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5年以來，全世界揭露納粹德國的戰爭罪和反人類罪的文獻已經堆積如山。在這方麵繼續落筆無非是重組各方信息，並無多少新意。另外，與日本不同的是，德國在戰爭中所犯罪行在戰後得到了嚴厲而充分的追究和清算，德國自身也對其歷史罪責進行了全麵、深刻、充分和持久的反省。所以，本書的寫作重點不在於列數納粹德國的罪行，而在於展示普通德國軍人及其親人對“二戰”的記憶和解讀。
作為“50後”，我對二戰的了解盡管是間接的，但一直充滿了探究的衝動。我的父親是一名新四軍敵工部的老兵。我在很小的時候就開始聽他講抗戰故事，並從中最早聽到了“史達林格勒戰役”、“諾曼第登陸”、“攻克柏林”這一連串名詞。它們對我來說充滿了歷史傳奇色彩，而對當年的父親來說卻是命運攸關的。在中國的抗戰處於最艱苦的時侯，新四軍在時事學習中最關心的就是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進展。到德國以後，我強烈地意識到那些當年曾與蘇軍和盟軍橫刀相向的德軍士兵中的一部分人就生活在我的身邊，這不能不讓我產生接觸和了解他們的衝動。在別人眼裏，他們是一群或坐在公園的長椅上，或坐在輪椅上被人推行，或在超市裏蹣跚行走的白髮老者，但我卻很容易聯想到他們當年的軍人形象：風塵僕僕，一身戎裝，頭戴m40型鋼盔，肩挎k98式步槍……90年代初我在薩爾布呂肯市工作了一段時間。我在老房東和他的幾戶老鄰居家裏都看到了他們年輕時的軍人照片。老房東向我解釋過：“到了戰爭後期，德國的後方已經沒有了男性青壯年，你今天能見到的老頭全是當年的軍人……”
老兵們生活在我的周圍，但和他們深談“二戰”的話題卻絕非輕而易舉之事。事關那場不義的、以慘敗而告終的戰爭，事關個人的痛苦遭遇和家庭不幸，他們是很難向一個相交不深的外人敞開心扉的。局外人難以想像的是，德國的“二戰”反思會在德國老兵和他們的後代之間形成一道交流的鴻溝。年輕的一代人在中學教育中就可以係統地了解到自己先輩參與製造的那段黑暗年代，兒子不願保存老兵父親的戰爭文物，孫子不願傾聽老兵爺爺的戰爭經歷，這在德國是具有普遍性的現象。在後人的批判性眼光下，老兵們也傾向於對自己的“二戰”經歷採取謹言慎行的態度。當他們麵對著一個外國人的採訪要求時，這種態度會自然而然地得到強化。
除此以外，另一個必須考慮的因素是時間。書寫“口述史”的基本前提是要有歷史見證人在世。但即使是在1939年“二戰”開始時剛20歲的德國人，到現在也都進入古稀高齡了。依然健在的“二戰”德國軍人越來越少，當年將校級軍官已基本絕跡。一代人正在悄悄地退出歷史。要進入這個寫作領域，隻能抓緊有效的幾年時間。
進入老兵的世界，首先需要奠定一種交流的基礎。為此，我查閱了很多由德國老兵留下的戰爭回憶錄。由於這方麵的資料很少被翻譯和介紹到德國以外，讀來令我耳目一新。但我同時也遺憾地發現，凡以書麵形式出現的老兵回憶錄大都缺少鮮明的個性。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人們在把歷史訴諸文字時，其思想表達畢竟要比說話來的更為謹慎，在事關敏感話題的時候尤其如此。
我在1989年曾經和一個快言快語的老者聊起“二戰”。老人19歲時曾作為德軍坦克兵參加了從比利時的阿登山區突入法國的閃擊行動。說到那場戰爭，他居然至今還是豪氣萬丈：“掃平西歐大陸，把英國人趕回海島，我們一共才用了一個半月的時間。德國最後輸掉了戰爭是因為戰線太長，樹敵太多。如果隻是一對一地幹，我們不怕任何對手。”這種脫口而出的心裏話是絕不可能見諸於文史書刊的。這更加使我感到，要真實地了解德國老兵和他們眼中的戰爭，必須要和他們直接對話，要讓他們敞開心扉，用國內流行的說法就是要“零距離接觸”。
在我生活於德國的十幾年中，先後接觸過很多從戰爭中倖存下來的老人。其中一麵之交者居多。和有些人雖說經常能見麵，但也不過是在樓道或街區碰上麵後打個招呼。但隻要出現交談的機會，我都會不失時機地想辦法從他們口中“掏出”一些對戰爭的感受。最初的動機不過是出於對歷史的好奇，後來逐漸地就變成了有意識地收集故事。由此獲得的材料雖然支離破碎，但積少成多後就使得那場戰爭在我眼前逐漸變得生動和真實起來。當然，依此還不足以成書。在我對德國老兵心中的“二戰”積累了一些感覺後，我決定開始正式的採訪。從這時開始，我真正感覺到了寫這樣一本書的難度。
我曾經試圖通過德國的各類研究第三帝國史和“二戰”史的協會和機構建立採訪渠道，但沒有取得任何收穫。德國人在拒絕求職時很直接，但在拒絕求助時則很委婉。他們經常是不直接回絕我，而是很熱心地推薦我再去和別的單位試一試，而且會給出一些地址、電話和傳真號碼。推來推去，結果經常是最終又讓我返回到了最早聯繫的那一家，由此形成一個無效循環的大圈子。一次例外的情況發生在斯圖加特市的一個老兵協會，會長在“二戰”時是一名空軍軍官，老得已經寫不成信了，他委託助手給我發了一份傳真，表示將要提供給我一個老兵會員的名單，我可以根據這份名單上的電話和地址逐一去聯繫或採訪這些人，但此事最終還是沒有了下文。後來我了解到，老會長做出這個承諾後不久就去世了。
