礙於麵子，我不大好提出“薩爾人是否有追隨納粹主義的思想趨向”這樣的問題，於是就把問話的內容換了一種形式。我問那位老兵房東：“希特勒做惡到如此程度，你們這一代人為什麽就不抵抗呢？”
老房東反問道：“為什麽抵抗？因為失去自由？因為建立了集中營？還是因為政府和猶太人過不去？都不會的。你看，直至二戰，德國的傳統裏還沒有出現過自由、民主和人權的價值觀。老百姓判斷政府優劣的標準是純物質的。去追求法國式的自由精神？對不起，德國更相信強人。希特勒從上台到發動戰爭，一共準備了6年。在這段時間裏，德國的經濟大翻身，一戰失去的主權被一個一個地奪回來了，工人的利益通過最低工資的規定和社會保險製度的推行得到了保障。民眾對這個政府的滿意導致了極度的信任和崇拜，在這種情況下，把大眾行為引向戰爭的歧路就不困難了。何況德國歷來就有愛打架的傳統。”
在第三帝國，有廣泛群眾基礎的抵抗運動是根本不存在的。
1995年，德國媒體所做的一次民意調查的結果可以給老房東所講的這番話做一個註腳：戰爭過後50年，居然仍有1/3被詢問者認為“納粹從根本上來說不是壞事，可惜它選擇了作惡”。由此不難想像當年的反納粹活動會是何等孤立和艱辛。正如哈摩斯坦博士所說，那是一場“沒有人民的抵抗”。
我開始關注“二戰”時的德國反納粹運動，盡管這個運動最終也沒有成了氣候。
在採訪埃森的一位老兵時，我們曾談論到一個很敏感的話題，那就是如何評判德國籍的蘇聯間諜佐爾格的民族立場。
老兵說：“1941年入冬的時候我們到達了莫斯科城外，在那裏我們遭遇到了從未見識過的嚴寒，不用說打仗，我們連行動都已經很困難了。您知道這時發生了什麽事嗎？”
我注視著他，等待他自己端出答案。
他說：“一個德國的賣國賊幫助史達林打退了我們！他就是《法蘭克福報》派駐東京的特派記者，佐爾格，他是個蘇聯間諜。這傢夥本事大得很，在德國大使館裏還能搞到自己單獨的辦公室。就是他，在1941年10月把日本不準備進攻蘇聯的絕密情報傳給了史達林，結果促使史達林下決心把放在西伯利亞防備日本入侵的11個遠東主力師（共25萬人哪！）一下子調到了莫斯科戰場。這些部隊裝備精良，彪悍兇猛，擅長在嚴寒條件下作戰。他們一加入莫斯科會戰，我們這些快凍僵的人馬上就支撐不住了。所以，我們沒有不恨這個佐爾格的。沒有他，蘇、德戰爭的歷史有可能會改寫，更多的德國人就能夠活下來，我說的還不止是士兵能活下來，還有很多德國老百姓。
圖9-5：被世人稱為改寫了”二戰“歷史的間諜之王佐爾格。在日本被捕後他曾坦然說：日本已經沒有值得我竊取的情報了。左圖是佐爾格遺照，右圖是建於莫斯科的佐爾格雕像，作品中的他以經典的”風衣間諜“形象從一麵石牆中走出，在牆上留下一個異形身影，隱喻著他從一位”一戰“德國軍人到一個”二戰“紅色間諜的立場和身份的變化。
“在莫斯科會戰中，我負了參戰以來的第一次傷，我被俄國人的衝鋒鎗子彈擊中了右腿，幸虧隻是撕去了一大塊肌肉沒有傷到骨頭，而我的很多戰友被打死了。俄國人保衛自己的國家沒有過錯，我恨就恨佐爾格這樣的民族敗類。”
佐爾格的事我也早有耳聞。此人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德籍的蘇聯高級特工，被後人稱為“間諜之王”。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19歲的他自願報名加入德軍，在1916年的西線的一次炮戰中被炸傷，造成兩腿的終身輕微殘疾。在療傷期間他開始閱讀德共的讀物，傷愈後先後在柏林、基爾和漢堡的大學攻讀經濟和哲學，並與1919年獲得了博士學位。
在戰後的十年間，他一共加入了3個政黨：1919年加入德國共產黨、1925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29年加入納粹黨，其中納粹黨員的身份是他的政治偽裝。他在“二戰”時的真實身份是共產國際派駐日本的間諜。
在始於1925年的16年蘇聯特工生涯中，佐爾克不僅表現得極度敬業，業績也異常出色。從1939年“二戰”開始到1941年佐爾格在日本被捕，他總共向莫斯科發送了141次電報，做到了讓蘇軍總司令部軍情4局在每周內至少能收到一次來自日本的秘密電文。
1941年，他向史達林傳遞了兩份對蘇聯命運來說無疑是生死攸關的重要情報：一次是在德國進攻蘇聯前22天他在發給莫斯科的密電中稱：德軍將在6月22日進攻蘇聯；另一次是在莫斯科會戰初期他通知蘇聯情報部門說，日本不會發動對蘇戰爭，因為日本將在幾周內對美國開戰。
前者沒有引起史達林的重視，導致了本來可以防備的德軍入侵變成了敵人的突然襲擊，並讓蘇軍付出慘重損失。痛定思痛的史達林開始變乖，他相信了佐爾格的第二份重要情報。
我對埃森的那位老兵說：“從工作的角度講，佐爾格是一位改寫了世界歷史的出色特工。他送去的情報對於蘇聯衛國戰爭的進程來說太重要了。1941年10月4日他發出日本不會進攻蘇聯的消息，當時莫斯科會戰才開始兩天，首都保衛戰正急需援軍。結果，12月5日，史達林從西伯利亞調到莫斯科的十多個遠東師發起了加裏寧戰役，德國的閃擊戰就此止步。”
