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曹福田還有一絲清醒，即不焚洋貨，不罪商民。這比二十世紀上半期的學生運動動輒“抵製日貨”的“憤青”行為還算有些常識。一個群體愚昧的民族，蛤蟆耗子能成精，是一種普遍的、周而復始的奇觀。上當總是必然的。在接受世界文明之前，中華民族決無政治免疫力，這也註定了每有野火，曹福田式的人物都可以輕易變成群眾領袖。
鋪排到這裏，相信讀者對義和團的歷史麵目會有一個大體的印象了。還有一處“點睛”之功，不能不述，此即義和團於北京圍攻各國駐華大使館事。這是一件超國家級的大行動，是義和團由燒教堂、戮教民、殺教士而逐步升級的大功德。忽略了這一峰巔性事件，對義和團便難於作出蓋棺之論。
前文已述，義和團入京，不是“闖”入、“打”入的。
有人“放行”，有人“延請”，一放一請，義和團即以“和平進軍”的姿態進入九重皇都。有人請，即避免了犧牲；請者又是王爺與太後，這則讓義和團從上到下都感受到皇恩浩蕩。大燒、大殺、大搶的同時，這支“扶清”的民兵隊伍也貌似恭順地在王爺們協調下顯示了幾次“神拳”神力。
一是配合駐京武衛軍攻打西什庫教堂（北堂），前後歷六十天整（6月16日—8月14日）。教堂內僅有正規守兵四十人，加上臨時武裝的教民若幹，而圍攻者卻有數千之眾。教堂巍然不動，義和團與武衛軍則傷亡無數（僅圍攻第一天的第一次衝鋒，義和團即有四十八人斃命）。
二是配合武衛軍圍攻位於東交民巷的各國駐華使館。圍攻從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開始，到七月二十日（8月14日）結束，共五十六天。史料顯示，義和團僅僅參加了圍攻初期五六天的戰鬥。由於武器低劣，義和團團民的衝鋒總是被使館守軍的排槍遏製，犧牲巨大。受挫後，義和團以火攻為主，即靠近使館往裏投擲火炬、火球。處在使館區邊緣的比利時、奧地利、荷蘭、義大利使館，遭火攻而焚毀。另外各使館亦不同程度受損。圍攻結束，各使館死亡數為五十八人，負傷為一百三十人，傷亡總數為一百八十八人。·輧·輷·訛 而進攻一方，損失極大。武衛軍“死者無慮四千人”， 義和團死傷無確數，但不會太少。因為圍攻之初，義和團還迷信“神功”、“神拳”真的能讓他們刀槍不入，妄目衝鋒，犧牲自然慘重。
但這犧牲與“滅洋”、與“愛國”都搭不上邊兒。一個顯而易見的歷史事實則是：在八國聯軍這支“洋軍”的進犯過程中，義和團並未參加北京保衛戰——在參加了最初一星期的使館圍攻戰後，義和團在北京的任務主要是騷擾地方安寧；也未參加天津保衛戰——除零星擾敵外，他們倒是認真扯了聶士成部武衛軍的後腿。“洋軍”壓境後，義和團出於自保，化整為零，在京、津之郊偶有襲敵之舉。這與清朝正規軍勇敢而無效的抵抗，構不成“並肩作戰”或“聯合作戰”的格局。當代史家混化軍功，總想給義和團“滅洋”撈分，看來證據不足。
“滅洋”，談何容易。但“惹洋”的任務，義和團總算完成了。
僅以焚堂滅教後又助攻各國大使館一事論定，義和團便超額完成了招惹洋人大舉入侵中國的任務。有心人如果列一張時間表，看看洋人們究竟是在哪一天才決定入侵京津的，就可以理出“侵略”與“引發侵略”的必然聯繫。
今天，我們固不能小看圍攻一個正常邦交國大使館的事件。
退回一百年，這也不是當代憤青所理解的“愛國行動”。因為，即便在“侵略與反侵略”的背景下，中國也是依據國際公法、國際慣例或國際關係準則與世界各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在外交關係確立的背景下，燒教堂，殺教民，戕教士，戮公使，毀使館，不但是非人道的，也是公然的、單方麵的“戰爭行為”。清政府假義和團之手開了一個踐踏國際公法的先例，八國聯軍的戰爭罪行，是在這一鋪墊基礎上的借力打力。
有因有果，有罪有罰；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二、“五大臣”喋血菜市口
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五月仲夏，由於直隸近京各州縣十萬（一說二十萬）義和團匯聚京師，北京城的外廓內城，大街小巷，一時間湧動起紅色的人流——紅頭巾、紅護腕、紅腰帶、紅纓槍、紅刀穗、紅旌旗、紅披風，再加上因為幹熱、因為興奮、因為意外地揚眉吐氣、當家作主而煥發的滿麵紅光，真的讓紅色泛濫成帝王之都的第一流行色了。
燃燒的紅色，是火。從外省燒到京城，義和團們從火焚一個舊世界中獲得了破壞的快感。
流淌的紅色，是血。教民的血、教士的血、外國公使的血，再滲進義和團的血，血流成河，中國人從這條血河上還能找到歸海的路嗎？
