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並不承認商鞅的功績，它認為商鞅從來就是個壞種，正是他那不正常的被任用導致了後來那些發端的征服戰爭。無論是什麽原因導致商鞅匆忙逃離，他是帶著對早期傳統的深深鄙棄逃離的，他決心到秦國，因為這個國家當時正在極力招徠人才。當秦孝公（前361—前338年在位）接見了他之後，他是以陳說儒家的陳詞濫調作開端的，秦孝公毫無興趣。當商鞅吊起秦孝公的胃口，開始討論嚴峻的現實時，秦孝公才開始興奮起來。到公元前359年，商鞅已不僅僅是秦國政府的一員，他開始實施他那橫掃一切的計劃，進行一場合法的、轟轟烈烈的改革。然而，商鞅的大部分觀點跟儒家信條相牴觸，秦孝公開始擔心他的國家將再次被認為是無知、不開化的地方。但商鞅告訴秦孝公，他可以沿襲儒家之道，不過這將一事無成；然而如果他採用自己的辦法，他將有實實在在的收穫：
“猶豫者，將聲名無獲。躊躇一朝將一事無成……有獨立思想者必會遭到庸人嘲笑。愚者隻聽說那些早就習以為常的，智者能預見尚未發生的。”
在周代，儒家式的教育早就深思熟慮地防止像商鞅這樣的人說出這樣的話。孔子一生都在為這樣一些原則而奔走—從長者那裏獲取諸如準則、智慧等等。一個明智的人被認為不應對這些原則有所置疑。然而秦孝公卻準備傾聽另外一種聲音，這種聲音實在不比讓一個無知的人掌管準則更好，而且認為真正的智慧就是做任何實際有需要的事。
經過商鞅變法，秦國整個被重組了。什伍保甲法這種中國古老的村落編製方式變成了政府組織的一個單位，這十家、五家互相監督，甚至互相告密，任何告密犯罪行為的人都可以獲得跟戰場上的甲士斬首一馘同等的獎金，而任何遺漏犯罪線索的人將被腰斬。國民們被迫成為為國家公務而勞作的機器，隻有農夫和織者受到肯定，懶惰被看作不可饒恕的過錯，遊手好閑則將被罰做官奴隸。
然而，秦國貴族起先根本沒有接受任何商鞅的法令。秦國貴族們是經歷戰陣的，他們並不害怕用軍事手段，相反，他們以之冒險，要麽獲得成功，要麽被從公室貴族的群體中清除。商鞅的改革造就了一種嚴厲的、法西斯式的氛圍，秦擁有了虎狼一般的軍隊，並虎視眈眈地窺視鄰國，秦國從此成為一個國君沉醉於自己的憲法，並不斷擴張自己疆域的國家。商鞅變法造就了一部征服機器，與此同時他也為自己四麵樹敵。小農階層他尚能應付，當數以千計的國人反對他的恐怖統治之際，商鞅就把他們安置到邊境，這樣，反對就暫時平息了。然而，他麵臨著舊貴族們的更大阻力，尤其當太子的助手和老師反對之際，商鞅終於對他們施以刺字（墨）、割鼻（劓）之刑。
神聖的命運(5)
雖然秦在軍事上獲得了巨大成功，然而隻是在秦孝公執政時期，商鞅逃脫了仇敵的製裁，當孝公於公元前338年去世之際，太子加冕即位，即秦惠文君（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他追究起商鞅對其師傅施加肉刑的往事，惠文君做太子時曾多年壓製住對商鞅的憤怒，商鞅當然明白這一點。現在惠文君成了新的國君，商鞅於是逃跑了。
當他逃到邊境附近的一家小旅館時，他被拒絕入宿，因為他不能提供合法的身份證明書。旅館老闆孜孜守法，他告密說商鞅本人來過這裏了，被驅逐的官僚們又對商鞅極度仇視，因此商鞅沒有能越過秦國邊界。鄰國又極其害怕秦國，他們拒絕接納逃難的商鞅，最終，商鞅無路可逃，隻能回到秦國，在那裏，他曾挫敗過陰謀政變，然而，他終於成為一個他親手創立體製下的俘虜。惠文君下令將商鞅車裂，並且誅殺他的全家。
不過商鞅的政策沒有讓國民們感覺到快樂，他們立即感覺到了國家政權對他們強有力的控製。過了十來年，商鞅的計劃開始奏效，他死後，犯罪在秦國被完全消滅，任何好戰者都被充實到秦國戰場的前沿。後來者會指出商鞅政策的矛盾性，即他的法律帶來了一種恐怖的氣氛，在這些法律的強迫下，人民變得赤貧、背叛。
不過，即使是處決商鞅的惠文君，似乎也受了商鞅政策的感染，他開始喜歡起卑鄙的陰謀，並冷酷地謀求任何可能的事情。商鞅可以發出最後一笑了，因為他的政策被惠文君沿用，並使這個國家的法律空前地嚴酷。秦國對本國國土外的生存空間的胃口毫無疑問地持續著，在惠文君執政的當年，秦軍攫取了一塊黃河以北的土地，這土地原來屬於它的鄰國魏國。惠文君起初將這片土地歸還了，但後來他又改變了主意，他重新占領了這片地方，並強迫這片土地上的魏國居民遷徙到魏國本土。接著這次征服，他更大刀闊斧地遠征西南，到了今天四川的肥沃盆地上。他完全征服了當地土著，將最後一位蜀王封為秦國爵製中的“公”。秦攫取的土地讓它的疆土成倍擴大，從此它的統治延伸到那些富庶的土地上，並且通過南方威脅到中原。歷來，能據有長江上遊是非常關鍵的，而秦做到了這一點，這使它更具鋒芒，最終能夠跟位於長江流域的遼闊楚國決一雌雄。
