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之後，隨著波蘭戰役的爆發，德國女性介入戰爭的形式終於得以明確：符合條件的女性將以“國防軍女助手(wehrmacht射lferinnen)”的身份介入非前線的軍隊工作。
在當代德國的社會福利體係中，服務於國家的工作年限均被納入養老金的有效工齡，這一規定與當事人就職期間的國策是否正確，當事人所服務的國家組織是否在後來被判有罪，當事人為其服務的政體是否一直延續都不發生直接關係。這也就是說，無論當事人在納粹時期是黨衛軍、國防軍還是國防軍女助手，他的服役時間都會被聯邦德國計入其領取國家養老金的有效工齡，除非當事人本身被定為罪犯。在德國的第六社會福利法典（sgb6）中，“國防軍女助手”的服役期也在退休工齡計算的範疇之內，而“國防軍女助手”的概念也涵蓋了“黨衛軍女助手”，即被很多人誤讀的所謂“女黨衛軍”。
在“二戰”時期的德軍建製中不存在女性，女人在軍中的身份隻是協助者，沒有軍職和軍銜，也不佩帶武器，而且基本上隻在自願者中間徵召。在整個戰爭過程中，應徵成為“國防軍女助手”的德國婦女達50萬人。戰爭結束後，這批帶著傳奇色彩的女人們像沙中覆水一樣迅速從現實中蒸發了。她們不寫書，不集會，無組織，也無聲響，眾多和“二戰”有關的史書和文學作品中也很少提及這一批人。
在北威州花山市的採訪中，我意外地發現了一個“二戰”時的國防軍女助手，她就是黨衛軍老兵查斯特洛先生的太太安捷.查斯特洛。
她出示了一張自己當年穿“國防軍女助手”製服的照片。從這張照片開始，安捷講起了她的往事：
“我是1925年出生的，我的家鄉在德國最北部的施勒斯維西斯坦。我的父母一共有5個孩子，當時在德國多生孩子是能得獎章的，生4個孩子的母親能得一枚銅牌，生6個孩子得銀牌，生8個就得金牌。我媽媽可是銅牌母親呢。我的上一輩人有很多打過兩次世界大戰，我父親就是一個。他1889年生人，1917年剛滿18歲就應召入伍參加了一戰。”說著安捷在相冊中找到她父親在“一戰”期間的一張全身照片。照片上的男子身著整齊的軍服，體形魁梧，挺胸收腹，兩撇鬍鬚向上翹起，看上去很威武，又帶幾分殺氣。安捷撫摸著那張發黃的照片繼續說道：
“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和平年代，父親的職業是屠夫，靠宰牛賣肉為生。一戰後的德國經濟瀕於崩潰，很少有人能買得起肉，貨源的供應也非常緊張，這迫使父親關閉了自己的肉店。在看不到前途的情況下，他把德國振興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極右黨派身上，而且參加了納粹黨。1944年，在德國軍隊從東線戰場節節敗退的形勢下，已經55歲的父親再一次穿上了軍裝，但時間不長，他就在守衛但澤（現屬波蘭）時被蘇軍俘虜了，後來他就死在了蘇聯的戰俘營。一個從戰俘營回來的人對我母親說：你先生是在戰俘營裏餓死的。死之前他已經沒有了飢餓的感覺，隻是一遍一遍地說他非常非常想家……
“1943年2月18日，德國宣布進入全麵戰爭，全部社會活動、一切人力物力都投向了一個目標，那就是戰爭！為了填補前線的兵源損失，本土防空部隊的軍人大多被調去加強前線的步兵師，結果就空出了大量可以由婦女和學生替代的崗位。我和弟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走上防空陣地的。我弟弟是1929年出生的，參戰時還不到15歲。為了使這群中學生在作戰期間仍然能夠學習，弟弟的老師也進入了軍隊，以便在戰鬥的間隙為他們上課。
1943年，我被征入國防軍的海軍助手係列，任務是支持海岸高炮部隊，當時剛18歲。我們的製服是灰色的，而真正的海軍製服是深藍色的，這是海軍的陸地支持人員和海上作戰部隊的一個差別。我操作過3種防空器材：探照燈、防空監聽器、導向儀，主要是為10厘米口徑的高射炮指引敵機目標。操縱這些大傢夥沒把子力氣是不行的，以前這都是男兵幹的活兒。所以接替他們的姑娘們必須身體強壯。”
在老相冊中，我看到了安捷和幾個女孩子在探照燈前的一張合影，果然個個強壯。我放下照片後問道：“二戰期間，德國和蘇聯都曾大規模地徵召婦女參加軍隊工作。我記得蘇聯徵召了80萬，德國徵召了50萬。您知道蘇、德兩國婦女在參戰形式上有什麽區別嗎？”
安捷答道：“有很大的區別。俄國的參戰婦女是真正的軍人。除了常規的醫療和通訊工作外，她們中有很多人和男兵一樣當狙擊手、偵察員、坦克兵甚至幹飛行員。而在德國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女兵。直到戰爭的最後關頭，德國也沒有派女性去最前線廝殺。這是一條底線，也是西歐各國的傳統：火線作戰部隊隻能由男性組成。所以，在二戰中蘇聯女兵有很大死傷，而德國方麵的參戰婦女損失很小。我看過一個統計材料，上麵說，到1944年10月，德國的女人共承擔了350個探照燈連的任務，到1945年3月（也就是德國投降前一個多月），像我們這樣直接介入軍事活動的婦女達到了50萬人，差不多占德國剩餘總兵力的20%吧！不過，官方從來不把我們這些人視為正規軍的軍人，而稱我們是國防軍女助手。我們分布在防空、通訊、裝備維護等領域。此外，負責戰地服務的準軍事化女性還有10萬人。