老房東反問道：“為什麽抵抗？因為失去自由？因為建立了集中營？還是因為政府和猶太人過不去？都不會的。你看，直至二戰，德國的傳統裏還沒有出現過自由、民主和人權的價值觀。老百姓判斷政府優劣的標準是純物質的。去追求法國式的自由精神？對不起，德國更相信強人。希特勒從上台到發動戰爭，一共準備了6年。在這段時間裏，德國的經濟大翻身，一戰失去的主權被一個一個地奪回來了，工人的利益通過最低工資的規定和社會保險製度的推行得到了保障。民眾對這個政府的滿意導致了極度的信任和崇拜，在這種情況下，把大眾行為引向戰爭的歧路就不困難了。何況德國歷來就有愛打架的傳統。”
在第三帝國，有廣泛群眾基礎的抵抗運動是根本不存在的。
1995年，德國媒體所做的一次民意調查的結果可以給老房東所講的這番話做一個註腳：戰爭過後50年，居然仍有1/3被詢問者認為“納粹從根本上來說不是壞事，可惜它選擇了作惡”。由此不難想像當年的反納粹活動會是何等孤立和艱辛。正如哈摩斯坦博士所說，那是一場“沒有人民的抵抗”。
我開始關注“二戰”時的德國反納粹運動，盡管這個運動最終也沒有成了氣候。
在採訪埃森的一位老兵時，我們曾談論到一個很敏感的話題，那就是如何評判德國籍的蘇聯間諜佐爾格的民族立場。
老兵說：“1941年入冬的時候我們到達了莫斯科城外，在那裏我們遭遇到了從未見識過的嚴寒，不用說打仗，我們連行動都已經很困難了。您知道這時發生了什麽事嗎？”
我注視著他，等待他自己端出答案。
他說：“一個德國的賣國賊幫助史達林打退了我們！他就是《法蘭克福報》派駐東京的特派記者，佐爾格，他是個蘇聯間諜。這傢夥本事大得很，在德國大使館裏還能搞到自己單獨的辦公室。就是他，在1941年10月把日本不準備進攻蘇聯的絕密情報傳給了史達林，結果促使史達林下決心把放在西伯利亞防備日本入侵的11個遠東主力師（共25萬人哪！）一下子調到了莫斯科戰場。這些部隊裝備精良，彪悍兇猛，擅長在嚴寒條件下作戰。他們一加入莫斯科會戰，我們這些快凍僵的人馬上就支撐不住了。所以，我們沒有不恨這個佐爾格的。沒有他，蘇、德戰爭的歷史有可能會改寫，更多的德國人就能夠活下來，我說的還不止是士兵能活下來，還有很多德國老百姓。
圖9-5：被世人稱為改寫了”二戰“歷史的間諜之王佐爾格。在日本被捕後他曾坦然說：日本已經沒有值得我竊取的情報了。左圖是佐爾格遺照，右圖是建於莫斯科的佐爾格雕像，作品中的他以經典的”風衣間諜“形象從一麵石牆中走出，在牆上留下一個異形身影，隱喻著他從一位”一戰“德國軍人到一個”二戰“紅色間諜的立場和身份的變化。
“在莫斯科會戰中，我負了參戰以來的第一次傷，我被俄國人的衝鋒鎗子彈擊中了右腿，幸虧隻是撕去了一大塊肌肉沒有傷到骨頭，而我的很多戰友被打死了。俄國人保衛自己的國家沒有過錯，我恨就恨佐爾格這樣的民族敗類。”
佐爾格的事我也早有耳聞。此人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德籍的蘇聯高級特工，被後人稱為“間諜之王”。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19歲的他自願報名加入德軍，在1916年的西線的一次炮戰中被炸傷，造成兩腿的終身輕微殘疾。在療傷期間他開始閱讀德共的讀物，傷愈後先後在柏林、基爾和漢堡的大學攻讀經濟和哲學，並與1919年獲得了博士學位。
在戰後的十年間，他一共加入了3個政黨：1919年加入德國共產黨、1925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29年加入納粹黨，其中納粹黨員的身份是他的政治偽裝。他在“二戰”時的真實身份是共產國際派駐日本的間諜。
在始於1925年的16年蘇聯特工生涯中，佐爾克不僅表現得極度敬業，業績也異常出色。從1939年“二戰”開始到1941年佐爾格在日本被捕，他總共向莫斯科發送了141次電報，做到了讓蘇軍總司令部軍情4局在每周內至少能收到一次來自日本的秘密電文。
1941年，他向史達林傳遞了兩份對蘇聯命運來說無疑是生死攸關的重要情報：一次是在德國進攻蘇聯前22天他在發給莫斯科的密電中稱：德軍將在6月22日進攻蘇聯；另一次是在莫斯科會戰初期他通知蘇聯情報部門說，日本不會發動對蘇戰爭，因為日本將在幾周內對美國開戰。
前者沒有引起史達林的重視，導致了本來可以防備的德軍入侵變成了敵人的突然襲擊，並讓蘇軍付出慘重損失。痛定思痛的史達林開始變乖，他相信了佐爾格的第二份重要情報。
我對埃森的那位老兵說：“從工作的角度講，佐爾格是一位改寫了世界歷史的出色特工。他送去的情報對於蘇聯衛國戰爭的進程來說太重要了。1941年10月4日他發出日本不會進攻蘇聯的消息，當時莫斯科會戰才開始兩天，首都保衛戰正急需援軍。結果，12月5日，史達林從西伯利亞調到莫斯科的十多個遠東師發起了加裏寧戰役，德國的閃擊戰就此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