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方麵的有效管理，需要有正確的建議，明確而及時的決定以及隨之而來的對這些決定的貫徹。國家安全委員會在採取隨之而來的措施方麵通常是有缺點的。雖然活動統籌委員會在協調海外作戰方麵具有一定的責任，但它並沒有認真貫徹“基本的國家安全政策”。當國防部向國家安全委員會定期提出發展報告時，國家安全委員會從未認真考慮我軍在任何時期的實際情況和能力，沒有考慮我們能夠使用的軍隊的種類和數量，及其與我們可能不得不履行的全球性義務的關係。在政府機構中，沒有一個部門負責根據政治方麵的義務檢查我們的軍事能力或者根據批準的“基本的國家安全政策”的要求檢查我們的現有部隊。同樣也沒有採取措施來證明聯邦預算旨在提供必要的基金，以支持“基本的國家安全政策”所需要的軍隊。
現在讓我們看一看製定戰略的另一個重要機構——參謀長聯席會議。參謀長聯席會議是根據法律建立起來的，是總統、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防部長的軍事諮詢機構。事實上，參謀長聯席會議與國防部長的關係是主要的。它常通過國防部長接近總統，而且除了其主席出席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外，參謀長聯席會議與國家安全委員會並沒有定期的接觸。
作為一個機構，參謀長聯席會議沒有指揮權，而純粹起參謀和顧問的作用。作為參謀機構，它被安插在國防部長和國內外聯合司令部和特種司令部的司令之間。協助參謀長聯席會議進行工作的有一個三星中將級的主任和從各軍種抽調的約400名軍官，他們組成了聯合參謀部，聯合參謀部下設一個晝夜值班的指揮所。它在總司令（總統）和國防部長授權下從軍事上指導戰爭的實施。作為一個參謀機構，參謀長聯席會議可以說是一個委員會，負責執行通常授予作戰指揮部最高指揮官的參謀長的職責。參謀長聯席會議在履行這一職責時的效能從未經受過全麵戰爭的壓力和緊張的考驗，但是許多了解這一問題的軍人都相信，在未來的戰爭中，一個委員會是絕不能代替一位參謀長的。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作為一個諮詢機構，參謀長聯席會議還負責擬定戰略計劃並提供長期的軍事指導原則，以供各軍事部門在擬定各自的計劃時使用。為了擬定這些計劃和提供這方麵的指導，它們需要從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軍號中聽到明確響亮的指導性的號聲。否則，它們的調子就會與總的國家戰略不合拍。因此，“基本的國家安全政策”這一文件對於參謀長聯席會議，具有重大的意義。
參謀長聯席會議製定的可以與國家安全委員會製定的“基本的國家安全政策”媲美的文件，定名為“聯合戰略目標計劃”，其目的在於為四年後的一個財政年度所需要的武裝部隊的發展提供擬定計劃的指導原則。它估計了冷戰、有限戰爭、或大戰的軍事需要，並包括為貫徹“基本的國家安全政策”所提出的軍事戰略所需要的軍隊的數量、部署和運用。它也為軍種動員計劃的擬定提供了指導原則，並作為每年向國防部長提出軍事要求報告的基礎，以協助國防部長製定下一財政年度軍事預算的指導原則。因此，如果參謀長聯席會議達到了這些預定的目的，它就能及時製定未來四年的計劃，從而保證當前的國防預算中具有必要的經費，能夠有步驟地建立所需的部隊。它將向各軍種吹出明確的號聲，使它們知道如何在所需要的整個軍隊中起它的一份作用。
聯合戰略計劃通常包括下述內容：對計劃期內的軍事威脅的情況判斷，一項進行冷戰、有限戰爭和大戰的戰略方針，一個後勤附件，以及一張為支援戰略方針所需的部隊的一覽表。製定所謂的“部隊一覽表”總是在參謀長聯席會議內部引起最大的意見和分歧。
顯然，“聯合戰略目標計劃”是為有步驟地發展軍事計劃而擬定的一項很重要的文件。可惜，象“基本的國家安全政策”一樣，它在實施過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難，未能達到它的崇高的目的。最近的三個“聯合戰略目標計劃”中，沒有一個適於作為一項真正的擬定四年計劃的文件。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三軍參謀長未能就國防部認為是在計劃擬定中切實可行的財政開支所能支持的各種部隊的最好組合一事取得一致意見。“聯合戰略目標計劃”原先是作為允許三軍參謀長在事先不考慮預算限額的情況下估價軍事需要的一項文件。結果，根據“聯合戰略目標計劃”，60年約需480億美元，以後則每年需要550－580億美元。國防部長對於這樣的預算非常不滿，他或者是拒絕這種預算或者是強製規定財政限額來限製他所認為的不合理的計劃。結果，“聯合戰略目標計劃”越來越變成爭奪下次預算的預演，而不是製定中期戰略計劃的文件。
這樣，盡管由國家安全委員會擬定國家戰略和由參謀長聯席會議擬定軍事戰略的程序看來似乎是合乎邏輯的，但是這種製度由於一些根本原因而失敗了。國家安全委員會沒有掌握國防的根本問題，並且未能對武裝部隊提出明確的指導原則。參謀長聯席會議未能就支持業已一致承認的戰略方針所需的部隊取得一致意見，因此未能提出各軍種所需要的軍事指導原則。國防部長在中期戰略計劃的擬定過程中插進了財政方麵的問題，從而使中期戰略計劃失去了它的大部分潛在價值。但這隻是問題的一部分。為了了解整個問題，需要深入調查五角大樓的情況，了解一下製定戰略的實踐與理論的區別。首先讓我們觀察一下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工作情況。