作為“50後”，我對二戰的了解盡管是間接的，但一直充滿了探究的衝動。我的父親是一名新四軍敵工部的老兵。我在很小的時候就開始聽他講抗戰故事，並從中最早聽到了“史達林格勒戰役”、“諾曼第登陸”、“攻克柏林”這一連串名詞。它們對我來說充滿了歷史傳奇色彩，而對當年的父親來說卻是命運攸關的。在中國的抗戰處於最艱苦的時侯，新四軍在時事學習中最關心的就是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進展。到德國以後，我強烈地意識到那些當年曾與蘇軍和盟軍橫刀相向的德軍士兵中的一部分人就生活在我的身邊，這不能不讓我產生接觸和了解他們的衝動。在別人眼裏，他們是一群或坐在公園的長椅上，或坐在輪椅上被人推行，或在超市裏蹣跚行走的白髮老者，但我卻很容易聯想到他們當年的軍人形象：風塵僕僕，一身戎裝，頭戴m40型鋼盔，肩挎k98式步槍……90年代初我在薩爾布呂肯市工作了一段時間。我在老房東和他的幾戶老鄰居家裏都看到了他們年輕時的軍人照片。老房東向我解釋過：“到了戰爭後期，德國的後方已經沒有了男性青壯年，你今天能見到的老頭全是當年的軍人……”
老兵們生活在我的周圍，但和他們深談“二戰”的話題卻絕非輕而易舉之事。事關那場不義的、以慘敗而告終的戰爭，事關個人的痛苦遭遇和家庭不幸，他們是很難向一個相交不深的外人敞開心扉的。局外人難以想像的是，德國的“二戰”反思會在德國老兵和他們的後代之間形成一道交流的鴻溝。年輕的一代人在中學教育中就可以係統地了解到自己先輩參與製造的那段黑暗年代，兒子不願保存老兵父親的戰爭文物，孫子不願傾聽老兵爺爺的戰爭經歷，這在德國是具有普遍性的現象。在後人的批判性眼光下，老兵們也傾向於對自己的“二戰”經歷採取謹言慎行的態度。當他們麵對著一個外國人的採訪要求時，這種態度會自然而然地得到強化。
除此以外，另一個必須考慮的因素是時間。書寫“口述史”的基本前提是要有歷史見證人在世。但即使是在1939年“二戰”開始時剛20歲的德國人，到現在也都進入古稀高齡了。依然健在的“二戰”德國軍人越來越少，當年將校級軍官已基本絕跡。一代人正在悄悄地退出歷史。要進入這個寫作領域，隻能抓緊有效的幾年時間。
進入老兵的世界，首先需要奠定一種交流的基礎。為此，我查閱了很多由德國老兵留下的戰爭回憶錄。由於這方麵的資料很少被翻譯和介紹到德國以外，讀來令我耳目一新。但我同時也遺憾地發現，凡以書麵形式出現的老兵回憶錄大都缺少鮮明的個性。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人們在把歷史訴諸文字時，其思想表達畢竟要比說話來的更為謹慎，在事關敏感話題的時候尤其如此。
我在1989年曾經和一個快言快語的老者聊起“二戰”。老人19歲時曾作為德軍坦克兵參加了從比利時的阿登山區突入法國的閃擊行動。說到那場戰爭，他居然至今還是豪氣萬丈：“掃平西歐大陸，把英國人趕回海島，我們一共才用了一個半月的時間。德國最後輸掉了戰爭是因為戰線太長，樹敵太多。如果隻是一對一地幹，我們不怕任何對手。”這種脫口而出的心裏話是絕不可能見諸於文史書刊的。這更加使我感到，要真實地了解德國老兵和他們眼中的戰爭，必須要和他們直接對話，要讓他們敞開心扉，用國內流行的說法就是要“零距離接觸”。
在我生活於德國的十幾年中，先後接觸過很多從戰爭中倖存下來的老人。其中一麵之交者居多。和有些人雖說經常能見麵，但也不過是在樓道或街區碰上麵後打個招呼。但隻要出現交談的機會，我都會不失時機地想辦法從他們口中“掏出”一些對戰爭的感受。最初的動機不過是出於對歷史的好奇，後來逐漸地就變成了有意識地收集故事。由此獲得的材料雖然支離破碎，但積少成多後就使得那場戰爭在我眼前逐漸變得生動和真實起來。當然，依此還不足以成書。在我對德國老兵心中的“二戰”積累了一些感覺後，我決定開始正式的採訪。從這時開始，我真正感覺到了寫這樣一本書的難度。
我曾經試圖通過德國的各類研究第三帝國史和“二戰”史的協會和機構建立採訪渠道，但沒有取得任何收穫。德國人在拒絕求職時很直接，但在拒絕求助時則很委婉。他們經常是不直接回絕我，而是很熱心地推薦我再去和別的單位試一試，而且會給出一些地址、電話和傳真號碼。推來推去，結果經常是最終又讓我返回到了最早聯繫的那一家，由此形成一個無效循環的大圈子。一次例外的情況發生在斯圖加特市的一個老兵協會，會長在“二戰”時是一名空軍軍官，老得已經寫不成信了，他委託助手給我發了一份傳真，表示將要提供給我一個老兵會員的名單，我可以根據這份名單上的電話和地址逐一去聯繫或採訪這些人，但此事最終還是沒有了下文。後來我了解到，老會長做出這個承諾後不久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