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楨將如此機密大事託付給蔡智堪，這是有前因的。蔡智堪，1888年生於台灣苗栗縣，十一歲隨父去日本，日名蔡扁。1912年畢業於早稻田大學。青少年時，傾向進步，1905年孫中山流亡日本，他曾與陳少白一起到橫濱碼頭歡迎，後加入同盟會。大學畢業後，自開商行，自辦雜誌，自備貨船進行中日間的貿易，成為聯絡廣泛的富商。1927年，他認識了王家楨。1928年春，被王家楨聘為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公署外交委員會的“駐日辦事員”。這“辦事員”，即是“情報員”。
第一次接受如此重大的任務，蔡智堪不敢怠慢。他找到民政黨顧問床次竹三郎，這是一位長期接受蔡智堪經濟支助的政客，關係密切，無話不說。幾杯酒下肚，蔡智堪正色相告曰：“床次先生，軍部乃一群莽漢，若由其實施《田中奏摺》，必導致中日開戰，弄不好將會危及天皇製國體喲。”床次本對軍部不滿，一聽蔡智堪言明利害，便深以為然。略加思索，二人定下行動方案：由蔡智堪出資，宴請諸元老，共議對策；由床次做外圍說服工作；得到奏摺，由蔡智堪轉出發表，讓天下共知田中內閣及軍部陰謀。
後由床次說通內大臣牧野申顯等元老大臣，他們同意讓蔡智堪抄出奏摺密件，公布於世，以阻止軍部胡作非為。鑑於奏摺藏於皇宮，牧野推薦他的妻弟山下勇（時任皇家書庫管理員）取得入宮通行證並帶路入室。
1928年6月2日夜11時50分，蔡智堪以一個補冊工的身份攜帶金盾形“皇居臨時通行證”進入皇家書庫，隨身還帶著黃色冊表大小型三、四張、綠色繡線數團、鋼錐三支、大小針一包等這些標明身份的道具。證件真實，道具齊全，蔡智堪順利通過了直達書庫紅葉山下門的長橋，等在門前的山下勇帶著他進入書庫。很快，他找到了《田中首相奏摺》的文件。
真是喜不自勝！蔡智堪靜下心來，將透明碳酸紙蒙在奏摺原件上，一筆筆用鉛筆描出。
就這樣描了兩夜，《田中奏摺》的第一份特殊抄件完成了。數日後，蔡智堪將奏摺抄件放在皮箱夾層裏，前往瀋陽。下車，即直奔瀋陽小西關外的王公館。3 王家楨見到蔡智堪，大喜。用最快的速度，王家楨派人將《田中奏摺》翻譯成中文，並立即呈送張學良。張學良命交“官銀號印刷所”用上等白紙印刷二百冊，分發東北軍高級將領閱存。送走蔡智堪，王家楨攜帶四冊《田中奏摺》趕到南京，將其交給中國最高當局，這必然對中國當局的外交防務決策大有裨益。待到1929年12月南京《時事月報》刊出《田中奏摺》時，這無疑又給全中國人民上了一堂國防教育課。
蔡智堪，作為旅日華僑，其愛國之舉，功同日月。為此，他付出的代價十分巨大。《田中奏摺》披露後，日本政府矢口否認。但他們追查這次泄密事件卻雷厲風行：以山下勇為首的二十八個人被解僱，蔡智堪被捕。因為山下勇失業，蔡智堪慷慨向他支付了2.5萬元的生活費。好心無好報，這個山下勇後來竟在蔡智堪入獄後強占了他的房子，最終亦拒不歸還。蔡智堪入獄後，他的200萬美金的資產全部被日本當局沒收。由此也反證了由蔡智堪描出的這份奏摺是真實的。因為真實，讓日本政府難堪而被動。
二十多年後，蔡智堪在香港《自由人》雜誌發表了《我怎樣取得〈田中奏摺〉》的回憶。1960年11月，另一個知情人王家楨在《文史資料選輯》上發表了《日本兩機密文件中譯本的來歷》。4 雖然細節陳述不同，但他們二人都不約而同地認定了《田中奏摺》是由張學良策劃，由王家楨布置，由蔡智堪取得文件抄件，再轉王氏，此後才大白天下的。因為在1929年12月公開發表田中奏摺時，世人並不詳知奏摺披露內幕。日本人很清楚，但做賊心虛，故緘口不言，惟以報復蔡智堪為能事。後來，蔡氏被日本人拘禁，破財而不免災。數年後回台灣，又不事張揚，所以國人多不清楚他的愛國義舉。
蔡智堪清貧以終。生前留有《明誌詩》，數十年後由其子蔡鹹源公諸於世。詩曰：
多年苦難事，忠貞到蓋棺。
不將雙行淚，輕向子孫彈。5
中國台灣網於2000年7月1日，發表“台聲”文章，題為《為保全國家而傾家蕩產的“情報員”》，紀念蔡智堪。
閻延文長篇歷史小說《青史青山》中，亦詳述蔡智堪生平業績。雖然遲了半個世紀，而歷史的公正性，仍然讓國人心頭一暖。追述這段“情報史”，意在展示在國難將作之際，中國並不乏機智、勇敢、無畏、獻身的英雄。此外的用意還在於揭示少數人的警醒並不能改變大多數國民的麻木，尤其不能改變國家最高權力層麵對人民災難、國家災難的冷漠、自私、認賊作父、認敵為友、一無所為。
蔡智堪的事跡成為一個特例、一段傳奇，時過境遷，甚至有人懷疑他的愛國壯舉是“007”式的諜影童話。而歷代本身是改變不了的。
