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大規模報復政策作為戰略指導原則來說，已經走進了死胡同。因此，目前迫切需要重新衡量我們的戰略需要。在大規模報復政策的全盛時期，它隻能使我們領導人麵臨這樣兩種抉擇：發動核大戰或謀求妥協和退卻。從最初製定大規模報復政策以來，世界上發生了許多大事。這些事件對大規模報復政策的有效性投下了陰影，同時也揭露了它的虛偽性。韓戰是在我國壟斷原子武器的時期內進行的一場有限的常規戰爭，但它卻清楚地說明了這項政策並不是普遍適用的。1945年以來的其它許多有限戰爭——中國的內戰、希臘和馬來亞的遊擊戰、越南戰爭、台灣事件、匈牙利事件、中東戰爭、寮國戰爭等等——，也清楚地說明了我們的大規模報復戰略可能阻止了大戰，即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但卻未能保持住“小和平”，即沒有消除局部地區的騷動。
其他的一些事件也要求我們重新衡量我們的軍事戰略。我們已經喪失了對原子武器的壟斷。我們的彈道飛彈的數量可能比蘇聯少。但我們沒有反飛彈飛彈來抵消蘇聯的優勢。我們並沒有在抵抗共產黨的地麵力量方麵作出現實的努力。我們的許多軍事聯盟正在遭受“貧血症”的折磨。我們正在進行沒有勝利希望的比賽。因此，應當設法加以改變。但是，由於我們製定戰略的機構和方法還存在著缺點，因此要改變這種局麵是困難的。特別是，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工作缺乏效率，需要進行根本的改變，以便作為我們全麵地重新衡量戰略的前奏。
因此，我建議用“靈活反應的戰略”來代替大規模報復戰略。這種戰略要求我們能夠應付各種各樣的、各種規模的挑戰，要求我們能夠應付各種各樣的戰爭，從核大戰到諸如1955年威脅寮國和柏林之類的滲透和侵略。這項新的戰略承認，遏製或迅速贏得有限戰爭和遏製大戰一樣重要。因為，如果我們不能贏得局部戰爭，就會遭到蠶食，或者投入一場日益擴大的衝突，而這場衝突是可能發展成為我們大家都希望避免的大戰的。
為了在戰略方麵進行這樣的改變，就必須進行許多工作。首先，要求國家安全委員會向國防部下達明確的指示。其次，要求參謀長聯席會議根據這項指示確定軍事需要的先後順序。最後，它也要求編造新的國防預算，以確保國防費用能夠根據批準的（軍事）需要的先後順序加以分配。這幾項行動結合在一起，就成了“靈活反應的軍事計劃”。這樣一種計劃是為了克服我們在1961－1964年期間在軍事上的嚴重不利情況所必需的。
為了對國家安全的問題進行嚴肅的討論，就需要在討論開始時對某些基本術語的含義，有一個一致的看法。“大戰”和“有限戰爭”這兩個術語早已需要給予一個定義了。我在本書的前一部分，將按政府製定戰略的人員目前所下的定義來使用這兩個術語。但是應當講清楚，我並不同意他們對這兩個術語所下的定義，我在此後發表的意見中將會說明這點。但為了便於目前的討論，“大戰”指的是美蘇部隊直接牽涉進去的，而且在戰爭一開始就使用原子武器的戰爭。另一方麵，“有限戰爭”指的是尚未達到大戰程度的衝突。在這場衝突中，美國的武裝部隊將根據實現國家目標的需要去使用原子武器。贊成這些定義的人們也認為，這些局部性的衝突可能在歐洲以外的，比較不發達的地區爆發，而美國隻需用有限的部隊就能應付。
這些定義隻是在經過了非常激烈的辯論後才在官員中間流傳開來的。我們正在為修改這些定義進行努力，反對“大戰”定義的人們認為，這樣一來，一當美蘇兩國部隊交鋒時，不管這種衝突的規模多大，也不管它的政治重要性如何，看來我們就必須發起全麵的原子轟炸。對定義的這種討論，並不是生硬無味的，而是有其實際效果的。例如，堅持這樣的定義，就會在出現蘇聯或其盟國封鎖我們去柏林的通道的情況時，使我們不能為此而製定合理的對策。在計劃應付這種緊急事件時，就可以用這種定義作為理由，反對美國用地麵部隊刺探蘇聯的意圖，和避免因蘇聯的虛聲恫嚇而撤出柏林的可能性。由於這種行動可能使美國部隊和蘇聯部隊發生武裝衝突，因此，它就可能導致大戰的爆發——如果我們嚴肅地對待大戰的定義的話。可是，具有常識的人會說，我們並沒有嚴肅地對待大戰的定義。但是，既然它仍是戰略製定人的正式用語，那麽，除非另有註明，否則我將沿用這一定義。
關於“有限戰爭”的定義是有缺陷的，因為它似乎排除了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管轄的西歐地區內進行任何有限戰爭的可能性。這一理由經常在五角大樓的辯論中被提出來。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地區曾經爆發過一次有限戰爭，即1947年的希臘戰爭。在這場戰爭中，美國曾在提供軍事顧問和軍事裝備方麵，作了重大的貢獻，即使美國在當時壟斷了原子武器，也沒有人建議使用這種武器和把局部性的敵對行動擴大成為大戰。局部戰爭的定義中所隱藏著的“小規模”的含義，是應該遭到反對的，因為這種含義可以被用來阻止武裝部隊策劃比1958年黎巴嫩登陸還大得多的事件。這種含義甚至還使它的積極擁護者否認把朝鮮衝突說成是有限戰爭，盡管這一戰爭在地理、武器和政治目標方麵都有其顯著的局限性。
