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救了俄國，卻毀了自己的國家。”老兵憤憤不平地說，“這樣的人永遠得不到德國老百姓的諒解。”
圖9-6：莫斯科保衛戰--對抗的真正開始。佐爾格在關鍵時刻送來的情報終於使史達林下決心調動在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防禦日本的強大軍力馳援首都。這是當時蘇軍剩下的惟一一支建製完整，裝備精良的戰略後援力量，而且非常適應在嚴寒氣候中作戰。這支部隊在原駐地隻留下少量兵力保持無線電活躍狀態以迷惑日軍，大隊人馬則在數周內行程8千公裏趕赴莫斯科。圖為加入莫斯科會戰的蘇軍遠東生力軍向德軍發起攻擊。
在這次談話後，我又徵求過幾個德國朋友對佐爾格的看法。他們的態度像約好了似的一致，全都猛烈抨擊佐爾格這個“德奸”。這些朋友的思想並不右傾，全都有著鮮明的反納粹立場，但從民族情感上說，他們誰也接受不了佐爾格，其中態度最溫和的一個人對佐爾格的評價是：他是一個使自己民族幾乎滅種的賣國者。我提示說：“這話應該放在希特勒身上。”對方答道：“那是。可背叛者永遠是背叛者。”說這話的人是我以前在柏林工業大學裏的一個同事。
1944年11月7日，49歲的佐爾格在日本被處死，罪名就是背叛德國。
但是他在臨死前傳出的情報挽救了蘇聯。就在他被絞死於東京巢鴨監獄一個月後，蘇軍的冬季大反攻掀開了序幕……
事實上，把佐爾格說成是“德奸”是有失公允的。他的生命是德國父親和俄國母親共同造就的，他的出生地也並非德國而是曾屬蘇聯的巴庫（現屬亞塞拜然共和國）。到年滿3歲時，具有一半俄羅斯血統的佐爾格才隨父母到了德國。如果以出生地確定國籍歸屬，佐爾格應該是俄國人，而他在一戰期間參加德軍對抗協約國之舉就要算是“俄奸”行為了。
佐爾格在德國人的心目中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座豐碑。但他卻被前蘇聯在1964年追認為蘇聯英雄。在莫斯科，至今仍豎立著他的塑像。在戰後由蘇聯控製下的東柏林、德勒斯登、馬格德堡、萊比錫、耶納、卡爾馬克思城（凱姆尼茨）等東德城市也曾紛紛用佐爾格的名字來命名街道和學校……
遺憾的是，遲到的陽光並不能融化歷史的寒冰。
對佐爾格而言，最悲哀的一點恐怕還不是德國大眾對他的感情牴觸（他在選擇了與蘇聯合作後，就不可能再去幻想德國民眾對他認同），而是他為之做出巨大貢獻的那個國家在他麵臨絕境時所採取的態度。從佐爾格1941年10月14日被捕到11月7日被絞死，在其間的3周多時間內蘇聯當局對他沒有採取任何諸如和日本交換間諜一類的營救措施，而且根本就不承認佐爾格的蘇聯特工身份。完成了重大歷史使命後的佐爾格在其生死關頭被他的組織毫不留情地拋棄了。歷史學家對此評判說，如果真的讓佐爾格返回蘇聯，他將是一個對史達林極為不利的危險人物，因為隻有他才能最有力地證明：是蘇聯的最高當局無視了他提供的德軍即將進攻蘇聯的珍貴情報，從而導致蘇聯在衛國戰爭初期承受了本來可以部分避免的國土和人員的重大損失。
在“二戰”中有一個奇怪的現象：被侵略國中幫助侵略者的內奸，要比在侵略者中幫助被侵略國的義士多得多。
在中國，協助侵華日軍的中國偽軍數以百萬計。戰爭結束後的統計表明，被共產黨軍隊消滅的偽軍達118萬人，被國民黨軍隊收降的偽軍達146萬人，而日軍向中國抗日軍民投誠者僅746人。比例接近於3540∶1。