連義和團們也沒想到，在他們被人“放”入、“請”入北京城渲染“紅海洋”時，竟然有人因為否定他們的革命行動而遭殺戮——五位清朝大臣，人頭落地，鮮血噴射，給已經“赤化”的北京，再抹上一層血色。
鋪排到這裏，相信讀者對義和團的歷史麵目會有一個大體的印象了。還有一處“點睛”之功，不能不述，此即義和團於北京圍攻各國駐華大使館事。這是一件超國家級的大行動，是義和團由燒教堂、戮教民、殺教士而逐步升級的大功德。忽略了這一峰巔性事件，對義和團便難於作出蓋棺之論。
前文已述，義和團入京，不是“闖”入、“打”入的。
有人“放行”，有人“延請”，一放一請，義和團即以“和平進軍”的姿態進入九重皇都。有人請，即避免了犧牲；請者又是王爺與太後，這則讓義和團從上到下都感受到皇恩浩蕩。大燒、大殺、大搶的同時，這支“扶清”的民兵隊伍也貌似恭順地在王爺們協調下顯示了幾次“神拳”神力。
一是配合駐京武衛軍攻打西什庫教堂（北堂），前後歷六十天整（6月16日—8月14日）。教堂內僅有正規守兵四十人，加上臨時武裝的教民若幹，而圍攻者卻有數千之眾。教堂巍然不動，義和團與武衛軍則傷亡無數（僅圍攻第一天的第一次衝鋒，義和團即有四十八人斃命）。
二是配合武衛軍圍攻位於東交民巷的各國駐華使館。圍攻從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開始，到七月二十日（8月14日）結束，共五十六天。史料顯示，義和團僅僅參加了圍攻初期五六天的戰鬥。由於武器低劣，義和團團民的衝鋒總是被使館守軍的排槍遏製，犧牲巨大。受挫後，義和團以火攻為主，即靠近使館往裏投擲火炬、火球。處在使館區邊緣的比利時、奧地利、荷蘭、義大利使館，遭火攻而焚毀。另外各使館亦不同程度受損。圍攻結束，各使館死亡數為五十八人，負傷為一百三十人，傷亡總數為一百八十八人。·輧·輷·訛 而進攻一方，損失極大。武衛軍“死者無慮四千人”， 義和團死傷無確數，但不會太少。因為圍攻之初，義和團還迷信“神功”、“神拳”真的能讓他們刀槍不入，妄目衝鋒，犧牲自然慘重。
但這犧牲與“滅洋”、與“愛國”都搭不上邊兒。一個顯而易見的歷史事實則是：在八國聯軍這支“洋軍”的進犯過程中，義和團並未參加北京保衛戰——在參加了最初一星期的使館圍攻戰後，義和團在北京的任務主要是騷擾地方安寧；也未參加天津保衛戰——除零星擾敵外，他們倒是認真扯了聶士成部武衛軍的後腿。“洋軍”壓境後，義和團出於自保，化整為零，在京、津之郊偶有襲敵之舉。這與清朝正規軍勇敢而無效的抵抗，構不成“並肩作戰”或“聯合作戰”的格局。當代史家混化軍功，總想給義和團“滅洋”撈分，看來證據不足。
“滅洋”，談何容易。但“惹洋”的任務，義和團總算完成了。
僅以焚堂滅教後又助攻各國大使館一事論定，義和團便超額完成了招惹洋人大舉入侵中國的任務。有心人如果列一張時間表，看看洋人們究竟是在哪一天才決定入侵京津的，就可以理出“侵略”與“引發侵略”的必然聯繫。
今天，我們固不能小看圍攻一個正常邦交國大使館的事件。
退回一百年，這也不是當代憤青所理解的“愛國行動”。因為，即便在“侵略與反侵略”的背景下，中國也是依據國際公法、國際慣例或國際關係準則與世界各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在外交關係確立的背景下，燒教堂，殺教民，戕教士，戮公使，毀使館，不但是非人道的，也是公然的、單方麵的“戰爭行為”。清政府假義和團之手開了一個踐踏國際公法的先例，八國聯軍的戰爭罪行，是在這一鋪墊基礎上的借力打力。
有因有果，有罪有罰；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二、“五大臣”喋血菜市口
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五月仲夏，由於直隸近京各州縣十萬（一說二十萬）義和團匯聚京師，北京城的外廓內城，大街小巷，一時間湧動起紅色的人流——紅頭巾、紅護腕、紅腰帶、紅纓槍、紅刀穗、紅旌旗、紅披風，再加上因為幹熱、因為興奮、因為意外地揚眉吐氣、當家作主而煥發的滿麵紅光，真的讓紅色泛濫成帝王之都的第一流行色了。
燃燒的紅色，是火。從外省燒到京城，義和團們從火焚一個舊世界中獲得了破壞的快感。
流淌的紅色，是血。教民的血、教士的血、外國公使的血，再滲進義和團的血，血流成河，中國人從這條血河上還能找到歸海的路嗎？
連義和團們也沒想到，在他們被人“放”入、“請”入北京城渲染“紅海洋”時，竟然有人因為否定他們的革命行動而遭殺戮——五位清朝大臣，人頭落地，鮮血噴射，給已經“赤化”的北京，再抹上一層血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