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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後日子 作者：[美]阿爾敏·迪·萊曼/蒂姆·卡羅爾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的父母參加了“漂鳥運動”，這是一場回歸大自然的運動，類似於登山聯誼活動，是由一群愛國者發起的，希望藉此將歐洲的德國人團結起來。這場運動恢復了各種民間舞蹈的儀式和節日，大舉慶祝夏至和冬至的到來，後來這場運動發展成20世紀20年代德國最盛大而浪漫的青年活動，吸引了未來的軍備部長和希特勒禦用建築師阿爾伯特·斯佩爾的加入。早在希特勒式敬禮盛行德國之前，漂鳥運動的成員們就已經開始呼喊“嗨”來相互問候，“嗨”表示歡迎或歡呼。
這個組織的成員最初在德國境內徒步旅行，後來逐漸拓展到幾個有德國人定居的歐洲國家。這個組織的年輕人和20世紀20年代大多數德國青年一樣，將聯絡祖國以外的德國人作為一種使命，拓展文化交流並推行民族主義。由於幾個世紀的移民，德國人在國外的定居地有些以前就是德國的屬地，而另外一些定居地則散布於蘇聯、波蘭、波羅的海諸國和巴爾幹半島國家。我的父母拜訪過羅馬尼亞境內的撒克遜人和斯瓦比亞人，這兩個民族的人早在12世紀就已經在特蘭西瓦尼亞和巴納特兩地定居。盡管這些在海外定居的德國人仍然保留了對德語、德國文化和習俗的堅持，但是他們對祖國的奉獻精神和對民族主義的感情並不是像想像的那麽明確。後來，許多海外定居的德國人也支持了希特勒的行動，藉此來加強自己與德國的聯繫，他們把這種支持看作是一種榮譽和對傳統的尊重。他們認為，這是一項神聖的使命。
事實上，希姆萊在20世紀30年代解散了很多民間組織，並將其整合成像希特勒青年團那樣的公開納粹組織，漂鳥運動隻是其中之一。希姆萊也逐漸成長為最有影響力的納粹領導人之一。他政治生涯的轉折點出現在1934年，在這一年，他打垮了羅姆的衝鋒隊，為黨衛軍成為第三帝國最主要的軍事組織以及實行納粹主義鋪平了道路。1936年，希姆萊成為了國家警察部門蓋世太保的頭目，在國內法律實施方麵取得了至高無上的權力。
惡兆(4)
希姆萊最臭名昭著的行動，就在於讓黨衛軍擔負起將納粹種族主義理論轉變到實際行動上的使命，換句話說，就是除掉德國境內所有的猶太人、吉普賽人和斯拉夫人，讓金髮碧眼的雅利安人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種族。他推行《種族法》和《遺傳法》，這兩項法律都旨在確保優秀種族的生息繁衍，並消滅所有劣等種族。自1933年希姆萊在達豪成立第一個集中營以來，他不斷擴大了拘禁到集中營的人種範圍。希姆萊聲稱，集中營所拘禁的“殘廢人”和“劣等人”是活生生的例子，證明了納粹《種族法》和《遺傳法》的英明。
我十分畏懼父親。當家裏來客人的時候，父親是家裏最熱情好客的一個人，但是單獨和我在一起時，父親就變得冷漠無情。他總是希望我無條件地聽從他的命令，他不斷給我灌輸誠實的重要性，但是，我慢慢地發現，父親有時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也會歪曲事實。
我的父親不是一個高明的生意人，但是他很快就發現了追逐政治潮流的好處。父親在備戰時期加入了黨衛軍。根據納粹政權新的種族教條，黨衛軍成員為了證明自己的資格，必須首先證明自己有“純正的”血統。種族主義在德國得到了普遍認可，並且很快演變成了民族主義。《紐倫堡法》剝奪了德國猶太人的公民地位，隻有德國人或者德國血統的人才能享有德國公民地位。第三帝國的目標之一就是鼓勵對鮮血與祖國（納粹口號）的意識。很快，確定自己的出身成為了德國人最重要的事情，每個人都必須持有一份家譜記錄卡。每個人都要根據所能獲取的全部教堂和市政記錄填寫這份家譜記錄卡。這份記錄還必須得到官員簽字確認，再蓋上納粹十字記號的印章。但是這套記錄家譜的體係完全被濫用了，它的可靠性不取決於記錄卡主人的祖先是誰，而是取決於記錄卡的主人在納粹黨內認識誰。
我的父親也下功夫追溯了家族的血統，不幸的是，父親似乎忘記了一個略有不便的事實：他的母係血統不像他希望的那麽“純正”。家裏每個人都知道，祖母是斯拉夫後裔（奇怪的是，慈祥的祖母卻是家裏北歐日爾曼民族外貌特徵最明顯的一個人）。我父親的血統也值得推敲，他看上去並不像日爾曼民族的人，他的麵貌特徵非常像斯拉夫人，有著亞洲人似的顴骨，鬍鬚不那麽濃密，隻在上唇上部和下巴上稀稀拉拉地長著幾根鬍鬚。納粹國家社會主義認為，所有斯拉夫民族都是劣等民族。我的父親也意識到了，可疑的血統是家庭的恥辱。事實上，我們家的血統比較混雜，甚至有英國人和法國人的血統。我們家的祖先中曾有人是都柏林的市長（他名叫丹尼爾·維博蘭特，1599年出生在愛爾蘭，他後來被教皇勢力趕下台，於1657年在荷蘭阿姆斯特丹逝世），但是，父親不知道用了什麽手段，讓當局相信我們家是“純正的”雅利安人。