呼應了本節的標題，《田中奏摺》的披露隻是讓一個盜竊計劃曝了光。盜賊還是盜賊，他們也許會修改其計劃，但決不願意放棄其盜竊本職。作為“盜工作者”，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已嚐到不少“盜”的甜頭，且積累了許多“盜亦無道”的經驗。
第一次接受如此重大的任務，蔡智堪不敢怠慢。他找到民政黨顧問床次竹三郎，這是一位長期接受蔡智堪經濟支助的政客，關係密切，無話不說。幾杯酒下肚，蔡智堪正色相告曰：“床次先生，軍部乃一群莽漢，若由其實施《田中奏摺》，必導致中日開戰，弄不好將會危及天皇製國體喲。”床次本對軍部不滿，一聽蔡智堪言明利害，便深以為然。略加思索，二人定下行動方案：由蔡智堪出資，宴請諸元老，共議對策；由床次做外圍說服工作；得到奏摺，由蔡智堪轉出發表，讓天下共知田中內閣及軍部陰謀。
後由床次說通內大臣牧野申顯等元老大臣，他們同意讓蔡智堪抄出奏摺密件，公布於世，以阻止軍部胡作非為。鑑於奏摺藏於皇宮，牧野推薦他的妻弟山下勇（時任皇家書庫管理員）取得入宮通行證並帶路入室。
1928年6月2日夜11時50分，蔡智堪以一個補冊工的身份攜帶金盾形“皇居臨時通行證”進入皇家書庫，隨身還帶著黃色冊表大小型三、四張、綠色繡線數團、鋼錐三支、大小針一包等這些標明身份的道具。證件真實，道具齊全，蔡智堪順利通過了直達書庫紅葉山下門的長橋，等在門前的山下勇帶著他進入書庫。很快，他找到了《田中首相奏摺》的文件。
真是喜不自勝！蔡智堪靜下心來，將透明碳酸紙蒙在奏摺原件上，一筆筆用鉛筆描出。
就這樣描了兩夜，《田中奏摺》的第一份特殊抄件完成了。數日後，蔡智堪將奏摺抄件放在皮箱夾層裏，前往瀋陽。下車，即直奔瀋陽小西關外的王公館。3 王家楨見到蔡智堪，大喜。用最快的速度，王家楨派人將《田中奏摺》翻譯成中文，並立即呈送張學良。張學良命交“官銀號印刷所”用上等白紙印刷二百冊，分發東北軍高級將領閱存。送走蔡智堪，王家楨攜帶四冊《田中奏摺》趕到南京，將其交給中國最高當局，這必然對中國當局的外交防務決策大有裨益。待到1929年12月南京《時事月報》刊出《田中奏摺》時，這無疑又給全中國人民上了一堂國防教育課。
蔡智堪，作為旅日華僑，其愛國之舉，功同日月。為此，他付出的代價十分巨大。《田中奏摺》披露後，日本政府矢口否認。但他們追查這次泄密事件卻雷厲風行：以山下勇為首的二十八個人被解僱，蔡智堪被捕。因為山下勇失業，蔡智堪慷慨向他支付了2.5萬元的生活費。好心無好報，這個山下勇後來竟在蔡智堪入獄後強占了他的房子，最終亦拒不歸還。蔡智堪入獄後，他的200萬美金的資產全部被日本當局沒收。由此也反證了由蔡智堪描出的這份奏摺是真實的。因為真實，讓日本政府難堪而被動。
二十多年後，蔡智堪在香港《自由人》雜誌發表了《我怎樣取得〈田中奏摺〉》的回憶。1960年11月，另一個知情人王家楨在《文史資料選輯》上發表了《日本兩機密文件中譯本的來歷》。4 雖然細節陳述不同，但他們二人都不約而同地認定了《田中奏摺》是由張學良策劃，由王家楨布置，由蔡智堪取得文件抄件，再轉王氏，此後才大白天下的。因為在1929年12月公開發表田中奏摺時，世人並不詳知奏摺披露內幕。日本人很清楚，但做賊心虛，故緘口不言，惟以報復蔡智堪為能事。後來，蔡氏被日本人拘禁，破財而不免災。數年後回台灣，又不事張揚，所以國人多不清楚他的愛國義舉。
蔡智堪清貧以終。生前留有《明誌詩》，數十年後由其子蔡鹹源公諸於世。詩曰：
多年苦難事，忠貞到蓋棺。
不將雙行淚，輕向子孫彈。5
中國台灣網於2000年7月1日，發表“台聲”文章，題為《為保全國家而傾家蕩產的“情報員”》，紀念蔡智堪。
閻延文長篇歷史小說《青史青山》中，亦詳述蔡智堪生平業績。雖然遲了半個世紀，而歷史的公正性，仍然讓國人心頭一暖。追述這段“情報史”，意在展示在國難將作之際，中國並不乏機智、勇敢、無畏、獻身的英雄。此外的用意還在於揭示少數人的警醒並不能改變大多數國民的麻木，尤其不能改變國家最高權力層麵對人民災難、國家災難的冷漠、自私、認賊作父、認敵為友、一無所為。
蔡智堪的事跡成為一個特例、一段傳奇，時過境遷，甚至有人懷疑他的愛國壯舉是“007”式的諜影童話。而歷代本身是改變不了的。
呼應了本節的標題，《田中奏摺》的披露隻是讓一個盜竊計劃曝了光。盜賊還是盜賊，他們也許會修改其計劃，但決不願意放棄其盜竊本職。作為“盜工作者”，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已嚐到不少“盜”的甜頭，且積累了許多“盜亦無道”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