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時間的延長，敵對雙方在戰爭期間以及戰爭剛結束時的那種彼此敵視已逐漸融化，勝敗雙方的關係日益接近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這種就變化像是在黑暗中出現了一線光亮，而且越來越亮。戴寧不再為悲慘而沒有希望的生活而沮喪，也不再認為戰俘生活是在毫無意義地消費青春時光，他意識到這段生活可能給他一生帶來某種重要價值。漫長的戰俘生活使他具備了承受人間任何苦難的能力，也讓他真正明白了人類為什麽必須拒絕戰爭。
1946年10月－12月，戴寧被送到貝爾格勒參加一個為德國戰俘舉辦的反法西斯培訓班。在那裏，他第一次看到了揭露納粹集中營罪行的記錄影片，第一次接觸到了外部世界對納粹德國的看法，第一次思考和參與討論了造成戰爭災難的製度原因，也第一次學會了用批判的眼光審視自己的國家奉行的國內外政策。戴寧每天都在吸收著的新的知識和見解，這使他感到自己變得眼亮了，心寬了，腰直了。他開始相信前途的光明，開始暢想一種自由和平等的新德國。在那段時間裏，他常常會默誦海涅的一段詩句：
心啊，
不要憂鬱，
坦對你的境遇，
被冬天帶走的，春天還會帶去，
你的所得是如此之巨，
這世界依然是如此美麗，
我的心啊，
去愛你屬意的一切。
戰俘營的正常化管理和反法西斯教育使得德國戰俘在參與南斯拉夫重建中的勞動姿態變得日益主動。戴寧認為，從道義上說，這也是每個參與了侵略戰爭的德國人無法拒絕的一種補償義務。
1948年5月，南斯拉夫的內政部長蘭克維茨發表聲明說，政府決定在年底釋放剩餘的全部在押德國戰俘。在同一個月，戴寧在克拉列沃戰俘營讀到了南斯拉夫負責戰俘營事務的兩位黨政官員的公開信，上麵說道：
“你們告別戰俘營，重返家鄉的時侯就要到了。我們必須再次感謝你們為建設我們的國家所作出的巨大貢獻。你們也常常在教會我們的人應該怎樣工作。你們的勞動和成績得到了我們的充分認可……”
戰爭後期，在南斯拉夫的作戰局麵曾極度混亂，被狄托遊擊隊俘虜的德軍士兵的總數至今缺乏定論。歷史學家施密德在2007年出版的《南斯拉夫戰爭舞台》一書中稱共有17萬至20萬人被俘。用這個數字和德國紅十字統計出來的8.5萬從南斯拉夫獲釋戰俘的數字相減，死在南斯拉夫的德國戰俘約為8.5萬至11.5人，死亡率至少是戰俘總數的50％。這種說法和和歷史學家波默1976年出版的《南斯拉夫的德國戰俘》一書中給出的8萬德國戰俘死於南斯拉夫的結論相近。無論這些數據是否準確地符合歷史真實，不幸的戴寧終歸還是幸運的，因為他從死人的統計數中爬進了由活下來的人構成的另一個統計數，而且最終熬到了回家的那一天。
1949年1月12日，戴寧在經歷了4年零3個月的戰俘生活後再次恢復了人身自由。他們從克拉列沃出發，乘火車穿越奧地利、捷克、東德進入了西德。在西德的戰俘接待處，他填寫了歸俘登記表，然後領取了歸俘補貼金和一張前往不萊梅的火車票。在臨近家鄉的時侯，戴寧貪婪地注視著列車窗外的熟悉景色，他告訴我：“那種感覺無異於重生……”
戰爭的煉獄，使戴寧在後來的60多年裏成為了一名堅定的反戰人士和極端主義的批判者。他讀懂了人和歷史。
是英雄還是叛徒？
我在1993年曾在比鄰法國的邊界小城薩爾布呂肯工作過半年，當時正值博士讀完之後的待業時期，大學的研究所給了我一個項目做，屬於“溫飽型”過渡。換個冠冕堂皇的說法，稱為博士後也不為過。項目是給薩爾州礦山局做的，我必須在那裏實地考察調研一段時期。
薩爾布呂肯市的規模還不及中國的一個中等規模的縣城大，卻是薩爾州的首府，在那裏我臨時租了一個房間，房東老頭就是個“二戰”老兵。他曾經作為坦克兵在北非和英軍打過仗，戰後成了個兵器迷，客廳的書櫥裏滿滿地擠了一排都是記載“二戰”德軍武器裝備的彩色畫刊。周末時我如果不回柏林，就經常和他一起聊天，混得比較熟，從他那裏我了解到薩爾區在歷史上帶有傳奇色彩的歸屬故事。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戰勝國通過《凡爾賽和約》將薩爾區從德國一刀割走，在那裏成立了一個形式上的自治政府，但實際上是由法國控製著該地區的經濟。1935年1月，薩爾區舉行了一次全民公決來決定該地區到底應該歸屬哪一個國家，結果是90%的公民贊成歸屬納粹德國。法國隻好眼睜睜地看著薩爾區離自己而去。
薩爾區的老百姓沒有料到，他們的這次選擇會導致一場災難。“二戰”中，薩爾區遭到嚴重破壞，而且在戰爭結束後重新被法國兼併。
1956年10月，薩爾區再次祭起全民公決的大旗來決定自己的歸屬，結果矢誌不移的薩爾人又一次選擇了德國。