其他的一些事件也要求我們重新衡量我們的軍事戰略。我們已經喪失了對原子武器的壟斷。我們的彈道飛彈的數量可能比蘇聯少。但我們沒有反飛彈飛彈來抵消蘇聯的優勢。我們並沒有在抵抗共產黨的地麵力量方麵作出現實的努力。我們的許多軍事聯盟正在遭受“貧血症”的折磨。我們正在進行沒有勝利希望的比賽。因此，應當設法加以改變。但是，由於我們製定戰略的機構和方法還存在著缺點，因此要改變這種局麵是困難的。特別是，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工作缺乏效率，需要進行根本的改變，以便作為我們全麵地重新衡量戰略的前奏。
因此，我建議用“靈活反應的戰略”來代替大規模報復戰略。這種戰略要求我們能夠應付各種各樣的、各種規模的挑戰，要求我們能夠應付各種各樣的戰爭，從核大戰到諸如1955年威脅寮國和柏林之類的滲透和侵略。這項新的戰略承認，遏製或迅速贏得有限戰爭和遏製大戰一樣重要。因為，如果我們不能贏得局部戰爭，就會遭到蠶食，或者投入一場日益擴大的衝突，而這場衝突是可能發展成為我們大家都希望避免的大戰的。
為了在戰略方麵進行這樣的改變，就必須進行許多工作。首先，要求國家安全委員會向國防部下達明確的指示。其次，要求參謀長聯席會議根據這項指示確定軍事需要的先後順序。最後，它也要求編造新的國防預算，以確保國防費用能夠根據批準的（軍事）需要的先後順序加以分配。這幾項行動結合在一起，就成了“靈活反應的軍事計劃”。這樣一種計劃是為了克服我們在1961－1964年期間在軍事上的嚴重不利情況所必需的。
為了對國家安全的問題進行嚴肅的討論，就需要在討論開始時對某些基本術語的含義，有一個一致的看法。“大戰”和“有限戰爭”這兩個術語早已需要給予一個定義了。我在本書的前一部分，將按政府製定戰略的人員目前所下的定義來使用這兩個術語。但是應當講清楚，我並不同意他們對這兩個術語所下的定義，我在此後發表的意見中將會說明這點。但為了便於目前的討論，“大戰”指的是美蘇部隊直接牽涉進去的，而且在戰爭一開始就使用原子武器的戰爭。另一方麵，“有限戰爭”指的是尚未達到大戰程度的衝突。在這場衝突中，美國的武裝部隊將根據實現國家目標的需要去使用原子武器。贊成這些定義的人們也認為，這些局部性的衝突可能在歐洲以外的，比較不發達的地區爆發，而美國隻需用有限的部隊就能應付。
這些定義隻是在經過了非常激烈的辯論後才在官員中間流傳開來的。我們正在為修改這些定義進行努力，反對“大戰”定義的人們認為，這樣一來，一當美蘇兩國部隊交鋒時，不管這種衝突的規模多大，也不管它的政治重要性如何，看來我們就必須發起全麵的原子轟炸。對定義的這種討論，並不是生硬無味的，而是有其實際效果的。例如，堅持這樣的定義，就會在出現蘇聯或其盟國封鎖我們去柏林的通道的情況時，使我們不能為此而製定合理的對策。在計劃應付這種緊急事件時，就可以用這種定義作為理由，反對美國用地麵部隊刺探蘇聯的意圖，和避免因蘇聯的虛聲恫嚇而撤出柏林的可能性。由於這種行動可能使美國部隊和蘇聯部隊發生武裝衝突，因此，它就可能導致大戰的爆發——如果我們嚴肅地對待大戰的定義的話。可是，具有常識的人會說，我們並沒有嚴肅地對待大戰的定義。但是，既然它仍是戰略製定人的正式用語，那麽，除非另有註明，否則我將沿用這一定義。
關於“有限戰爭”的定義是有缺陷的，因為它似乎排除了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管轄的西歐地區內進行任何有限戰爭的可能性。這一理由經常在五角大樓的辯論中被提出來。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地區曾經爆發過一次有限戰爭，即1947年的希臘戰爭。在這場戰爭中，美國曾在提供軍事顧問和軍事裝備方麵，作了重大的貢獻，即使美國在當時壟斷了原子武器，也沒有人建議使用這種武器和把局部性的敵對行動擴大成為大戰。局部戰爭的定義中所隱藏著的“小規模”的含義，是應該遭到反對的，因為這種含義可以被用來阻止武裝部隊策劃比1958年黎巴嫩登陸還大得多的事件。這種含義甚至還使它的積極擁護者否認把朝鮮衝突說成是有限戰爭，盡管這一戰爭在地理、武器和政治目標方麵都有其顯著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