·科爾布、裏卡達·胡赫、阿圖爾·施尼茨勒、萊昂哈德·弗蘭克和亨利希·曼。
1915年聖誕節前不久的普通一天，那些威風凜凜的筆桿子士兵也變得沉默了。本來就是難以描述的恐怖事情變得不能再描述了，現在隻有那些頑固的、不聽勸說的人還在寫。他們從來沒有過這麽多的讀者，因為報紙和雜誌有幸在“戰爭詩”這一欄目中發表洋洋大篇的文章給人民、給祖國、給德皇看，發表一些反對法國和英國的空話連篇的辯論——如果從這樣的思維財富中產生一首詩，那最受編輯的歡迎了，因為這是更高尚的德意誌文化的證明。比如赫爾曼·祖德曼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裏將一首短詩投到《柏林日報》的欄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