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新武器體係在技術上是否可行的一些特殊問題，使參謀長聯席會議大傷腦筋。參謀長聯席會議經常被要求在新武器投入生產前幾年，就向國防部長提出關於各軍種應當採購的數量和類型的建議。由於新武器的研究和發展往往由一個軍部負責，因此在討論這種武器的未來用途時，該軍部就可能成為它的倡導者和支持者。其它軍種的參謀長很可能對發展這種新武器的要求產生懷疑，並且戴著有色眼鏡來觀察這種武器將來所需要的國防經費。這樣陸軍和海軍就一直對空軍的鮑馬克無人駕駛截擊機潑冷水。同樣，空軍和海軍也對陸軍的奈基3型反飛彈飛彈的前途表示寒心。
這種態度並不純粹是由於軍種間的偏見或爭取創造者的光榮所引起的。要在新式武器製造者的誇大性宣傳和其真情實況之間作出區別，是困難的。任何一個參謀長都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來檢查各種武器倡議者的論點。盡管如此，他通常仍須在這種武器問世前或早在它準備投入生產和使用之前，表明自己對它的前途和對它的依靠程度的看法。
這就是國防部長能比參謀長聯席會議更好地作出裁決的地方。這裏涉及的大都是科學及工程方麵的問題，因此，可以讓有關軍種的軍外文職專家去考慮。國防部長如能負責決定對新武器體係技術上的依賴程度，他就給予了很大的幫助。在這種情況下，軍種參謀長隻需回答一些軍事上的問題。例如，國防部長在與公正無私的專家討論後，若能對鮑馬克飛彈和奈基3型反飛彈飛彈在技術上的可靠性和達到它的設計要求的時間，提出看法，那麽，參謀長聯席會議就能輕而易舉地確定這種武器是否需要，以及如果需要時，在一定時期內的需要量。
概括起來說，總的問題是：國防部長完全有可能使現有的機構比現在工作得更好。首先，這是因為他可以比威爾遜部長或麥克艾羅伊部長更好地與參謀長們接近。而據我所知，威爾遜先生隻有一次與軍種參謀長坐在一起，用較長的時間來了解他們的困難。這件事大約發生在1956年3月在波多黎各召開參謀長會議的時候。至於麥克艾羅伊先生，雖然我在他任職後不久，就建議他召開一些非正式的會議，但他從來沒有給予參謀長們任何機會來認真討論一些基本問題。顯而易見，他們倆人都喜歡從正式文件上，或從國防部副部長卡利斯先生的口中，或從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海軍上將和特文寧上將那裏，間接地了解軍種參謀長的意見。與此同時，總統也不過問軍種參謀長之間的爭論。他隻依靠國防部長排解分歧。曾經好幾次有人向總統建議，要求他與軍種參謀長舉行非正式的會議。他看來總是很樂以接受這一建議。而且在1957年7月，當總統與我談起這個問題時，他曾指示他的幕僚，每兩個月召集參謀長們開會一次。但是由於一些不知道的理由，該計劃一直沒有付諸實施。
如果一些基本的問題不能通過不太正式的方法加以解決，那麽，國防部長就可以指示軍種參謀長，要求他們以有助於他作出決定的方式草擬關於此類爭論的報告書。然後，當他確定了對基本問題的態度後，就應製定一些明確的毫不含糊的文件，以澄清高級當局的指示中的模糊之處。採取這種領導方式，就可以恢復預期的製定戰略的程序，和為參謀長聯席會議履行職務提供健全的基礎。可惜，這種領導方式一直沒有形成，因此，美國戰略或多或少地成了政府編造國防預算時的偶然形成的副產品。
從第三章和第四章關於“新麵貌政策”的演變的討論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國防部長在規定編造預算的指導方針時，雖然並不一定預見到這種行動的結局，但通過對這種指導方針的運用，卻使他成了我們軍事戰略的真正製定人。對國防部長來說，規定這種指導方針不是一種專橫的行動，而是為了執行政府行政部門的政策，尤其是預算局的指示，而必須採取的措施。當戰略製定機構無法工作時，他感到必須根據財政部的支出指標規定編造預算時所必須遵循的基本規則。結果，這些基本規則對美國今天的軍事態勢和今後幾年中的軍事態勢產生了影響。