現在讓我們看一看製定戰略的另一個重要機構——參謀長聯席會議。參謀長聯席會議是根據法律建立起來的，是總統、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防部長的軍事諮詢機構。事實上，參謀長聯席會議與國防部長的關係是主要的。它常通過國防部長接近總統，而且除了其主席出席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外，參謀長聯席會議與國家安全委員會並沒有定期的接觸。
作為一個機構，參謀長聯席會議沒有指揮權，而純粹起參謀和顧問的作用。作為參謀機構，它被安插在國防部長和國內外聯合司令部和特種司令部的司令之間。協助參謀長聯席會議進行工作的有一個三星中將級的主任和從各軍種抽調的約400名軍官，他們組成了聯合參謀部，聯合參謀部下設一個晝夜值班的指揮所。它在總司令（總統）和國防部長授權下從軍事上指導戰爭的實施。作為一個參謀機構，參謀長聯席會議可以說是一個委員會，負責執行通常授予作戰指揮部最高指揮官的參謀長的職責。參謀長聯席會議在履行這一職責時的效能從未經受過全麵戰爭的壓力和緊張的考驗，但是許多了解這一問題的軍人都相信，在未來的戰爭中，一個委員會是絕不能代替一位參謀長的。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作為一個諮詢機構，參謀長聯席會議還負責擬定戰略計劃並提供長期的軍事指導原則，以供各軍事部門在擬定各自的計劃時使用。為了擬定這些計劃和提供這方麵的指導，它們需要從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軍號中聽到明確響亮的指導性的號聲。否則，它們的調子就會與總的國家戰略不合拍。因此，“基本的國家安全政策”這一文件對於參謀長聯席會議，具有重大的意義。
參謀長聯席會議製定的可以與國家安全委員會製定的“基本的國家安全政策”媲美的文件，定名為“聯合戰略目標計劃”，其目的在於為四年後的一個財政年度所需要的武裝部隊的發展提供擬定計劃的指導原則。它估計了冷戰、有限戰爭、或大戰的軍事需要，並包括為貫徹“基本的國家安全政策”所提出的軍事戰略所需要的軍隊的數量、部署和運用。它也為軍種動員計劃的擬定提供了指導原則，並作為每年向國防部長提出軍事要求報告的基礎，以協助國防部長製定下一財政年度軍事預算的指導原則。因此，如果參謀長聯席會議達到了這些預定的目的，它就能及時製定未來四年的計劃，從而保證當前的國防預算中具有必要的經費，能夠有步驟地建立所需的部隊。它將向各軍種吹出明確的號聲，使它們知道如何在所需要的整個軍隊中起它的一份作用。
聯合戰略計劃通常包括下述內容：對計劃期內的軍事威脅的情況判斷，一項進行冷戰、有限戰爭和大戰的戰略方針，一個後勤附件，以及一張為支援戰略方針所需的部隊的一覽表。製定所謂的“部隊一覽表”總是在參謀長聯席會議內部引起最大的意見和分歧。
顯然，“聯合戰略目標計劃”是為有步驟地發展軍事計劃而擬定的一項很重要的文件。可惜，象“基本的國家安全政策”一樣，它在實施過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難，未能達到它的崇高的目的。最近的三個“聯合戰略目標計劃”中，沒有一個適於作為一項真正的擬定四年計劃的文件。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三軍參謀長未能就國防部認為是在計劃擬定中切實可行的財政開支所能支持的各種部隊的最好組合一事取得一致意見。“聯合戰略目標計劃”原先是作為允許三軍參謀長在事先不考慮預算限額的情況下估價軍事需要的一項文件。結果，根據“聯合戰略目標計劃”，60年約需480億美元，以後則每年需要550－580億美元。國防部長對於這樣的預算非常不滿，他或者是拒絕這種預算或者是強製規定財政限額來限製他所認為的不合理的計劃。結果，“聯合戰略目標計劃”越來越變成爭奪下次預算的預演，而不是製定中期戰略計劃的文件。
這樣，盡管由國家安全委員會擬定國家戰略和由參謀長聯席會議擬定軍事戰略的程序看來似乎是合乎邏輯的，但是這種製度由於一些根本原因而失敗了。國家安全委員會沒有掌握國防的根本問題，並且未能對武裝部隊提出明確的指導原則。參謀長聯席會議未能就支持業已一致承認的戰略方針所需的部隊取得一致意見，因此未能提出各軍種所需要的軍事指導原則。國防部長在中期戰略計劃的擬定過程中插進了財政方麵的問題，從而使中期戰略計劃失去了它的大部分潛在價值。但這隻是問題的一部分。為了了解整個問題，需要深入調查五角大樓的情況，了解一下製定戰略的實踐與理論的區別。首先讓我們觀察一下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工作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