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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後日子 作者：[美]阿爾敏·迪·萊曼/蒂姆·卡羅爾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戰爭(5)
不幸的是，我又一次讓父親失望了。我沒有獲得阿道夫·希特勒學校的入學考試資格。父親對我無休止的指導和訓練又一次白費了，我又一次失敗了，依然是一個“虛弱的傢夥”。不過，我的一位男同學迪特·海因裏希（dieter heinrich）被阿道夫·希特勒學校錄取了。我在失望之餘，將興趣和精力放在研究德國英雄人物的造詣上，隨著戰爭的進行，德國英雄人物的數量迅速激增。
在戰場上，我們的軍隊所向披靡，連獲勝利的新聞不斷傳來。如果我們在一個地方略有頓挫，德國軍隊很快又會發起反攻。我們從沒有聽到過被打敗的消息。是否真的沒有被打敗過呢？如果新聞報導了我們損失的戰鬥機和軍艦數量，也會將我們損失的數量和敵人的損失進行比較，聽起來，我們的損失總是微乎其微，而敵人總是傷亡慘重。
1941年6月14日，德國軍隊開進了巴黎，人們興高采烈的勢頭簡直難以置信。6月22日，德國軍隊入侵了蘇聯。這既是開始又是結束。我在當時並不知道，希特勒的千年帝國也有毀於一旦的時候（確切的說，希特勒的千年帝國隻存在了12年4個月零8天）。
1941年，我第一次與猶太人有了個人接觸，這是我在納粹統治時期的惟一一次結識猶太人的經歷。在這以前，我偶爾看到這位雙目失明的女人在導盲犬的陪同下過馬路。她的年紀相當大了，看到她我就會想到自己的祖母。我的祖母有一隻眼睛失明了，她用黑布條蓋住失明的眼睛，不過還可以用另外一隻好的眼睛看東西。這位雙目失明的女人牽著一條非常漂亮的德國牧羊犬，靠著狗的引導過馬路。當然，我所說的情形是在猶太人必須佩戴黃色星形標記的規定出台之前。這一次或許還是那條狗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看到那個盲女人佩戴著黃色的臂章，上麵有3個巨大的圓點，表明她失明了。
我最後一次看到這個盲女人的時候，看到她戴著黃色星形標記，而且這一次她沒有牽著那條狗，顯得惶惶不安，她似乎迷路了，在空中來回揮舞著她的手杖，試圖探測行走的方向。她看起來不得不過到馬路的另一邊，我於是走過去協助她並且問道：“你的狗呢？”我至今都記得她的回答，因為她用德語回答說“被徵用了”。她解釋說，她非常依賴那條忠誠的狗，但是軍隊徵用了狗做軍事用途。在戰爭中眼睛失明的士兵也需要導盲犬的協助。她也提到，她希望求助於盲人協會，再找一條導盲犬，上年紀的導盲犬不適合再在軍隊服役。
她流淚了，問道：“我現在能過馬路了嗎？”於是，我攙扶著她的手臂，一同走到馬路的對麵。這時，一個比我大兩三歲的陌生男孩騎車經過，看到此情景，他停下了自行車，衝過來照著我的臉就是一拳，然後他咆哮著喊道：“不許幫助猶太豬！”我為了自衛而反擊。這時，周圍已經圍了一小圈人，那個盲女人機警地離開了，騎自行車的男孩襯衫上沾滿了我的鮮血，他也騎車離開了。我的鼻子一直在流血，止都止不住。盡管我當時帶著青年團少年班專用的登山刀，但是這場打鬥是拳腳交加，我根本沒有用上登山刀，而且我還是惟一一個受傷的人。