在蘇聯，和德國軍隊一起作戰的蘇聯偽軍超過100萬。而在德國方麵，參與蘇聯衛國戰爭的德國人隻有一批協助蘇軍進行戰地宣傳的德國戰俘，總數不足萬人，他們在1943年在蘇聯的戰俘營裏在蘇方的旨意和安排下組成了“自由德國民族委員會”和“德國軍官聯合會”這兩個反戰組織，承擔起了對德軍作棄戰宣傳，瓦解本國軍隊士氣和鬥誌的任務，目的是協助蘇軍取勝並及早使德國人民擺脫納粹的統治。
圖9-7：士兵的生與死。左圖是在蘇聯戰場的“大德意誌師”一群士兵在戰前接受長官的訓話。右圖是第六集團軍德軍士兵的屍體。1943年2月，赫魯雪夫在血戰後的史達林格勒目睹了由凍死、戰死、病死的德國青年組成的屍堆。其中很多幹屍的衣服和鞋子都早已被人扒走。赫魯雪夫說：“我無法再去第二次。”戰役結束後，一些活下來的德軍戰俘在蘇軍的倡議下組建了反納粹的“德國軍官聯合會”。
我曾經嚐試尋找這樣的特殊老兵，但一直沒有成功。但是我後來在圖書館裏查到了一篇簡短而有價值的回憶，其作者當年不僅作為戰俘參加了“自由德國民族委員會”，更值得一提的是，他還是在德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鐵血宰相俾斯麥的重孫，名叫海恩裏希。海恩裏希出生於1921年，大戰期間是德軍的戰鬥機飛行員。他在回憶中這樣寫道：
1942年8月30日，我駕駛的戰鬥機在史達林格勒南部被高射炮火擊傷，被迫降落到了俄國人的機場，於是我成為了蘇軍的戰俘。1943年1月底，外麵突然傳來消息說包圍史達林格勒的第6集團軍共9萬人都投降了蘇軍，24個德國將軍全成了俘虜。戰俘營中一個和我很熟悉的俄國軍官問我：“現在你還有什麽可說的？”我回答說：“我隻有在這裏親眼看到這些人才會相信，我認為一個30萬人的德國集團軍投降蘇聯是不可能的。”那個俄國軍官笑著說：“看，你到現在還是個法西斯。”
圖9-6：莫斯科保衛戰--對抗的真正開始。佐爾格在關鍵時刻送來的情報終於使史達林下決心調動在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防禦日本的強大軍力馳援首都。這是當時蘇軍剩下的惟一一支建製完整，裝備精良的戰略後援力量，而且非常適應在嚴寒氣候中作戰。這支部隊在原駐地隻留下少量兵力保持無線電活躍狀態以迷惑日軍，大隊人馬則在數周內行程8千公裏趕赴莫斯科。圖為加入莫斯科會戰的蘇軍遠東生力軍向德軍發起攻擊。
在這次談話後，我又徵求過幾個德國朋友對佐爾格的看法。他們的態度像約好了似的一致，全都猛烈抨擊佐爾格這個“德奸”。這些朋友的思想並不右傾，全都有著鮮明的反納粹立場，但從民族情感上說，他們誰也接受不了佐爾格，其中態度最溫和的一個人對佐爾格的評價是：他是一個使自己民族幾乎滅種的賣國者。我提示說：“這話應該放在希特勒身上。”對方答道：“那是。可背叛者永遠是背叛者。”說這話的人是我以前在柏林工業大學裏的一個同事。
1944年11月7日，49歲的佐爾格在日本被處死，罪名就是背叛德國。
但是他在臨死前傳出的情報挽救了蘇聯。就在他被絞死於東京巢鴨監獄一個月後，蘇軍的冬季大反攻掀開了序幕……
事實上，把佐爾格說成是“德奸”是有失公允的。他的生命是德國父親和俄國母親共同造就的，他的出生地也並非德國而是曾屬蘇聯的巴庫（現屬亞塞拜然共和國）。到年滿3歲時，具有一半俄羅斯血統的佐爾格才隨父母到了德國。如果以出生地確定國籍歸屬，佐爾格應該是俄國人，而他在一戰期間參加德軍對抗協約國之舉就要算是“俄奸”行為了。
