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庚子年的春天，有一種“精神對接”的現象，後人最應予以正視。此即“匪精神”與“官精神”的對接，“無政府主義精神”與“政府權力”的對接，“被統治者”與“統治者”的對接。本不相容的兩種勢力握手言和後，原有的相互壓力亦隨之消散，這有如無數的壓簧，一瞬間解除了壓力，自然的反彈，必會引發全局性震顫。一層層煽惑，一層層謠傳神異，義和團精神竟然變成了國家精神。在那一刻，舉世皆醉，無人敢醒，連慈禧太後也不敢做群眾運動的尾巴。政治的扶持與宗教（其實隻是準宗教或邪教）的暗示唱起了二人傳，人的瘋狂遂擴大為國家的瘋狂，人的愚昧遂擴大為國家的愚昧，人的錯誤自然投射為國家錯誤。最後，“罪”與“罰”的清算，就是超個人的國家清算。中國有罪，中國受罰。教訓極為沉重，百年冷思考，我們將如下兩條擺在首位：
其一，切忌在“群眾運動”的背景下普及荒謬或哄抬荒謬。
其二，切忌讓少數人俘虜了我們的國家。
“罪”與“罰”，是基於因、果邏輯的線索性描述。用這兩個字，歸納一個斷代的國內動亂與國際爭端，定然有以偏概全或定性不準的局限，何況我們又模稜了侵略與反侵略、正義與非正義的界限呢？堅持至今，未再換個詞兒，還是想真的理清歷史責任。從“戰爭”的角度回望百年前的八國聯軍登陸入侵，我們還沒有發現先於義和團燒殺搶掠、先於教堂被毀、教民被害、教士被殺、使館被圍、公使被戕而在八國間預謀的戰爭方案；我們麵對的僅僅是因為內亂升級而誘發的外患加驟，或者說因為內政失誤、外交失誤而激發了中外矛盾和中外衝突，這才導致了一弱國與八強國的軍事攤牌。
作為戰爭的一方，清廷是發了宣戰書的。口上宣戰了，手上功夫跟不上，嘴硬手軟，敗下陣來，所以還應該從“戰爭”上找找原因。僅僅是基於如下的考慮：八國聯軍打敗中國軍隊，並不是中國軍隊的責任，因而這失敗也不能視為軍隊失敗。為了給“國家責任”及“國家失敗”留有反思空間，所以本章對中國軍隊的敗狀、敗因皆未展開論析。下麵，我們將用不多的文字，擇例而陳，揭示兵不堪用的真相。
其一，軍隊“事權不一”，因而整合不成一支抗敵衛國的有生力量。
“事權不一”的話，是袁昶說的。他在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的上疏中指出：“拳匪所到之處，先喊令人磕頭燒香，官兵竟隨同禮拜，兵氣衰疲不可用，一至於此。皆由無將統率，毫無賞罰，軍律不嚴，此事權不一之故也。”以武衛五軍為例，五軍之首雖為榮祿，但他僅能調動武衛中軍一部。作為武衛後軍的甘軍，就完全等同於董福祥的私家軍隊。甘軍在京，形同匪盜，殺日本外交官，殺德國大使，聯軍入京後，又大掠而去。對於武衛軍統帥榮祿，董福福竟敢派一滿兵前去暗殺，隻是因為這個兵士不願領命，逆謀遂寢。
在抗擊聯軍入侵的京津防線上，作為總督的裕祿，兵將相失，首尾不應，連戰皆敗，飲彈自殺。作為督師的李秉衡，率四軍迎敵，一接戰，張春發、萬本華二軍即先潰逃，陳澤霖軍復聞炮而遁。手下無將，李氏隻好吞金而死。
與中國軍隊的群龍無首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八國聯軍臨時推舉出的每一位司令官，都有個人權威，都能統馭全局。
其二，輕重倒置，無備而戰。
宣戰詔發布前，以武衛五軍駐防為例，有二軍駐於京師，隻有聶士成一軍遊擊於京津防線。加強京師駐軍，一為對付義和團，一是圍攻大使館，於理尚通。宣戰詔發出後，大沽、天津一線，首當前敵，兵力未增，殊不可解。即便津沽第一線，也還是重津輕沽，致使八國聯軍輕取大沽後，又輕取天津。這是裕祿的失策，也是朝廷的失誤。
說無備而戰，大抵還受了“弱國輕強敵”思潮的自我欺騙。相信了義和團，相信了義和團的神咒禦敵（如《閉火門神咒》曰：“北方洞門開，洞中請出鐵佛來。鐵佛坐在鐵蓮台，鐵盔鐵甲鐵壁塞，閉住炮火不能來。”）誇大了義和團這支“民兵”的作用，自然將正規軍備戰視若兒戲。下麵有一份武器清單，是天津城西西沽軍械庫所藏。庚子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那位率部赴京增援使館區的西摩爾，廊坊受阻，步行折回天津，一路疲憊，潰不成伍，這一天，抵達了西沽。瞎貓碰上死老鼠，竟發現了一座清軍軍械庫。一槍未發，守庫的幾個清兵就逃了，西摩爾撿到了一個大便宜。編製這份武器清單的是一位義大利軍官，所以這清單自然落到了義大利駐華公使手中，意公使將這清單復交英國駐華公使，英公使再呈給英國政府，於是一份中國的兵器清單變成了英國人勝利軍檔的一頁。