我絲毫沒有察覺到納粹集權統治對待敵對者和被壓迫群體的苛刻和冷酷。我不了解，我不懷疑。我們的老師甚至提都不提集中營，更不用說介紹集中營的目的和功能。我知道集中營的存在，但是我的母親解釋說，普通罪犯關押在監獄中，危險的罪犯會關押在國家監禁所，而敵人才被關在集中營。母親認為，集中營就像一個勞教所，我也就相信了她的說法。當時，集中營的拘禁被稱作“保護性看管”。我記得，那些被關押在集中營的人被描述成反動的敵人和對德意誌構成威脅的恐怖分子，他們將在集中營接受再教育。我以為，隻要他們轉變思想，接受了國民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就可重獲自由。
當然，戰爭並非我生活的全部內容，我更多的時候在創作，特別是寫劇本和詩歌。我對語言的熱愛可以追溯到孩提時代。母親還記得，我還不識字的時候就喜歡拿一本厚厚的書做道具，把書放在陽台的欄杆上，假裝發表一篇演說。我會大聲地念念有詞，有時反覆地重複一些詞句，好像在模仿電台裏經常聽到的希特勒和戈培爾的演說一樣。我經常大喊的口號包括“我將是你們的領袖！”、“跟隨我吧！跟隨我吧！”或者“勝利！勝利！”不過，我沒有一個聽眾，大多數時候都是對著樹林在喊。
我回憶起1933年5月10日，納粹黨在這一天舉行了公開焚書的活動，幾乎所有偉大的歷史巨著都化為了灰燼。我從那以後再也讀不到偉大的文學作品了，我所能接觸到的都是禦用文人吹捧納粹統治的文字，這些人為 “回歸土地”運動歡呼。直到戰爭結束後，我才讀到了《西線無戰事》，那些在德國遭到禁印的書籍又恢復了出版。《西線無戰事》是我讀到的第一本客觀描述這場戰爭而不是謳歌吹捧的書籍。當時，和平主義者的小說被認為不適合德國青少年閱讀，這包括了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托馬斯·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羅曼·羅蘭、阿諾德·茨威格、利昂·費奇華格納和海因裏希·海因等人所寫的許多著作。所有的這些書都在1933年被送進了焚化爐。
不幸的是，我又一次讓父親失望了。我沒有獲得阿道夫·希特勒學校的入學考試資格。父親對我無休止的指導和訓練又一次白費了，我又一次失敗了，依然是一個“虛弱的傢夥”。不過，我的一位男同學迪特·海因裏希（dieter heinrich）被阿道夫·希特勒學校錄取了。我在失望之餘，將興趣和精力放在研究德國英雄人物的造詣上，隨著戰爭的進行，德國英雄人物的數量迅速激增。
在戰場上，我們的軍隊所向披靡，連獲勝利的新聞不斷傳來。如果我們在一個地方略有頓挫，德國軍隊很快又會發起反攻。我們從沒有聽到過被打敗的消息。是否真的沒有被打敗過呢？如果新聞報導了我們損失的戰鬥機和軍艦數量，也會將我們損失的數量和敵人的損失進行比較，聽起來，我們的損失總是微乎其微，而敵人總是傷亡慘重。
1941年6月14日，德國軍隊開進了巴黎，人們興高采烈的勢頭簡直難以置信。6月22日，德國軍隊入侵了蘇聯。這既是開始又是結束。我在當時並不知道，希特勒的千年帝國也有毀於一旦的時候（確切的說，希特勒的千年帝國隻存在了12年4個月零8天）。
1941年，我第一次與猶太人有了個人接觸，這是我在納粹統治時期的惟一一次結識猶太人的經歷。在這以前，我偶爾看到這位雙目失明的女人在導盲犬的陪同下過馬路。她的年紀相當大了，看到她我就會想到自己的祖母。我的祖母有一隻眼睛失明了，她用黑布條蓋住失明的眼睛，不過還可以用另外一隻好的眼睛看東西。這位雙目失明的女人牽著一條非常漂亮的德國牧羊犬，靠著狗的引導過馬路。當然，我所說的情形是在猶太人必須佩戴黃色星形標記的規定出台之前。這一次或許還是那條狗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看到那個盲女人佩戴著黃色的臂章，上麵有3個巨大的圓點，表明她失明了。
