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蒙非支那領土，此所謂滿、蒙者，依歷史非支那之領土，亦非支那特殊區域。我矢野博士盡力研究支那歷史，無不以滿、蒙非支那領土，此事已由帝國大學發表於世界矣。因我矢野博士之研究發表正當，故支那學者無反對我帝國大學之立說也……待有機會時，以得寸進尺方法而進入內外蒙古，以成新大陸。1
摘引雖不足十分之一，但日本田中內閣的侵華意向已十分明確。奏摺中的許多設想，後來一一驗證，因而中國人有證據指認：《田中奏摺》是日本人此後二十年間的擴張、侵略藍圖。
說起《田中奏摺》的披露，其間有一個頗具傳奇色彩的故事。事關國運，故不可不敘。
故事還應從日本說起：
1926年12月25日，日本大正天皇去世。攝政王裕仁繼任天皇。改元“昭和”，取自中國《尚書·堯典》：“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1927年昭和元年，3月，日本爆發金融危機。4月20日，若槻禮次郎下台後，田中義一繼任首相。為了擺脫金融危機，也為了轉移國內視線，田中內閣積極策劃侵華方略。從中國方麵講，也給日本人以可乘之機。“4·12”政變，讓參與北伐戰爭的兩個現代政黨國民黨與共產黨分道揚鑣；而與南方政權對立的北京政權，時在親日的奉軍首領張作霖把持之下，但為了抵抗南方政權，直、奉、皖各派軍閥又達成了臨時聯合。總之，田中義一麵對的中國是一個既四分五裂、又疲弱不堪的國家。兄弟鬩牆，偷兒上房，這對日本人是個千載良機。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內閣召集軍部各省及駐華公使，領事一百多人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密謀對華政策。參加會議者除首相兼外相田中義一外，還有外務次相官森恪、駐華公使芳澤謙吉、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關東軍司令武藤信義、陸軍次長官田俊方、參謀次長南次郎、軍務局長阿部信行、通商局長齋藤良衛、歐美局長堀田正昭等人。會議期間，發了十餘份文件，最後一天即7月7日，田中義一作了《對華政策綱領》的訓示。會後，田中義一依據這個“綱領”，並將“綱領”不宜載入、因而更不宜對外張揚的重要決議寫成專折，上報裕仁天皇。
《對華政策綱領》是一份旨在分裂中國領土的文件，雖用了一些外交詞令掩飾侵略意圖，但圖謀中國之心，昭然若揭。先看這“綱領”的導語：
——確保遠東和平，造成日華共榮，是我國對華政策的原則。而它的實施辦法，鑑於日本在遠東的特殊地位，對中國本土及滿蒙，自不得不有所不同。現在，以此根本方針為基礎，指示當前的政策綱領如下。
按：“綱領”是把“中國本土”與“滿蒙”割裂開的，這是為日本侵吞“滿蒙”（即中國東北全境）製造輿論。
再看“綱領”的重要條款：
——六、關於滿蒙特別是東三省，由於在國防上及國民的生存上有重大的利害關係，我國不但要作特殊的考慮，並對該地之維持和平及發展經濟，使之成為國內外人士安居的地方，作為接壤的鄰居，不能不負有特殊的責任。
——七、（不公布）我認為，如東三省人自己努力，達到穩定東三省政權，此乃最善之計。
——八、萬一動亂波及滿蒙，我國在該地特殊地位、權益有遭受損害之虞時，不問來自何方，將予以保護。並且作為國內外人士安居發展的地方，應決心不失時機地作出適當的措施。2
按：第六條的“特殊考慮”即侵占。第七條的“最善之計”為扶持漢奸政權。第八條的“予以保護”即在引發中國反抗或國際幹預時，日本出兵。
既然第七條那樣的內容是“不公布”的，可見“不公布”的尚不止這一條。秘密會議，商定秘事，這引起各國注意。會議期間，各國情報人員及新聞記者進入日本，雲集東京，一探究竟。由於日方防範甚嚴，探密者一無所獲，但外界都哄傳著這次會議包藏大計劃、大陰謀。
1928年6月4日，在張作霖從北京退回瀋陽行至皇姑屯時，一聲巨響，車毀人傷。待侍衛將張大帥搶救回瀋陽帥府，他的生命已到了油枯燈滅。張作霖曾經“親日”。但當日本人依照他們的“綱領”意欲鯨吞中國東北時，張作霖作了有限度的抵製。日本關東軍首領對張作霖絕望了，他們要除掉張作霖，造成東三省群龍無首的局麵，以便乘勢奪取東北。
張學良從天津趕回瀋陽，偵知了是日本人炸車行兇。國恨家仇，積於胸中，在沉痛處理父親後事的同時，張學良亦堅定了與日本人鬥爭的決心。為了破悉一年之前“東方會議”的謎團，張學良綜合國內、國際方麵的信息，已經在數月前啟動了一個偵察計劃。他令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公署外交委員會委員、他的秘書王家楨，想盡一切辦法搞到日本“東方會議”的密件。