在當代德國的社會福利體係中，服務於國家的工作年限均被納入養老金的有效工齡，這一規定與當事人就職期間的國策是否正確，當事人所服務的國家組織是否在後來被判有罪，當事人為其服務的政體是否一直延續都不發生直接關係。這也就是說，無論當事人在納粹時期是黨衛軍、國防軍還是國防軍女助手，他的服役時間都會被聯邦德國計入其領取國家養老金的有效工齡，除非當事人本身被定為罪犯。在德國的第六社會福利法典（sgb6）中，“國防軍女助手”的服役期也在退休工齡計算的範疇之內，而“國防軍女助手”的概念也涵蓋了“黨衛軍女助手”，即被很多人誤讀的所謂“女黨衛軍”。
在“二戰”時期的德軍建製中不存在女性，女人在軍中的身份隻是協助者，沒有軍職和軍銜，也不佩帶武器，而且基本上隻在自願者中間徵召。在整個戰爭過程中，應徵成為“國防軍女助手”的德國婦女達50萬人。戰爭結束後，這批帶著傳奇色彩的女人們像沙中覆水一樣迅速從現實中蒸發了。她們不寫書，不集會，無組織，也無聲響，眾多和“二戰”有關的史書和文學作品中也很少提及這一批人。
在北威州花山市的採訪中，我意外地發現了一個“二戰”時的國防軍女助手，她就是黨衛軍老兵查斯特洛先生的太太安捷.查斯特洛。
她出示了一張自己當年穿“國防軍女助手”製服的照片。從這張照片開始，安捷講起了她的往事：
“我是1925年出生的，我的家鄉在德國最北部的施勒斯維西斯坦。我的父母一共有5個孩子，當時在德國多生孩子是能得獎章的，生4個孩子的母親能得一枚銅牌，生6個孩子得銀牌，生8個就得金牌。我媽媽可是銅牌母親呢。我的上一輩人有很多打過兩次世界大戰，我父親就是一個。他1889年生人，1917年剛滿18歲就應召入伍參加了一戰。”說著安捷在相冊中找到她父親在“一戰”期間的一張全身照片。照片上的男子身著整齊的軍服，體形魁梧，挺胸收腹，兩撇鬍鬚向上翹起，看上去很威武，又帶幾分殺氣。安捷撫摸著那張發黃的照片繼續說道：
“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和平年代，父親的職業是屠夫，靠宰牛賣肉為生。一戰後的德國經濟瀕於崩潰，很少有人能買得起肉，貨源的供應也非常緊張，這迫使父親關閉了自己的肉店。在看不到前途的情況下，他把德國振興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極右黨派身上，而且參加了納粹黨。1944年，在德國軍隊從東線戰場節節敗退的形勢下，已經55歲的父親再一次穿上了軍裝，但時間不長，他就在守衛但澤（現屬波蘭）時被蘇軍俘虜了，後來他就死在了蘇聯的戰俘營。一個從戰俘營回來的人對我母親說：你先生是在戰俘營裏餓死的。死之前他已經沒有了飢餓的感覺，隻是一遍一遍地說他非常非常想家……
“1943年2月18日，德國宣布進入全麵戰爭，全部社會活動、一切人力物力都投向了一個目標，那就是戰爭！為了填補前線的兵源損失，本土防空部隊的軍人大多被調去加強前線的步兵師，結果就空出了大量可以由婦女和學生替代的崗位。我和弟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走上防空陣地的。我弟弟是1929年出生的，參戰時還不到15歲。為了使這群中學生在作戰期間仍然能夠學習，弟弟的老師也進入了軍隊，以便在戰鬥的間隙為他們上課。
1943年，我被征入國防軍的海軍助手係列，任務是支持海岸高炮部隊，當時剛18歲。我們的製服是灰色的，而真正的海軍製服是深藍色的，這是海軍的陸地支持人員和海上作戰部隊的一個差別。我操作過3種防空器材：探照燈、防空監聽器、導向儀，主要是為10厘米口徑的高射炮指引敵機目標。操縱這些大傢夥沒把子力氣是不行的，以前這都是男兵幹的活兒。所以接替他們的姑娘們必須身體強壯。”
在老相冊中，我看到了安捷和幾個女孩子在探照燈前的一張合影，果然個個強壯。我放下照片後問道：“二戰期間，德國和蘇聯都曾大規模地徵召婦女參加軍隊工作。我記得蘇聯徵召了80萬，德國徵召了50萬。您知道蘇、德兩國婦女在參戰形式上有什麽區別嗎？”
安捷答道：“有很大的區別。俄國的參戰婦女是真正的軍人。除了常規的醫療和通訊工作外，她們中有很多人和男兵一樣當狙擊手、偵察員、坦克兵甚至幹飛行員。而在德國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女兵。直到戰爭的最後關頭，德國也沒有派女性去最前線廝殺。這是一條底線，也是西歐各國的傳統：火線作戰部隊隻能由男性組成。所以，在二戰中蘇聯女兵有很大死傷，而德國方麵的參戰婦女損失很小。我看過一個統計材料，上麵說，到1944年10月，德國的女人共承擔了350個探照燈連的任務，到1945年3月（也就是德國投降前一個多月），像我們這樣直接介入軍事活動的婦女達到了50萬人，差不多占德國剩餘總兵力的20%吧！不過，官方從來不把我們這些人視為正規軍的軍人，而稱我們是國防軍女助手。我們分布在防空、通訊、裝備維護等領域。此外，負責戰地服務的準軍事化女性還有10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