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慕尼黑協議剛一簽署，人們就覺得不會打仗了，結果一年後德國就開始打波蘭；拿下波蘭以後，人們認為戰爭就此結束了，但第二年德國就開始了西歐戰役；在西歐戰場把法國打垮，把英國人趕回島上以後，人們相信戰爭不會擴大下去了，結果一年後又開始打俄國人……，德國老百姓就這樣一步步地被拖進了戰爭的深淵。”
我問：“您到德國投降時也不過是17歲。作為一個未成年人，您是怎麽被卷進去戰爭的呢？”
哈帕赫說：“我當時不僅是未成年人，而且還是作為殘疾人參戰的。”
我感到很意外：“您的腿那時就有毛病嗎？”
老人拍拍右腿說：“我在很小的時侯患了小兒麻痹症，後遺症造成了膝關節後軟組織攣縮，導致終身的關節屈曲障礙，說白了，就是一輩子的瘸子。按理說，像我這樣的身體條件別說是打仗，在後方還需要別人關照呢。”
“那您為什麽也會參戰呢？”
“我其實不必參戰，但我認為自己也有一份保衛國家的責任，所以就主動報名去當空防助手。原本我特別擔心會遭到拒絕，沒想到學校還真得批準了，部隊也真得就收了我！就這樣，作為一個未滿16歲的殘疾人，我在1944年1月17日進入了海軍防空部隊的協防行列，被派到東弗裏西亞群島去操作105毫米口徑的高射炮。第二年的4月22日，也就是德國投降前的兩周，我被正式編入了海軍炮兵部隊，變成了一名真正的軍人！”
一個瘸足的殘疾孩子不僅被送到前線，而且還會成為一名正規軍的士兵？這簡直是匪夷所思！聯想到老兵奧克爾在戰爭後期見到的“老頭連”、“聾子營”、“胃痛營”……德國軍隊在“二戰”後期的兵員質量的慘狀已可想而知。
我算了一下問：“這麽說，您參戰的時間總共是一年零三個月。在這段時間裏您打下過敵人的飛機嗎？”
哈帕赫說：“高射炮是集體項目，不能說哪個人打下過多少飛機。我所在的連隊總共擊落過11架美英空軍的飛機。同時，我們也付出了3人死亡和10多人負傷的代價。”
我又問：“麵對這樣的戰爭代價，您覺得應該怎樣總結這場戰爭的責任呢？換句話說，有些二戰老兵一直在主張重新評判戰爭責任，您對此是怎麽看的呢？”
哈帕赫說：“每一場戰爭都存在責任國，但確定責任卻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因為我們很難用這一方正義，那一方非正義這樣簡單的方法來界定是非。比如說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敵對的各方都不是絕對正義的。不過，任何一場爭鬥都存在著主要責任方。二戰因德國而起，這個主要責任是德國無法推掉的。承認了這一點，歷史的這一頁就要翻過去。我知道現在有一些人總想好好說道說道二戰勝利國的責任，我覺得這樣做其實沒有什麽積極作用。麵對已經發生的戰爭災難，人們更應該操心的是如何確保悲劇不再重演。所以，彼此清算沒有意義，重要的是要讓後人從這場戰爭的代價中看清一個國家的行為準則，知道今後什麽該做，什麽不該做，做了以後會怎麽樣。”
我說：“向前看的基礎是了解歷史，了解歷史的前提是搞清歷史。德國在這方麵總體做的不錯，所以成了歐洲家庭的核心成員。您覺得日本有可能在亞洲發揮類似的作用嗎？”。
哈帕赫笑了：“這不可能吧，至少在看得見的時間內。帶動歐洲走向聯盟的火車發動機是德法合作，可誰都知道這兩個國家曾經是上百年的死對頭！德國人在戰後是一點點站起來的，最後達到了和鄰居們目光平視的高度，靠的是什麽？就是認錯、賠償、合作。亞洲要走聯合的道路，沒有中日的聯盟是不可能的，但日本對在中國犯下的罪行都不認帳，又怎麽會做到和中國聯手推動亞洲一體化？要想得到掌聲，僅僅露出笑臉是不行的，還要拿出讓人家歡迎的行動！”
戰亂中的“女黨衛軍”
自1871年德意誌第一帝國誕生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孔武強悍的德國軍隊歷來是男人的世界。但是，這個歷史到了第三帝國時期被改寫了。
1935年5月頒布的德國“國防法”在第一條第一款中規定：“每個德國的男人都有義務服兵役。”同時在第二款裏又規定：“每個德國男人和女人在戰時均有超越兵役為國服務的義務。”這是一個十分糟糕的法律表述，它至少不應該把義務不同的男人和女人放在一起談。難道女人在和平時期就不必為國服務了？本來沒有當兵義務的女人又如何在戰時和男人們一起“超越兵役”？
一向嚴於語言修辭的德國人為什麽會在如此重要的法律中做出了如此含糊不清的表述？合理的解釋是，準備打仗的德國要給戰時的人力資源預留出最大的合法的開發空間，同時又不願意過早明確具體的形式。