佐爾格在德國人的心目中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座豐碑。但他卻被前蘇聯在1964年追認為蘇聯英雄。在莫斯科，至今仍豎立著他的塑像。在戰後由蘇聯控製下的東柏林、德勒斯登、馬格德堡、萊比錫、耶納、卡爾馬克思城（凱姆尼茨）等東德城市也曾紛紛用佐爾格的名字來命名街道和學校……
遺憾的是，遲到的陽光並不能融化歷史的寒冰。
對佐爾格而言，最悲哀的一點恐怕還不是德國大眾對他的感情牴觸（他在選擇了與蘇聯合作後，就不可能再去幻想德國民眾對他認同），而是他為之做出巨大貢獻的那個國家在他麵臨絕境時所採取的態度。從佐爾格1941年10月14日被捕到11月7日被絞死，在其間的3周多時間內蘇聯當局對他沒有採取任何諸如和日本交換間諜一類的營救措施，而且根本就不承認佐爾格的蘇聯特工身份。完成了重大歷史使命後的佐爾格在其生死關頭被他的組織毫不留情地拋棄了。歷史學家對此評判說，如果真的讓佐爾格返回蘇聯，他將是一個對史達林極為不利的危險人物，因為隻有他才能最有力地證明：是蘇聯的最高當局無視了他提供的德軍即將進攻蘇聯的珍貴情報，從而導致蘇聯在衛國戰爭初期承受了本來可以部分避免的國土和人員的重大損失。
在“二戰”中有一個奇怪的現象：被侵略國中幫助侵略者的內奸，要比在侵略者中幫助被侵略國的義士多得多。
在中國，協助侵華日軍的中國偽軍數以百萬計。戰爭結束後的統計表明，被共產黨軍隊消滅的偽軍達118萬人，被國民黨軍隊收降的偽軍達146萬人，而日軍向中國抗日軍民投誠者僅746人。比例接近於3540∶1。
在蘇聯，和德國軍隊一起作戰的蘇聯偽軍超過100萬。而在德國方麵，參與蘇聯衛國戰爭的德國人隻有一批協助蘇軍進行戰地宣傳的德國戰俘，總數不足萬人，他們在1943年在蘇聯的戰俘營裏在蘇方的旨意和安排下組成了“自由德國民族委員會”和“德國軍官聯合會”這兩個反戰組織，承擔起了對德軍作棄戰宣傳，瓦解本國軍隊士氣和鬥誌的任務，目的是協助蘇軍取勝並及早使德國人民擺脫納粹的統治。
圖9-7：士兵的生與死。左圖是在蘇聯戰場的“大德意誌師”一群士兵在戰前接受長官的訓話。右圖是第六集團軍德軍士兵的屍體。1943年2月，赫魯雪夫在血戰後的史達林格勒目睹了由凍死、戰死、病死的德國青年組成的屍堆。其中很多幹屍的衣服和鞋子都早已被人扒走。赫魯雪夫說：“我無法再去第二次。”戰役結束後，一些活下來的德軍戰俘在蘇軍的倡議下組建了反納粹的“德國軍官聯合會”。
我曾經嚐試尋找這樣的特殊老兵，但一直沒有成功。但是我後來在圖書館裏查到了一篇簡短而有價值的回憶，其作者當年不僅作為戰俘參加了“自由德國民族委員會”，更值得一提的是，他還是在德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鐵血宰相俾斯麥的重孫，名叫海恩裏希。海恩裏希出生於1921年，大戰期間是德軍的戰鬥機飛行員。他在回憶中這樣寫道：
1942年8月30日，我駕駛的戰鬥機在史達林格勒南部被高射炮火擊傷，被迫降落到了俄國人的機場，於是我成為了蘇軍的戰俘。1943年1月底，外麵突然傳來消息說包圍史達林格勒的第6集團軍共9萬人都投降了蘇軍，24個德國將軍全成了俘虜。戰俘營中一個和我很熟悉的俄國軍官問我：“現在你還有什麽可說的？”我回答說：“我隻有在這裏親眼看到這些人才會相信，我認為一個30萬人的德國集團軍投降蘇聯是不可能的。”那個俄國軍官笑著說：“看，你到現在還是個法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