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除朝鮮外又有了奠邊府的教訓，美國武裝部隊在1953年和1954年仍通過國防預算的撥款，不斷地根據新麵貌政策的要求進行改組。與此同時，在發展原子武器方麵，無論在國內還是蘇聯，均取得了重要的進展。美國於1952年在埃尼威托克島的試驗中，爆炸了一種百萬噸級的原子武器。這一消息發表後，接著傳來了蘇聯在1953年8月爆炸了一枚氫彈的消息。雖然我們知道蘇聯曾在1949年爆炸了一枚原子裝置，但當時我們對這一成就未予重視。因為我們認為這次爆炸的隻是一種原子裝置，而不是作戰武器。現在情況已經很明顯了，蘇聯正在發展原子武器方麵，迅速地向前邁進。於是我們第一次開始討論美國喪失原子武器壟斷後的影響以及出現相互威懾的時代的可能性。這裏所說的相互威懾，指的是東西方在原子摧毀力方麵，處於僵持的局麵。這種僵持局麵會使雙方在任何利益衝突中都不會故意選擇原子大戰的道路。
奇怪的是，蘇聯是在韓戰爆發前一年進行第一次核爆炸的。但是“相互威懾”的可能性和意義卻沒有更早地影響我國的國防政策。我國領導人在致力於發展“絕對武器”的時候卻忽視了，或者有意忽視了大型核武器在政治上的不利條件，也忽視了這種武器不能用於較小的衝突的明顯的事實。但公眾隻是從非官方的對國防政策的評論中，才第一次得到了關於依靠核戰略的局限性的暗示。在批評核戰略的著作中，包括喬治·f·凱南在1954年所寫的《美國外交政策的現實》一書。書中寫道，“總體戰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從今以後，有限軍事行動是唯一可以達成任何真正目標的戰爭”。同樣的論點也在李特爾·哈特、w·科夫曼、範尼伐爾·布希和伯納德·布羅迪署名的文章中得到了反映。這種來自非官方的文章代表了公眾對大規模報復政策的有效性的第一次責難。對此，我是熱烈歡迎的。鑑於這些作者並不了解關於原子武器的威力的全部情報，因此，他們提出的尖銳的批評更值得引起注意。
在政府的行政部門內，也秘密地出現了一種懷疑新麵貌戰略的思想。蘇聯在核武器方麵的成就，使我們不能忽視世界局勢正在發生重要變化這一事實。因此，在1955年1月，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詳盡地審查了1953年發表的關於新麵貌政策的聲明。在這次審查中，官方第一次承認了相互威懾的可能性，以及美國在這種時代裏擁有應付有限侵略的、能夠遂行多種任務的、現成的部隊的重要性。不然，美國遲早得做出下述選擇，即不是在局部侵略麵前屈服，就是肆無忌憚地使用大規模毀滅性的武器。現在回想起來，這次審查的結論表明，當時已經出現了一種脫離依靠大規模報復政策的非常令人鼓舞的趨勢。而且這種結論看來為支持一種較為靈活的戰略的指導思想奠定了基礎。
陸軍領導人對於1955年的這一新的指導思想寄予很大的希望。我在返回美國接替李奇微將軍的陸軍參謀長的職務前不久，就曾在東京的辦公室內接到了一份關於這一指導思想的文件。1955年2月，當我在朝鮮和日本履行遠東陸軍司令的職務時，我對這項擔任陸軍參謀長的新任命，感到突然。2月18日，我正在日本視察騎兵第1師的一支部隊，我的設在座間的司令部派通信員給我送來了陸軍部長羅伯特·斯蒂文斯的一份電報。他要我立刻回華盛頓麵商機宜。當時正值霍爾將軍即將卸去駐遠東美軍總司令職務之時，因此我認為，把我召回華盛頓是和接任霍爾將軍的職務有關。與此同時，我也知道，李奇微將軍在擔任陸軍參謀長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已經引起了他可能退休的謠言。這些情況在我前往華盛頓的前夕，在我的家庭中引起了許多猜測。我的夫人和麵臨著調動可能性的任何陸軍人員的夫人一樣，要求在發生調動的時候，立即打電報給她。因此，我們就象陰謀家一樣地編了一套家庭通信密語。我們約定，如果我接替霍爾將軍的職務，我的電報就是“露茜（霍爾將軍的夫人）向你致意”，如果我擔任陸軍參謀長的職務，我的電報就是，“彭尼（李奇微將軍的夫人）向你致意”。
我飛抵華盛頓時，受到了副參謀長韋伯爾中將的歡迎。他向我保證，他和李奇微將軍都不知道我返回華盛頓的目的，隻有斯蒂文斯部長能把這一點告訴我。第二天，我第一次晉見斯蒂文斯部長，但並未得到全部答案。他指出，我之所以被召回，主要是為了研究繼任霍爾將軍的事宜，但也有可能還有其他事情。我雖然感到有些神秘莫測，但仍然拍發了“露茜向你致意”的電報。
第二天，斯蒂文斯先生帶我去見國防部長威爾遜。正如他慣常所作的那樣，他並不立即談論正題，而是首先長時間地議論東方的情況，爾後開始反覆考查當文職人員的觀點和我不同時我對執行這些命令的態度。由於我在37年的服役中沒有出現過任何不服從的現象，我問心無愧地向他作了保證。但我必須說，我對經受這樣一次忠誠考查，是非常驚奇的。經過這些考查後，他才談到了正題，說總統正在考慮讓我繼任李奇微將軍的職務。而他是在考查我是否能擔任這一職務。