具有“一戰”經驗的希特勒深知的一點是，以德國男子的數量規模根本不可能勝任一場稱霸歐洲和東擴疆土的大戰。一旦開戰，德國一方麵要在兵源上傾全國男丁之力，另一方麵，凡女性勝任的非作戰類軍中崗位，應由女性占據，藉以釋放更多的男子用於前線作戰。
我問：“您到德國投降時也不過是17歲。作為一個未成年人，您是怎麽被卷進去戰爭的呢？”
哈帕赫說：“我當時不僅是未成年人，而且還是作為殘疾人參戰的。”
我感到很意外：“您的腿那時就有毛病嗎？”
老人拍拍右腿說：“我在很小的時侯患了小兒麻痹症，後遺症造成了膝關節後軟組織攣縮，導致終身的關節屈曲障礙，說白了，就是一輩子的瘸子。按理說，像我這樣的身體條件別說是打仗，在後方還需要別人關照呢。”
“那您為什麽也會參戰呢？”
“我其實不必參戰，但我認為自己也有一份保衛國家的責任，所以就主動報名去當空防助手。原本我特別擔心會遭到拒絕，沒想到學校還真得批準了，部隊也真得就收了我！就這樣，作為一個未滿16歲的殘疾人，我在1944年1月17日進入了海軍防空部隊的協防行列，被派到東弗裏西亞群島去操作105毫米口徑的高射炮。第二年的4月22日，也就是德國投降前的兩周，我被正式編入了海軍炮兵部隊，變成了一名真正的軍人！”
一個瘸足的殘疾孩子不僅被送到前線，而且還會成為一名正規軍的士兵？這簡直是匪夷所思！聯想到老兵奧克爾在戰爭後期見到的“老頭連”、“聾子營”、“胃痛營”……德國軍隊在“二戰”後期的兵員質量的慘狀已可想而知。
我算了一下問：“這麽說，您參戰的時間總共是一年零三個月。在這段時間裏您打下過敵人的飛機嗎？”
哈帕赫說：“高射炮是集體項目，不能說哪個人打下過多少飛機。我所在的連隊總共擊落過11架美英空軍的飛機。同時，我們也付出了3人死亡和10多人負傷的代價。”
我又問：“麵對這樣的戰爭代價，您覺得應該怎樣總結這場戰爭的責任呢？換句話說，有些二戰老兵一直在主張重新評判戰爭責任，您對此是怎麽看的呢？”
哈帕赫說：“每一場戰爭都存在責任國，但確定責任卻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因為我們很難用這一方正義，那一方非正義這樣簡單的方法來界定是非。比如說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敵對的各方都不是絕對正義的。不過，任何一場爭鬥都存在著主要責任方。二戰因德國而起，這個主要責任是德國無法推掉的。承認了這一點，歷史的這一頁就要翻過去。我知道現在有一些人總想好好說道說道二戰勝利國的責任，我覺得這樣做其實沒有什麽積極作用。麵對已經發生的戰爭災難，人們更應該操心的是如何確保悲劇不再重演。所以，彼此清算沒有意義，重要的是要讓後人從這場戰爭的代價中看清一個國家的行為準則，知道今後什麽該做，什麽不該做，做了以後會怎麽樣。”
我說：“向前看的基礎是了解歷史，了解歷史的前提是搞清歷史。德國在這方麵總體做的不錯，所以成了歐洲家庭的核心成員。您覺得日本有可能在亞洲發揮類似的作用嗎？”。
哈帕赫笑了：“這不可能吧，至少在看得見的時間內。帶動歐洲走向聯盟的火車發動機是德法合作，可誰都知道這兩個國家曾經是上百年的死對頭！德國人在戰後是一點點站起來的，最後達到了和鄰居們目光平視的高度，靠的是什麽？就是認錯、賠償、合作。亞洲要走聯合的道路，沒有中日的聯盟是不可能的，但日本對在中國犯下的罪行都不認帳，又怎麽會做到和中國聯手推動亞洲一體化？要想得到掌聲，僅僅露出笑臉是不行的，還要拿出讓人家歡迎的行動！”
戰亂中的“女黨衛軍”
自1871年德意誌第一帝國誕生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孔武強悍的德國軍隊歷來是男人的世界。但是，這個歷史到了第三帝國時期被改寫了。
1935年5月頒布的德國“國防法”在第一條第一款中規定：“每個德國的男人都有義務服兵役。”同時在第二款裏又規定：“每個德國男人和女人在戰時均有超越兵役為國服務的義務。”這是一個十分糟糕的法律表述，它至少不應該把義務不同的男人和女人放在一起談。難道女人在和平時期就不必為國服務了？本來沒有當兵義務的女人又如何在戰時和男人們一起“超越兵役”？
一向嚴於語言修辭的德國人為什麽會在如此重要的法律中做出了如此含糊不清的表述？合理的解釋是，準備打仗的德國要給戰時的人力資源預留出最大的合法的開發空間，同時又不願意過早明確具體的形式。
具有“一戰”經驗的希特勒深知的一點是，以德國男子的數量規模根本不可能勝任一場稱霸歐洲和東擴疆土的大戰。一旦開戰，德國一方麵要在兵源上傾全國男丁之力，另一方麵，凡女性勝任的非作戰類軍中崗位，應由女性占據，藉以釋放更多的男子用於前線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