這種指導方針常常限製了軍事人員的數量，總的防禦開支以及各軍種間軍費的分配，有時也限製了裝備和補給品的儲備量以及各軍種為了適應戰爭需要而儲存的彈藥數量。在過去幾年中，每年都不得不削減核定的軍需儲備量，因而也就縮短了我們部隊在全麵擴大戰時生產之前所能支持戰爭的時間。
各軍種接到編造預算的指導方針後，應立即根據該方針製定本軍種的預算。在工作進行的過程中，國防部長和審計長經常召集各軍種部長和各軍種參謀長商談各軍種預算的編造情況。我總是發現，威爾遜先生和麥克艾羅伊先生非常急於規定每個軍種“受審”的日期，並且急於得到一個全麵的關於預算指導方針對該軍種影響的報告。雖然在這些會議上，經常議論紛紛，但我從未看到有任何跡象表明它對最後的結果有很大的影響。盡管各軍種的代表象我們看到的那樣，進行了滔滔不絕的辯論，然而，預算分配的百分比幾年來始終未變，即陸軍23％，海軍和陸戰隊28％，空軍46％。
這種按軍種編造預算的方法有嚴重的缺點。它掩蓋了預算對各“專職部隊”的影響。換句話說，三軍或多或少地孤立地發展自己的部隊，以致從未統一考慮每一類部隊，如由海軍和空軍組成的戰略報復部隊。同樣，也不可能確切地說明從國防預算中得到了多少大陸防空部隊，因為這是另外一種幾個軍種都作出了貢獻的部隊。換句話說，當我們考慮作戰任務時，我們是從橫的方麵看我們的部隊，但在編造國防預算時卻是從縱的方麵看我們的部隊。艾森豪總統說得很好：“陸、海、空軍單獨作戰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認為這種說法意味著，我們應當根據特遣部隊的原則組織我們的戰鬥部隊，即根據所要完成的任務把適當比重的陸軍、海軍和空軍分配給野戰指揮官。這種根據戰鬥需要來考慮部隊的組成，但卻根據陸軍、海軍和空軍的分類來“購買”我們的部隊的現象，是不正常的。其結果是：沒有一個人真正知道美國從單項預算或一係列預算的開支中，究竟“買”到了多少戰鬥力？
這種態度並不純粹是由於軍種間的偏見或爭取創造者的光榮所引起的。要在新式武器製造者的誇大性宣傳和其真情實況之間作出區別，是困難的。任何一個參謀長都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來檢查各種武器倡議者的論點。盡管如此，他通常仍須在這種武器問世前或早在它準備投入生產和使用之前，表明自己對它的前途和對它的依靠程度的看法。
這就是國防部長能比參謀長聯席會議更好地作出裁決的地方。這裏涉及的大都是科學及工程方麵的問題，因此，可以讓有關軍種的軍外文職專家去考慮。國防部長如能負責決定對新武器體係技術上的依賴程度，他就給予了很大的幫助。在這種情況下，軍種參謀長隻需回答一些軍事上的問題。例如，國防部長在與公正無私的專家討論後，若能對鮑馬克飛彈和奈基3型反飛彈飛彈在技術上的可靠性和達到它的設計要求的時間，提出看法，那麽，參謀長聯席會議就能輕而易舉地確定這種武器是否需要，以及如果需要時，在一定時期內的需要量。
概括起來說，總的問題是：國防部長完全有可能使現有的機構比現在工作得更好。首先，這是因為他可以比威爾遜部長或麥克艾羅伊部長更好地與參謀長們接近。而據我所知，威爾遜先生隻有一次與軍種參謀長坐在一起，用較長的時間來了解他們的困難。這件事大約發生在1956年3月在波多黎各召開參謀長會議的時候。至於麥克艾羅伊先生，雖然我在他任職後不久，就建議他召開一些非正式的會議，但他從來沒有給予參謀長們任何機會來認真討論一些基本問題。顯而易見，他們倆人都喜歡從正式文件上，或從國防部副部長卡利斯先生的口中，或從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海軍上將和特文寧上將那裏，間接地了解軍種參謀長的意見。與此同時，總統也不過問軍種參謀長之間的爭論。他隻依靠國防部長排解分歧。曾經好幾次有人向總統建議，要求他與軍種參謀長舉行非正式的會議。他看來總是很樂以接受這一建議。而且在1957年7月，當總統與我談起這個問題時，他曾指示他的幕僚，每兩個月召集參謀長們開會一次。但是由於一些不知道的理由，該計劃一直沒有付諸實施。
