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嬰兒師”給世界帶來的震驚不僅因為這支部隊在作戰時所表現出的異乎尋常的好鬥和兇悍，也不僅因為該師中有4000多人在參戰不足半月內即橫屍戰場，更在於這些狂熱的未成年人所犯下的令人觸目驚心的戰爭罪行。在諾曼第地區經歷嚴重挫折，並親眼看到大批戰友陣亡之後，狂怒的孩子兵們開始顯現出和他們的年齡完全不相稱的殘暴。對於師長麥爾“不收留俘虜”的模糊指令，他們的執行方式是冷血殺俘，先後用槍決，棍擊甚至車輛碾壓的方式殺死了100多名加拿大的戰俘，導致加拿大軍隊也一度以毆打和槍決德軍戰俘予以報復……
在“嬰兒師”在西線戰場經受滅頂之災8個月後，一場類似的悲劇在柏林重演。在攻克柏林的戰役中，蘇軍的坦克部隊在柏林的蒂爾花園區遭遇到400多希特勒青年團員的阻擊。蘇軍元帥朱可夫試圖用不流血的辦法解除這些孩子的武裝，但沒有成功，因為這些孩子們向一切試圖靠近他們的敵人猛烈開火。最後，蘇軍的坦克群開火了……戰後，朱可夫在說到此事時語氣沉重：“誰會把孩子推向必死無疑的境地？隻有瘋子才這樣做！”
我當時不僅是未成年人，而且還是作為殘疾人參戰的。”
“我當時不僅是未成年人，而且還是作為殘疾人參戰的。”
和很多“二戰”老兵一樣，哈帕赫的回憶也是從“父母房屋”（德語稱作“elternhaus”，意為“由父母建立的家庭”）開始的。
他的父親是1894年生人，20歲時被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曾到過比利時和羅馬尼亞。戰後他選擇學習牙醫，並讀了博士。“二戰”開始時他已經45歲了，還是被再次征入軍隊。作為一名大齡老兵，他沒有參加在波蘭的軍事行動，而是被派到波蘭參與對占領區的管理工作。西歐戰役結束後，他又被派往法國和比利時執行同樣的任務。
在派駐比利時的那段期間，父親和他的比利時房東一家結為朋友。這種友誼保持了兩代，至今哈帕赫與那個房東的兒女仍然有聯繫。哈帕赫在過81歲生日時還收到了來自比利時的賀卡。
父親在戰後開了一間牙醫診所，1975年死於腦疾，去世時的歲數和哈帕赫現在的年歲正好一樣，也是81歲。說到這裏，哈帕赫摘下了眼鏡，開始擦拭不知不覺流下的老淚。我想，遠離社會中心的老人們在生命暮年更容易向逝去的親人傾注感情，這一點可能是人類的共性。
情緒平靜下來以後，哈帕赫接著說：“一個家庭傳統的接替，最典型的表現就是職業的傳承。我爺爺就是給人看牙的，我父親也是牙醫，我在戰後又接了父親的診所。”
我插話道：“在中國也是這樣，職業信譽的最有力證明就是祖傳。當醫生、醃鹹菜、修指甲、做菜刀……全都是這樣，代代相傳的手藝才讓人信得過。”
哈帕赫會心地一笑：“現在這座城市還有哈帕赫博士的牙醫診所，但那個哈帕赫不是我，而是我的小兒子。”
“我是獨生子，”老人繼續說，“家裏還有3個姐妹。我的大姐長我4歲，在戰爭後期她也進了空防助手的隊伍，負責操縱探照燈，而且還加入了納粹黨。當時有個聰明人給我們出主意說：入黨吧，還是入黨好，戰爭要是打贏了，戰時入黨的人就有了以後謀生的政治本錢。要是打輸了呢，也就不會有人再去問這件事。德國人嘛就講究個生涯設計，這個說法打動了姐姐，並導致了她的入黨。
“姐姐的決定讓我也動了心，我也跟著遞交了入黨申請。不過，艾森斯的納粹組織還沒來得及處理我的申請，德國就投降了。這一場陰差陽錯，造成了我和姐姐在戰後完全不同的命運。我後來順利地走上了學牙醫，讀博士的道路，而姐姐因為當過納粹黨員，上大學一概遭拒。在生涯設計上的失誤造成了她一生的遺憾，直至最後去世。”
我感嘆道：“這種錯誤是很難避免的，當時德國有多少人具備獨立判斷政治的能力啊！”
“我當時不僅是未成年人，而且還是作為殘疾人參戰的。”（2） 德意誌的另一行淚 “二戰”德國老兵尋訪錄 收藏本書 字號 -+
哈帕赫補充說：“特別是當時的孩子們！孩子們是最容易追隨社會主流價值觀的。直到德國徹底失敗之前，我都把納粹的領導和民族的希望聯繫在一起，根本想像不出失去了元首的德國會是個什麽樣子。
“我們這兒距離威廉斯哈芬的海軍港隻有50多公裏的路程，從1934年6月30日海軍上將格拉夫斯佩鐵甲艦下水開始，人們光是從這個軍港身上就能看出德國的備戰景象。1939年4月1日，”提爾比茲“戰列艦下水時，希特勒親臨現場剪彩，這對我們這些小地方的人來說可是天大的喜事。老百姓從四麵八方湧向威廉斯哈芬，到那裏去夾道歡迎希特勒的車隊。那次我也跑去了，就是為了看一眼希特勒，當時我才11歲，全體德國人都在為希特勒重振經濟的成就歡呼，我當然也跟著歡呼。從戰後到現在，我一直對我的上一代人不滿，他們是經過一戰的，是知道兩百萬德國軍人是怎麽死的，但他們沒有告訴我們應該從那場戰爭裏學到什麽教訓，獨裁政府滅絕了他們的一切判斷力。