兩次脫離德國又兩次選擇德國，薩爾區民眾的“回歸”之心可謂執著。其中特別使我感興趣的是薩爾區在1935年的那次選擇。當時納粹登台已經兩年，德國的國力迅速恢復，其周邊各國漸生畏懼，避之惟恐不及，而大批的薩爾人竟然會用公投的方式主動投入第三帝國的懷抱，足見其對納粹政治的認同程度。
1946年10月－12月，戴寧被送到貝爾格勒參加一個為德國戰俘舉辦的反法西斯培訓班。在那裏，他第一次看到了揭露納粹集中營罪行的記錄影片，第一次接觸到了外部世界對納粹德國的看法，第一次思考和參與討論了造成戰爭災難的製度原因，也第一次學會了用批判的眼光審視自己的國家奉行的國內外政策。戴寧每天都在吸收著的新的知識和見解，這使他感到自己變得眼亮了，心寬了，腰直了。他開始相信前途的光明，開始暢想一種自由和平等的新德國。在那段時間裏，他常常會默誦海涅的一段詩句：
心啊，
不要憂鬱，
坦對你的境遇，
被冬天帶走的，春天還會帶去，
你的所得是如此之巨，
這世界依然是如此美麗，
我的心啊，
去愛你屬意的一切。
戰俘營的正常化管理和反法西斯教育使得德國戰俘在參與南斯拉夫重建中的勞動姿態變得日益主動。戴寧認為，從道義上說，這也是每個參與了侵略戰爭的德國人無法拒絕的一種補償義務。
1948年5月，南斯拉夫的內政部長蘭克維茨發表聲明說，政府決定在年底釋放剩餘的全部在押德國戰俘。在同一個月，戴寧在克拉列沃戰俘營讀到了南斯拉夫負責戰俘營事務的兩位黨政官員的公開信，上麵說道：
“你們告別戰俘營，重返家鄉的時侯就要到了。我們必須再次感謝你們為建設我們的國家所作出的巨大貢獻。你們也常常在教會我們的人應該怎樣工作。你們的勞動和成績得到了我們的充分認可……”
戰爭後期，在南斯拉夫的作戰局麵曾極度混亂，被狄托遊擊隊俘虜的德軍士兵的總數至今缺乏定論。歷史學家施密德在2007年出版的《南斯拉夫戰爭舞台》一書中稱共有17萬至20萬人被俘。用這個數字和德國紅十字統計出來的8.5萬從南斯拉夫獲釋戰俘的數字相減，死在南斯拉夫的德國戰俘約為8.5萬至11.5人，死亡率至少是戰俘總數的50％。這種說法和和歷史學家波默1976年出版的《南斯拉夫的德國戰俘》一書中給出的8萬德國戰俘死於南斯拉夫的結論相近。無論這些數據是否準確地符合歷史真實，不幸的戴寧終歸還是幸運的，因為他從死人的統計數中爬進了由活下來的人構成的另一個統計數，而且最終熬到了回家的那一天。
1949年1月12日，戴寧在經歷了4年零3個月的戰俘生活後再次恢復了人身自由。他們從克拉列沃出發，乘火車穿越奧地利、捷克、東德進入了西德。在西德的戰俘接待處，他填寫了歸俘登記表，然後領取了歸俘補貼金和一張前往不萊梅的火車票。在臨近家鄉的時侯，戴寧貪婪地注視著列車窗外的熟悉景色，他告訴我：“那種感覺無異於重生……”
戰爭的煉獄，使戴寧在後來的60多年裏成為了一名堅定的反戰人士和極端主義的批判者。他讀懂了人和歷史。
是英雄還是叛徒？
我在1993年曾在比鄰法國的邊界小城薩爾布呂肯工作過半年，當時正值博士讀完之後的待業時期，大學的研究所給了我一個項目做，屬於“溫飽型”過渡。換個冠冕堂皇的說法，稱為博士後也不為過。項目是給薩爾州礦山局做的，我必須在那裏實地考察調研一段時期。
薩爾布呂肯市的規模還不及中國的一個中等規模的縣城大，卻是薩爾州的首府，在那裏我臨時租了一個房間，房東老頭就是個“二戰”老兵。他曾經作為坦克兵在北非和英軍打過仗，戰後成了個兵器迷，客廳的書櫥裏滿滿地擠了一排都是記載“二戰”德軍武器裝備的彩色畫刊。周末時我如果不回柏林，就經常和他一起聊天，混得比較熟，從他那裏我了解到薩爾區在歷史上帶有傳奇色彩的歸屬故事。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戰勝國通過《凡爾賽和約》將薩爾區從德國一刀割走，在那裏成立了一個形式上的自治政府，但實際上是由法國控製著該地區的經濟。1935年1月，薩爾區舉行了一次全民公決來決定該地區到底應該歸屬哪一個國家，結果是90%的公民贊成歸屬納粹德國。法國隻好眼睜睜地看著薩爾區離自己而去。
薩爾區的老百姓沒有料到，他們的這次選擇會導致一場災難。“二戰”中，薩爾區遭到嚴重破壞，而且在戰爭結束後重新被法國兼併。
1956年10月，薩爾區再次祭起全民公決的大旗來決定自己的歸屬，結果矢誌不移的薩爾人又一次選擇了德國。
兩次脫離德國又兩次選擇德國，薩爾區民眾的“回歸”之心可謂執著。其中特別使我感興趣的是薩爾區在1935年的那次選擇。當時納粹登台已經兩年，德國的國力迅速恢復，其周邊各國漸生畏懼，避之惟恐不及，而大批的薩爾人竟然會用公投的方式主動投入第三帝國的懷抱，足見其對納粹政治的認同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