如果一些基本的問題不能通過不太正式的方法加以解決，那麽，國防部長就可以指示軍種參謀長，要求他們以有助於他作出決定的方式草擬關於此類爭論的報告書。然後，當他確定了對基本問題的態度後，就應製定一些明確的毫不含糊的文件，以澄清高級當局的指示中的模糊之處。採取這種領導方式，就可以恢復預期的製定戰略的程序，和為參謀長聯席會議履行職務提供健全的基礎。可惜，這種領導方式一直沒有形成，因此，美國戰略或多或少地成了政府編造國防預算時的偶然形成的副產品。
從第三章和第四章關於“新麵貌政策”的演變的討論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國防部長在規定編造預算的指導方針時，雖然並不一定預見到這種行動的結局，但通過對這種指導方針的運用，卻使他成了我們軍事戰略的真正製定人。對國防部長來說，規定這種指導方針不是一種專橫的行動，而是為了執行政府行政部門的政策，尤其是預算局的指示，而必須採取的措施。當戰略製定機構無法工作時，他感到必須根據財政部的支出指標規定編造預算時所必須遵循的基本規則。結果，這些基本規則對美國今天的軍事態勢和今後幾年中的軍事態勢產生了影響。
這種指導方針常常限製了軍事人員的數量，總的防禦開支以及各軍種間軍費的分配，有時也限製了裝備和補給品的儲備量以及各軍種為了適應戰爭需要而儲存的彈藥數量。在過去幾年中，每年都不得不削減核定的軍需儲備量，因而也就縮短了我們部隊在全麵擴大戰時生產之前所能支持戰爭的時間。
各軍種接到編造預算的指導方針後，應立即根據該方針製定本軍種的預算。在工作進行的過程中，國防部長和審計長經常召集各軍種部長和各軍種參謀長商談各軍種預算的編造情況。我總是發現，威爾遜先生和麥克艾羅伊先生非常急於規定每個軍種“受審”的日期，並且急於得到一個全麵的關於預算指導方針對該軍種影響的報告。雖然在這些會議上，經常議論紛紛，但我從未看到有任何跡象表明它對最後的結果有很大的影響。盡管各軍種的代表象我們看到的那樣，進行了滔滔不絕的辯論，然而，預算分配的百分比幾年來始終未變，即陸軍23％，海軍和陸戰隊28％，空軍46％。
這種按軍種編造預算的方法有嚴重的缺點。它掩蓋了預算對各“專職部隊”的影響。換句話說，三軍或多或少地孤立地發展自己的部隊，以致從未統一考慮每一類部隊，如由海軍和空軍組成的戰略報復部隊。同樣，也不可能確切地說明從國防預算中得到了多少大陸防空部隊，因為這是另外一種幾個軍種都作出了貢獻的部隊。換句話說，當我們考慮作戰任務時，我們是從橫的方麵看我們的部隊，但在編造國防預算時卻是從縱的方麵看我們的部隊。艾森豪總統說得很好：“陸、海、空軍單獨作戰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認為這種說法意味著，我們應當根據特遣部隊的原則組織我們的戰鬥部隊，即根據所要完成的任務把適當比重的陸軍、海軍和空軍分配給野戰指揮官。這種根據戰鬥需要來考慮部隊的組成，但卻根據陸軍、海軍和空軍的分類來“購買”我們的部隊的現象，是不正常的。其結果是：沒有一個人真正知道美國從單項預算或一係列預算的開支中，究竟“買”到了多少戰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