1928年5月，東京“蔡豐源商行”的老闆、《日華雜誌》的創辦人蔡智堪收到了從中國寄來的一盒糕點。剝開糕點，發現一封密信，略謂：“日美方麵傳說，田中首相奏摺，對我頗有利害，宜速圖謀入手，用費多少不計。樹人。”樹人，即王家楨字。
摘引雖不足十分之一，但日本田中內閣的侵華意向已十分明確。奏摺中的許多設想，後來一一驗證，因而中國人有證據指認：《田中奏摺》是日本人此後二十年間的擴張、侵略藍圖。
說起《田中奏摺》的披露，其間有一個頗具傳奇色彩的故事。事關國運，故不可不敘。
故事還應從日本說起：
1926年12月25日，日本大正天皇去世。攝政王裕仁繼任天皇。改元“昭和”，取自中國《尚書·堯典》：“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1927年昭和元年，3月，日本爆發金融危機。4月20日，若槻禮次郎下台後，田中義一繼任首相。為了擺脫金融危機，也為了轉移國內視線，田中內閣積極策劃侵華方略。從中國方麵講，也給日本人以可乘之機。“4·12”政變，讓參與北伐戰爭的兩個現代政黨國民黨與共產黨分道揚鑣；而與南方政權對立的北京政權，時在親日的奉軍首領張作霖把持之下，但為了抵抗南方政權，直、奉、皖各派軍閥又達成了臨時聯合。總之，田中義一麵對的中國是一個既四分五裂、又疲弱不堪的國家。兄弟鬩牆，偷兒上房，這對日本人是個千載良機。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內閣召集軍部各省及駐華公使，領事一百多人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密謀對華政策。參加會議者除首相兼外相田中義一外，還有外務次相官森恪、駐華公使芳澤謙吉、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關東軍司令武藤信義、陸軍次長官田俊方、參謀次長南次郎、軍務局長阿部信行、通商局長齋藤良衛、歐美局長堀田正昭等人。會議期間，發了十餘份文件，最後一天即7月7日，田中義一作了《對華政策綱領》的訓示。會後，田中義一依據這個“綱領”，並將“綱領”不宜載入、因而更不宜對外張揚的重要決議寫成專折，上報裕仁天皇。
《對華政策綱領》是一份旨在分裂中國領土的文件，雖用了一些外交詞令掩飾侵略意圖，但圖謀中國之心，昭然若揭。先看這“綱領”的導語：
——確保遠東和平，造成日華共榮，是我國對華政策的原則。而它的實施辦法，鑑於日本在遠東的特殊地位，對中國本土及滿蒙，自不得不有所不同。現在，以此根本方針為基礎，指示當前的政策綱領如下。
按：“綱領”是把“中國本土”與“滿蒙”割裂開的，這是為日本侵吞“滿蒙”（即中國東北全境）製造輿論。
再看“綱領”的重要條款：
——六、關於滿蒙特別是東三省，由於在國防上及國民的生存上有重大的利害關係，我國不但要作特殊的考慮，並對該地之維持和平及發展經濟，使之成為國內外人士安居的地方，作為接壤的鄰居，不能不負有特殊的責任。
——七、（不公布）我認為，如東三省人自己努力，達到穩定東三省政權，此乃最善之計。
——八、萬一動亂波及滿蒙，我國在該地特殊地位、權益有遭受損害之虞時，不問來自何方，將予以保護。並且作為國內外人士安居發展的地方，應決心不失時機地作出適當的措施。2
按：第六條的“特殊考慮”即侵占。第七條的“最善之計”為扶持漢奸政權。第八條的“予以保護”即在引發中國反抗或國際幹預時，日本出兵。
既然第七條那樣的內容是“不公布”的，可見“不公布”的尚不止這一條。秘密會議，商定秘事，這引起各國注意。會議期間，各國情報人員及新聞記者進入日本，雲集東京，一探究竟。由於日方防範甚嚴，探密者一無所獲，但外界都哄傳著這次會議包藏大計劃、大陰謀。
1928年6月4日，在張作霖從北京退回瀋陽行至皇姑屯時，一聲巨響，車毀人傷。待侍衛將張大帥搶救回瀋陽帥府，他的生命已到了油枯燈滅。張作霖曾經“親日”。但當日本人依照他們的“綱領”意欲鯨吞中國東北時，張作霖作了有限度的抵製。日本關東軍首領對張作霖絕望了，他們要除掉張作霖，造成東三省群龍無首的局麵，以便乘勢奪取東北。
張學良從天津趕回瀋陽，偵知了是日本人炸車行兇。國恨家仇，積於胸中，在沉痛處理父親後事的同時，張學良亦堅定了與日本人鬥爭的決心。為了破悉一年之前“東方會議”的謎團，張學良綜合國內、國際方麵的信息，已經在數月前啟動了一個偵察計劃。他令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公署外交委員會委員、他的秘書王家楨，想盡一切辦法搞到日本“東方會議”的密件。
1928年5月，東京“蔡豐源商行”的老闆、《日華雜誌》的創辦人蔡智堪收到了從中國寄來的一盒糕點。剝開糕點，發現一封密信，略謂：“日美方麵傳說，田中首相奏摺，對我頗有利害，宜速圖謀入手，用費多少不計。樹人。”樹人，即王家楨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