顯然，我通過了這次考查，因為威爾遜先生後來讓我在2月24日下午2時30分去見總統。這是艾森豪將軍就任總統以來，我第一次和我的戰時的老上級會麵。他以固有的熱情向我招呼。但他卻在考慮重大的問題。他希望確實了解未來的參謀長的態度。表達的方法雖然不同，但含義是相同的。我又一次輕易地回答了這些問題，而且又一次通過了考查，雖然我仍然不知道他們對我進行這樣考查的目的何在。臨別時，總統談到了他的意圖，要我首先接替霍爾將軍擔任遠東美軍總司令的職務，然後經過一段短促的時期，提名我繼任李奇微將軍的職務。
奇怪的是，蘇聯是在韓戰爆發前一年進行第一次核爆炸的。但是“相互威懾”的可能性和意義卻沒有更早地影響我國的國防政策。我國領導人在致力於發展“絕對武器”的時候卻忽視了，或者有意忽視了大型核武器在政治上的不利條件，也忽視了這種武器不能用於較小的衝突的明顯的事實。但公眾隻是從非官方的對國防政策的評論中，才第一次得到了關於依靠核戰略的局限性的暗示。在批評核戰略的著作中，包括喬治·f·凱南在1954年所寫的《美國外交政策的現實》一書。書中寫道，“總體戰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從今以後，有限軍事行動是唯一可以達成任何真正目標的戰爭”。同樣的論點也在李特爾·哈特、w·科夫曼、範尼伐爾·布希和伯納德·布羅迪署名的文章中得到了反映。這種來自非官方的文章代表了公眾對大規模報復政策的有效性的第一次責難。對此，我是熱烈歡迎的。鑑於這些作者並不了解關於原子武器的威力的全部情報，因此，他們提出的尖銳的批評更值得引起注意。
在政府的行政部門內，也秘密地出現了一種懷疑新麵貌戰略的思想。蘇聯在核武器方麵的成就，使我們不能忽視世界局勢正在發生重要變化這一事實。因此，在1955年1月，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詳盡地審查了1953年發表的關於新麵貌政策的聲明。在這次審查中，官方第一次承認了相互威懾的可能性，以及美國在這種時代裏擁有應付有限侵略的、能夠遂行多種任務的、現成的部隊的重要性。不然，美國遲早得做出下述選擇，即不是在局部侵略麵前屈服，就是肆無忌憚地使用大規模毀滅性的武器。現在回想起來，這次審查的結論表明，當時已經出現了一種脫離依靠大規模報復政策的非常令人鼓舞的趨勢。而且這種結論看來為支持一種較為靈活的戰略的指導思想奠定了基礎。
陸軍領導人對於1955年的這一新的指導思想寄予很大的希望。我在返回美國接替李奇微將軍的陸軍參謀長的職務前不久，就曾在東京的辦公室內接到了一份關於這一指導思想的文件。1955年2月，當我在朝鮮和日本履行遠東陸軍司令的職務時，我對這項擔任陸軍參謀長的新任命，感到突然。2月18日，我正在日本視察騎兵第1師的一支部隊，我的設在座間的司令部派通信員給我送來了陸軍部長羅伯特·斯蒂文斯的一份電報。他要我立刻回華盛頓麵商機宜。當時正值霍爾將軍即將卸去駐遠東美軍總司令職務之時，因此我認為，把我召回華盛頓是和接任霍爾將軍的職務有關。與此同時，我也知道，李奇微將軍在擔任陸軍參謀長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已經引起了他可能退休的謠言。這些情況在我前往華盛頓的前夕，在我的家庭中引起了許多猜測。我的夫人和麵臨著調動可能性的任何陸軍人員的夫人一樣，要求在發生調動的時候，立即打電報給她。因此，我們就象陰謀家一樣地編了一套家庭通信密語。我們約定，如果我接替霍爾將軍的職務，我的電報就是“露茜（霍爾將軍的夫人）向你致意”，如果我擔任陸軍參謀長的職務，我的電報就是，“彭尼（李奇微將軍的夫人）向你致意”。
我飛抵華盛頓時，受到了副參謀長韋伯爾中將的歡迎。他向我保證，他和李奇微將軍都不知道我返回華盛頓的目的，隻有斯蒂文斯部長能把這一點告訴我。第二天，我第一次晉見斯蒂文斯部長，但並未得到全部答案。他指出，我之所以被召回，主要是為了研究繼任霍爾將軍的事宜，但也有可能還有其他事情。我雖然感到有些神秘莫測，但仍然拍發了“露茜向你致意”的電報。
第二天，斯蒂文斯先生帶我去見國防部長威爾遜。正如他慣常所作的那樣，他並不立即談論正題，而是首先長時間地議論東方的情況，爾後開始反覆考查當文職人員的觀點和我不同時我對執行這些命令的態度。由於我在37年的服役中沒有出現過任何不服從的現象，我問心無愧地向他作了保證。但我必須說，我對經受這樣一次忠誠考查，是非常驚奇的。經過這些考查後，他才談到了正題，說總統正在考慮讓我繼任李奇微將軍的職務。而他是在考查我是否能擔任這一職務。
顯然，我通過了這次考查，因為威爾遜先生後來讓我在2月24日下午2時30分去見總統。這是艾森豪將軍就任總統以來，我第一次和我的戰時的老上級會麵。他以固有的熱情向我招呼。但他卻在考慮重大的問題。他希望確實了解未來的參謀長的態度。表達的方法雖然不同，但含義是相同的。我又一次輕易地回答了這些問題，而且又一次通過了考查，雖然我仍然不知道他們對我進行這樣考查的目的何在。臨別時，總統談到了他的意圖，要我首先接替霍爾將軍擔任遠東美軍總司令的職務，然後經過一段短促的時期，提名我繼任李奇微將軍的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