《關於在天津附近武庫中所發現中國新式軍用物資報告單》
三十六門克伯虜大炮，口徑87毫米（1897年埃森製造），折合3.41英寸，其中大部分仍裝在箱中。
六十六門克伯虜大炮，口徑70毫米（1897年埃森製造），折合2.75英寸。
四十二門諾爾登費爾德式速射機關炮，口徑57毫米，折合2.24英寸。
其一，切忌在“群眾運動”的背景下普及荒謬或哄抬荒謬。
其二，切忌讓少數人俘虜了我們的國家。
“罪”與“罰”，是基於因、果邏輯的線索性描述。用這兩個字，歸納一個斷代的國內動亂與國際爭端，定然有以偏概全或定性不準的局限，何況我們又模稜了侵略與反侵略、正義與非正義的界限呢？堅持至今，未再換個詞兒，還是想真的理清歷史責任。從“戰爭”的角度回望百年前的八國聯軍登陸入侵，我們還沒有發現先於義和團燒殺搶掠、先於教堂被毀、教民被害、教士被殺、使館被圍、公使被戕而在八國間預謀的戰爭方案；我們麵對的僅僅是因為內亂升級而誘發的外患加驟，或者說因為內政失誤、外交失誤而激發了中外矛盾和中外衝突，這才導致了一弱國與八強國的軍事攤牌。
作為戰爭的一方，清廷是發了宣戰書的。口上宣戰了，手上功夫跟不上，嘴硬手軟，敗下陣來，所以還應該從“戰爭”上找找原因。僅僅是基於如下的考慮：八國聯軍打敗中國軍隊，並不是中國軍隊的責任，因而這失敗也不能視為軍隊失敗。為了給“國家責任”及“國家失敗”留有反思空間，所以本章對中國軍隊的敗狀、敗因皆未展開論析。下麵，我們將用不多的文字，擇例而陳，揭示兵不堪用的真相。
其一，軍隊“事權不一”，因而整合不成一支抗敵衛國的有生力量。
“事權不一”的話，是袁昶說的。他在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的上疏中指出：“拳匪所到之處，先喊令人磕頭燒香，官兵竟隨同禮拜，兵氣衰疲不可用，一至於此。皆由無將統率，毫無賞罰，軍律不嚴，此事權不一之故也。”以武衛五軍為例，五軍之首雖為榮祿，但他僅能調動武衛中軍一部。作為武衛後軍的甘軍，就完全等同於董福祥的私家軍隊。甘軍在京，形同匪盜，殺日本外交官，殺德國大使，聯軍入京後，又大掠而去。對於武衛軍統帥榮祿，董福福竟敢派一滿兵前去暗殺，隻是因為這個兵士不願領命，逆謀遂寢。
在抗擊聯軍入侵的京津防線上，作為總督的裕祿，兵將相失，首尾不應，連戰皆敗，飲彈自殺。作為督師的李秉衡，率四軍迎敵，一接戰，張春發、萬本華二軍即先潰逃，陳澤霖軍復聞炮而遁。手下無將，李氏隻好吞金而死。
與中國軍隊的群龍無首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八國聯軍臨時推舉出的每一位司令官，都有個人權威，都能統馭全局。
其二，輕重倒置，無備而戰。
宣戰詔發布前，以武衛五軍駐防為例，有二軍駐於京師，隻有聶士成一軍遊擊於京津防線。加強京師駐軍，一為對付義和團，一是圍攻大使館，於理尚通。宣戰詔發出後，大沽、天津一線，首當前敵，兵力未增，殊不可解。即便津沽第一線，也還是重津輕沽，致使八國聯軍輕取大沽後，又輕取天津。這是裕祿的失策，也是朝廷的失誤。
說無備而戰，大抵還受了“弱國輕強敵”思潮的自我欺騙。相信了義和團，相信了義和團的神咒禦敵（如《閉火門神咒》曰：“北方洞門開，洞中請出鐵佛來。鐵佛坐在鐵蓮台，鐵盔鐵甲鐵壁塞，閉住炮火不能來。”）誇大了義和團這支“民兵”的作用，自然將正規軍備戰視若兒戲。下麵有一份武器清單，是天津城西西沽軍械庫所藏。庚子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那位率部赴京增援使館區的西摩爾，廊坊受阻，步行折回天津，一路疲憊，潰不成伍，這一天，抵達了西沽。瞎貓碰上死老鼠，竟發現了一座清軍軍械庫。一槍未發，守庫的幾個清兵就逃了，西摩爾撿到了一個大便宜。編製這份武器清單的是一位義大利軍官，所以這清單自然落到了義大利駐華公使手中，意公使將這清單復交英國駐華公使，英公使再呈給英國政府，於是一份中國的兵器清單變成了英國人勝利軍檔的一頁。
《關於在天津附近武庫中所發現中國新式軍用物資報告單》
三十六門克伯虜大炮，口徑87毫米（1897年埃森製造），折合3.41英寸，其中大部分仍裝在箱中。
六十六門克伯虜大炮，口徑70毫米（1897年埃森製造），折合2.75英寸。
四十二門諾爾登費爾德式速射機關炮，口徑57毫米，折合2.24英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