我的父親沒有受過太多的教育，但是他具備過人的“社會大學”才智。父親非常善於判斷形勢，並且對新的製度和人物加以利用。父親加入黨衛軍不久以後，曾經問過我長大後想做什麽人，我回答說“伐木工人”，片刻遲疑後，我又改口說，“或者，當個詩人。”
這個組織的成員最初在德國境內徒步旅行，後來逐漸拓展到幾個有德國人定居的歐洲國家。這個組織的年輕人和20世紀20年代大多數德國青年一樣，將聯絡祖國以外的德國人作為一種使命，拓展文化交流並推行民族主義。由於幾個世紀的移民，德國人在國外的定居地有些以前就是德國的屬地，而另外一些定居地則散布於蘇聯、波蘭、波羅的海諸國和巴爾幹半島國家。我的父母拜訪過羅馬尼亞境內的撒克遜人和斯瓦比亞人，這兩個民族的人早在12世紀就已經在特蘭西瓦尼亞和巴納特兩地定居。盡管這些在海外定居的德國人仍然保留了對德語、德國文化和習俗的堅持，但是他們對祖國的奉獻精神和對民族主義的感情並不是像想像的那麽明確。後來，許多海外定居的德國人也支持了希特勒的行動，藉此來加強自己與德國的聯繫，他們把這種支持看作是一種榮譽和對傳統的尊重。他們認為，這是一項神聖的使命。
事實上，希姆萊在20世紀30年代解散了很多民間組織，並將其整合成像希特勒青年團那樣的公開納粹組織，漂鳥運動隻是其中之一。希姆萊也逐漸成長為最有影響力的納粹領導人之一。他政治生涯的轉折點出現在1934年，在這一年，他打垮了羅姆的衝鋒隊，為黨衛軍成為第三帝國最主要的軍事組織以及實行納粹主義鋪平了道路。1936年，希姆萊成為了國家警察部門蓋世太保的頭目，在國內法律實施方麵取得了至高無上的權力。
惡兆(4)
希姆萊最臭名昭著的行動，就在於讓黨衛軍擔負起將納粹種族主義理論轉變到實際行動上的使命，換句話說，就是除掉德國境內所有的猶太人、吉普賽人和斯拉夫人，讓金髮碧眼的雅利安人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種族。他推行《種族法》和《遺傳法》，這兩項法律都旨在確保優秀種族的生息繁衍，並消滅所有劣等種族。自1933年希姆萊在達豪成立第一個集中營以來，他不斷擴大了拘禁到集中營的人種範圍。希姆萊聲稱，集中營所拘禁的“殘廢人”和“劣等人”是活生生的例子，證明了納粹《種族法》和《遺傳法》的英明。
我十分畏懼父親。當家裏來客人的時候，父親是家裏最熱情好客的一個人，但是單獨和我在一起時，父親就變得冷漠無情。他總是希望我無條件地聽從他的命令，他不斷給我灌輸誠實的重要性，但是，我慢慢地發現，父親有時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也會歪曲事實。
我的父親不是一個高明的生意人，但是他很快就發現了追逐政治潮流的好處。父親在備戰時期加入了黨衛軍。根據納粹政權新的種族教條，黨衛軍成員為了證明自己的資格，必須首先證明自己有“純正的”血統。種族主義在德國得到了普遍認可，並且很快演變成了民族主義。《紐倫堡法》剝奪了德國猶太人的公民地位，隻有德國人或者德國血統的人才能享有德國公民地位。第三帝國的目標之一就是鼓勵對鮮血與祖國（納粹口號）的意識。很快，確定自己的出身成為了德國人最重要的事情，每個人都必須持有一份家譜記錄卡。每個人都要根據所能獲取的全部教堂和市政記錄填寫這份家譜記錄卡。這份記錄還必須得到官員簽字確認，再蓋上納粹十字記號的印章。但是這套記錄家譜的體係完全被濫用了，它的可靠性不取決於記錄卡主人的祖先是誰，而是取決於記錄卡的主人在納粹黨內認識誰。
我的父親也下功夫追溯了家族的血統，不幸的是，父親似乎忘記了一個略有不便的事實：他的母係血統不像他希望的那麽“純正”。家裏每個人都知道，祖母是斯拉夫後裔（奇怪的是，慈祥的祖母卻是家裏北歐日爾曼民族外貌特徵最明顯的一個人）。我父親的血統也值得推敲，他看上去並不像日爾曼民族的人，他的麵貌特徵非常像斯拉夫人，有著亞洲人似的顴骨，鬍鬚不那麽濃密，隻在上唇上部和下巴上稀稀拉拉地長著幾根鬍鬚。納粹國家社會主義認為，所有斯拉夫民族都是劣等民族。我的父親也意識到了，可疑的血統是家庭的恥辱。事實上，我們家的血統比較混雜，甚至有英國人和法國人的血統。我們家的祖先中曾有人是都柏林的市長（他名叫丹尼爾·維博蘭特，1599年出生在愛爾蘭，他後來被教皇勢力趕下台，於1657年在荷蘭阿姆斯特丹逝世），但是，父親不知道用了什麽手段，讓當局相信我們家是“純正的”雅利安人。
我的父親沒有受過太多的教育，但是他具備過人的“社會大學”才智。父親非常善於判斷形勢，並且對新的製度和人物加以利用。父親加入黨衛軍不久以後，曾經問過我長大後想做什麽人，我回答說“伐木工人”，片刻遲疑後，我又改口說，“或者，當個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