從《史記》記載的史料看，戰國時代充斥的不僅僅是戰爭，還有各種的聯盟活動。盡管大量的競爭是為了保全自己，但從此它們統統都不再尊奉周王的威嚴，自己稱王。秦也加入這一潮流，在進行了豐盛而儀式複雜的獻祭之後，秦惠文君十二年開始改為秦惠文王元年。
“猶豫者，將聲名無獲。躊躇一朝將一事無成……有獨立思想者必會遭到庸人嘲笑。愚者隻聽說那些早就習以為常的，智者能預見尚未發生的。”
在周代，儒家式的教育早就深思熟慮地防止像商鞅這樣的人說出這樣的話。孔子一生都在為這樣一些原則而奔走—從長者那裏獲取諸如準則、智慧等等。一個明智的人被認為不應對這些原則有所置疑。然而秦孝公卻準備傾聽另外一種聲音，這種聲音實在不比讓一個無知的人掌管準則更好，而且認為真正的智慧就是做任何實際有需要的事。
經過商鞅變法，秦國整個被重組了。什伍保甲法這種中國古老的村落編製方式變成了政府組織的一個單位，這十家、五家互相監督，甚至互相告密，任何告密犯罪行為的人都可以獲得跟戰場上的甲士斬首一馘同等的獎金，而任何遺漏犯罪線索的人將被腰斬。國民們被迫成為為國家公務而勞作的機器，隻有農夫和織者受到肯定，懶惰被看作不可饒恕的過錯，遊手好閑則將被罰做官奴隸。
然而，秦國貴族起先根本沒有接受任何商鞅的法令。秦國貴族們是經歷戰陣的，他們並不害怕用軍事手段，相反，他們以之冒險，要麽獲得成功，要麽被從公室貴族的群體中清除。商鞅的改革造就了一種嚴厲的、法西斯式的氛圍，秦擁有了虎狼一般的軍隊，並虎視眈眈地窺視鄰國，秦國從此成為一個國君沉醉於自己的憲法，並不斷擴張自己疆域的國家。商鞅變法造就了一部征服機器，與此同時他也為自己四麵樹敵。小農階層他尚能應付，當數以千計的國人反對他的恐怖統治之際，商鞅就把他們安置到邊境，這樣，反對就暫時平息了。然而，他麵臨著舊貴族們的更大阻力，尤其當太子的助手和老師反對之際，商鞅終於對他們施以刺字（墨）、割鼻（劓）之刑。
神聖的命運(5)
雖然秦在軍事上獲得了巨大成功，然而隻是在秦孝公執政時期，商鞅逃脫了仇敵的製裁，當孝公於公元前338年去世之際，太子加冕即位，即秦惠文君（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他追究起商鞅對其師傅施加肉刑的往事，惠文君做太子時曾多年壓製住對商鞅的憤怒，商鞅當然明白這一點。現在惠文君成了新的國君，商鞅於是逃跑了。
當他逃到邊境附近的一家小旅館時，他被拒絕入宿，因為他不能提供合法的身份證明書。旅館老闆孜孜守法，他告密說商鞅本人來過這裏了，被驅逐的官僚們又對商鞅極度仇視，因此商鞅沒有能越過秦國邊界。鄰國又極其害怕秦國，他們拒絕接納逃難的商鞅，最終，商鞅無路可逃，隻能回到秦國，在那裏，他曾挫敗過陰謀政變，然而，他終於成為一個他親手創立體製下的俘虜。惠文君下令將商鞅車裂，並且誅殺他的全家。
不過商鞅的政策沒有讓國民們感覺到快樂，他們立即感覺到了國家政權對他們強有力的控製。過了十來年，商鞅的計劃開始奏效，他死後，犯罪在秦國被完全消滅，任何好戰者都被充實到秦國戰場的前沿。後來者會指出商鞅政策的矛盾性，即他的法律帶來了一種恐怖的氣氛，在這些法律的強迫下，人民變得赤貧、背叛。
不過，即使是處決商鞅的惠文君，似乎也受了商鞅政策的感染，他開始喜歡起卑鄙的陰謀，並冷酷地謀求任何可能的事情。商鞅可以發出最後一笑了，因為他的政策被惠文君沿用，並使這個國家的法律空前地嚴酷。秦國對本國國土外的生存空間的胃口毫無疑問地持續著，在惠文君執政的當年，秦軍攫取了一塊黃河以北的土地，這土地原來屬於它的鄰國魏國。惠文君起初將這片土地歸還了，但後來他又改變了主意，他重新占領了這片地方，並強迫這片土地上的魏國居民遷徙到魏國本土。接著這次征服，他更大刀闊斧地遠征西南，到了今天四川的肥沃盆地上。他完全征服了當地土著，將最後一位蜀王封為秦國爵製中的“公”。秦攫取的土地讓它的疆土成倍擴大，從此它的統治延伸到那些富庶的土地上，並且通過南方威脅到中原。歷來，能據有長江上遊是非常關鍵的，而秦做到了這一點，這使它更具鋒芒，最終能夠跟位於長江流域的遼闊楚國決一雌雄。
從《史記》記載的史料看，戰國時代充斥的不僅僅是戰爭，還有各種的聯盟活動。盡管大量的競爭是為了保全自己，但從此它們統統都不再尊奉周王的威嚴，自己稱王。秦也加入這一潮流，在進行了豐盛而儀式複雜的獻祭之後，秦惠文君十二年開始改為秦惠文王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