在“嬰兒師”在西線戰場經受滅頂之災8個月後，一場類似的悲劇在柏林重演。在攻克柏林的戰役中，蘇軍的坦克部隊在柏林的蒂爾花園區遭遇到400多希特勒青年團員的阻擊。蘇軍元帥朱可夫試圖用不流血的辦法解除這些孩子的武裝，但沒有成功，因為這些孩子們向一切試圖靠近他們的敵人猛烈開火。最後，蘇軍的坦克群開火了……戰後，朱可夫在說到此事時語氣沉重：“誰會把孩子推向必死無疑的境地？隻有瘋子才這樣做！”
我當時不僅是未成年人，而且還是作為殘疾人參戰的。”
“我當時不僅是未成年人，而且還是作為殘疾人參戰的。”
和很多“二戰”老兵一樣，哈帕赫的回憶也是從“父母房屋”（德語稱作“elternhaus”，意為“由父母建立的家庭”）開始的。
他的父親是1894年生人，20歲時被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曾到過比利時和羅馬尼亞。戰後他選擇學習牙醫，並讀了博士。“二戰”開始時他已經45歲了，還是被再次征入軍隊。作為一名大齡老兵，他沒有參加在波蘭的軍事行動，而是被派到波蘭參與對占領區的管理工作。西歐戰役結束後，他又被派往法國和比利時執行同樣的任務。
在派駐比利時的那段期間，父親和他的比利時房東一家結為朋友。這種友誼保持了兩代，至今哈帕赫與那個房東的兒女仍然有聯繫。哈帕赫在過81歲生日時還收到了來自比利時的賀卡。
父親在戰後開了一間牙醫診所，1975年死於腦疾，去世時的歲數和哈帕赫現在的年歲正好一樣，也是81歲。說到這裏，哈帕赫摘下了眼鏡，開始擦拭不知不覺流下的老淚。我想，遠離社會中心的老人們在生命暮年更容易向逝去的親人傾注感情，這一點可能是人類的共性。
情緒平靜下來以後，哈帕赫接著說：“一個家庭傳統的接替，最典型的表現就是職業的傳承。我爺爺就是給人看牙的，我父親也是牙醫，我在戰後又接了父親的診所。”
我插話道：“在中國也是這樣，職業信譽的最有力證明就是祖傳。當醫生、醃鹹菜、修指甲、做菜刀……全都是這樣，代代相傳的手藝才讓人信得過。”
哈帕赫會心地一笑：“現在這座城市還有哈帕赫博士的牙醫診所，但那個哈帕赫不是我，而是我的小兒子。”
“我是獨生子，”老人繼續說，“家裏還有3個姐妹。我的大姐長我4歲，在戰爭後期她也進了空防助手的隊伍，負責操縱探照燈，而且還加入了納粹黨。當時有個聰明人給我們出主意說：入黨吧，還是入黨好，戰爭要是打贏了，戰時入黨的人就有了以後謀生的政治本錢。要是打輸了呢，也就不會有人再去問這件事。德國人嘛就講究個生涯設計，這個說法打動了姐姐，並導致了她的入黨。
“姐姐的決定讓我也動了心，我也跟著遞交了入黨申請。不過，艾森斯的納粹組織還沒來得及處理我的申請，德國就投降了。這一場陰差陽錯，造成了我和姐姐在戰後完全不同的命運。我後來順利地走上了學牙醫，讀博士的道路，而姐姐因為當過納粹黨員，上大學一概遭拒。在生涯設計上的失誤造成了她一生的遺憾，直至最後去世。”
我感嘆道：“這種錯誤是很難避免的，當時德國有多少人具備獨立判斷政治的能力啊！”
“我當時不僅是未成年人，而且還是作為殘疾人參戰的。”（2） 德意誌的另一行淚 “二戰”德國老兵尋訪錄 收藏本書 字號 -+
哈帕赫補充說：“特別是當時的孩子們！孩子們是最容易追隨社會主流價值觀的。直到德國徹底失敗之前，我都把納粹的領導和民族的希望聯繫在一起，根本想像不出失去了元首的德國會是個什麽樣子。
“我們這兒距離威廉斯哈芬的海軍港隻有50多公裏的路程，從1934年6月30日海軍上將格拉夫斯佩鐵甲艦下水開始，人們光是從這個軍港身上就能看出德國的備戰景象。1939年4月1日，”提爾比茲“戰列艦下水時，希特勒親臨現場剪彩，這對我們這些小地方的人來說可是天大的喜事。老百姓從四麵八方湧向威廉斯哈芬，到那裏去夾道歡迎希特勒的車隊。那次我也跑去了，就是為了看一眼希特勒，當時我才11歲，全體德國人都在為希特勒重振經濟的成就歡呼，我當然也跟著歡呼。從戰後到現在，我一直對我的上一代人不滿，他們是經過一戰的，是知道兩百萬德國軍人是怎麽死的，但他們沒有告訴我們應該從那場戰爭裏學到什麽教訓，獨裁政府滅絕了他們的一切判斷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