我最後一次看到這個盲女人的時候，看到她戴著黃色星形標記，而且這一次她沒有牽著那條狗，顯得惶惶不安，她似乎迷路了，在空中來回揮舞著她的手杖，試圖探測行走的方向。她看起來不得不過到馬路的另一邊，我於是走過去協助她並且問道：“你的狗呢？”我至今都記得她的回答，因為她用德語回答說“被徵用了”。她解釋說，她非常依賴那條忠誠的狗，但是軍隊徵用了狗做軍事用途。在戰爭中眼睛失明的士兵也需要導盲犬的協助。她也提到，她希望求助於盲人協會，再找一條導盲犬，上年紀的導盲犬不適合再在軍隊服役。
她流淚了，問道：“我現在能過馬路了嗎？”於是，我攙扶著她的手臂，一同走到馬路的對麵。這時，一個比我大兩三歲的陌生男孩騎車經過，看到此情景，他停下了自行車，衝過來照著我的臉就是一拳，然後他咆哮著喊道：“不許幫助猶太豬！”我為了自衛而反擊。這時，周圍已經圍了一小圈人，那個盲女人機警地離開了，騎自行車的男孩襯衫上沾滿了我的鮮血，他也騎車離開了。我的鼻子一直在流血，止都止不住。盡管我當時帶著青年團少年班專用的登山刀，但是這場打鬥是拳腳交加，我根本沒有用上登山刀，而且我還是惟一一個受傷的人。
我絲毫沒有察覺到納粹集權統治對待敵對者和被壓迫群體的苛刻和冷酷。我不了解，我不懷疑。我們的老師甚至提都不提集中營，更不用說介紹集中營的目的和功能。我知道集中營的存在，但是我的母親解釋說，普通罪犯關押在監獄中，危險的罪犯會關押在國家監禁所，而敵人才被關在集中營。母親認為，集中營就像一個勞教所，我也就相信了她的說法。當時，集中營的拘禁被稱作“保護性看管”。我記得，那些被關押在集中營的人被描述成反動的敵人和對德意誌構成威脅的恐怖分子，他們將在集中營接受再教育。我以為，隻要他們轉變思想，接受了國民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就可重獲自由。
當然，戰爭並非我生活的全部內容，我更多的時候在創作，特別是寫劇本和詩歌。我對語言的熱愛可以追溯到孩提時代。母親還記得，我還不識字的時候就喜歡拿一本厚厚的書做道具，把書放在陽台的欄杆上，假裝發表一篇演說。我會大聲地念念有詞，有時反覆地重複一些詞句，好像在模仿電台裏經常聽到的希特勒和戈培爾的演說一樣。我經常大喊的口號包括“我將是你們的領袖！”、“跟隨我吧！跟隨我吧！”或者“勝利！勝利！”不過，我沒有一個聽眾，大多數時候都是對著樹林在喊。
我回憶起1933年5月10日，納粹黨在這一天舉行了公開焚書的活動，幾乎所有偉大的歷史巨著都化為了灰燼。我從那以後再也讀不到偉大的文學作品了，我所能接觸到的都是禦用文人吹捧納粹統治的文字，這些人為 “回歸土地”運動歡呼。直到戰爭結束後，我才讀到了《西線無戰事》，那些在德國遭到禁印的書籍又恢復了出版。《西線無戰事》是我讀到的第一本客觀描述這場戰爭而不是謳歌吹捧的書籍。當時，和平主義者的小說被認為不適合德國青少年閱讀，這包括了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托馬斯·曼、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羅曼·羅蘭、阿諾德·茨威格、利昂·費奇華格納和海因裏希·海因等人所寫的許多著作。所有的這些書都在1933年被送進了焚化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