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四日（7月29日）辰時，兩輛囚車從刑部大獄駛出，馬蹄聲聲，彈射出催命的哀音。菜市口刑場，靜等著見證死亡。
又要殺人啦！街道兩旁，是好奇而又驚恐的看客。間或，有三五成群的義和團團民指天劃地，口沫橫飛。
軋不平的人生路。不論乘犢車、兵車、輅車還是囚車，都有終點。車中人異常清醒。因為自從在一個月的時間內連上三次奏摺否定義和團為“義民”、宣揚國際公法時起，他們便抱定了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決心。
兩輛囚車裏囚著的兩位朝廷大吏，一位是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相當後來之外交部長）兼吏部侍郎許景澄，一位是以三品京堂在總理衙門行走又兼任太常寺卿的袁昶。顯然，這是大清國的兩名高級外交官。
雖然清政府已在這年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正式對各國“宣戰”，但戰爭有期，和平無限，外交斡旋總是須臾也不可少的呀。自毀外交人才，看來是要斷絕外交之路，這政府瘋了！
上層的大屠殺並沒有結束。七月十七日（8月11日），曾任各國總理衙門大臣的現任兵部尚書徐用儀，以及三品京堂在各國總理衙門行走、又補內閣學士的聯元，同時被捕。未經任何審訊，被捕當日即與六月二十日（7月16日）被捕入獄的戶部尚書立山，同時處死。
上述被害五人，史稱“五大臣”，或“五忠”。許、袁、徐三人，都是浙江人，故又被史家稱為“浙之三忠”。杭州西湖岸邊，舊有“三忠祠”，就是祭奠庚子被難的三位浙籍忠臣的。·輨·輯·訛 因袁昶任徽寧池太廣道時有德政，皖人還祠之於蕪湖。
殺害五大臣的細節，毋庸追述。但“五大臣”被害的時代氛圍，有必要說上三言五語。
第一是戊戌變法失敗後，外國人多有同情或幫助康有為、梁啓超輩之“變法派”、“改良派”逃出清廷製裁的舉動，引發了慈禧太後的仇洋狂躁。加之，慈禧太後策動、載漪等人推進的名為同治帝立嗣、實趕光緒帝下台的“廢立”活動，又沒有得到各國駐華公使的國際認可，這更讓清廷權力核心層“仇恨外人日深”，而且“日夜謀報復”。
形勢的危險在於：到非理性演變為朝廷大氣候的時候，任何清醒的外交意識都可能被扣上“裏通外國”的罪名而遭絞殺。
第二是當義和團以“扶清”為號召，以“滅洋”為煽惑將隊伍做大的時候，“排外”情緒已經擴散為全民族的狂熱。
百姓的非理性與朝廷的非理性上下呼應了，“無政府主義”騙過了“政府”，“政府”與“無政府主義”聯手，終於將假戲演成了真戲。在大勢所趨的機會主義思潮既俘獲了“野人”、又俘獲了“君子”的特定時段，你不能戳破相互欺騙、相互利用的假相。這正如“紅衛兵”起來了，“破四舊”開始了，“打砸搶”成風了，你不能說一個“不”字。此之謂眾怒難犯。這一形勢的危險在於：舉世尚墨，不可言白。
許景澄與袁昶太不識時務。他們偏偏在不準講真話的時候講了真話。講真話者“自傷”，是因為這“真話”戳破了“假相”，讓“假相”光影中的裸舞者原形畢露。為了維持賴以欺世的“假相”，裸舞者齊夥高喊：殺掉光明！滅掉太陽！
光明滅不掉。太陽亦滅不掉。中國人，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心靈黑暗。
當拳亂初起時，鐵帽子王爺蠱惑著慈禧太後借拳民懲洋人。舉朝無一人敢於抗議，而許景澄、袁昶、徐用儀三人聯名奏章已上。章初上，許景澄對袁昶說：“章上必死，兄意如何？”袁昶聞言，並未直言相答，僅朗誦了李群玉的一聯詩句：“萬木自凋山不動，百川皆旱海長深。”許景澄與袁昶緊緊握手，久久不語。在其第三疏（六月二十七日上）中，許、袁這樣表白：
竊自拳匪肇亂，甫經月餘，神京震動，四海響應，兵連禍結，牽動全球，為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釀成千古未有之奇災。昔鹹豐年間之髮匪，負隅十餘年，蹂躪十數省；上溯嘉慶年間之川陝教匪，淪陷四省，竊據三四載。考之方略，見當時興師振旅，竭中原全力，僅乃克之。至今視之，則前數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為腹心之疾也。蓋髮匪撚匪教匪之亂，上自朝廷，下至閭閻，莫不知其為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為大員，謬視為義民，不肯以匪目之，亦有知其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無識至此，不特為各國所仇，且為各國所笑。
查拳匪之始，非有槍炮之堅利，戰陣之訓練，徒以扶清滅洋四字，召號不逞之徒，烏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將弁之能者，蕩平之而有餘……臣等雖不肖，亦知洋人窟穴內地，誠非中國之利。然必修明內政，慎重邦交，觀釁而動，擇各國之易與者，一震威權，用雪積憤。設當外寇入犯時，有能奮發忠義，為滅此朝食之謀，臣等無論其力量如何，要不敢不服其氣概。今朝廷方與各國講信修睦，忽創滅洋之說，是為橫挑邊釁，以天下為戲。且所滅之洋，指在中國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國洋人而言？僅滅在中國之洋人，不能禁其續至；若至五洲各國，則洋人之多於華人奚啻十倍！其能盡與否，不待智者而知之，不料毓賢、裕祿為封疆大吏，識不及此。
又要殺人啦！街道兩旁，是好奇而又驚恐的看客。間或，有三五成群的義和團團民指天劃地，口沫橫飛。
軋不平的人生路。不論乘犢車、兵車、輅車還是囚車，都有終點。車中人異常清醒。因為自從在一個月的時間內連上三次奏摺否定義和團為“義民”、宣揚國際公法時起，他們便抱定了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決心。
兩輛囚車裏囚著的兩位朝廷大吏，一位是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相當後來之外交部長）兼吏部侍郎許景澄，一位是以三品京堂在總理衙門行走又兼任太常寺卿的袁昶。顯然，這是大清國的兩名高級外交官。
雖然清政府已在這年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正式對各國“宣戰”，但戰爭有期，和平無限，外交斡旋總是須臾也不可少的呀。自毀外交人才，看來是要斷絕外交之路，這政府瘋了！
上層的大屠殺並沒有結束。七月十七日（8月11日），曾任各國總理衙門大臣的現任兵部尚書徐用儀，以及三品京堂在各國總理衙門行走、又補內閣學士的聯元，同時被捕。未經任何審訊，被捕當日即與六月二十日（7月16日）被捕入獄的戶部尚書立山，同時處死。
上述被害五人，史稱“五大臣”，或“五忠”。許、袁、徐三人，都是浙江人，故又被史家稱為“浙之三忠”。杭州西湖岸邊，舊有“三忠祠”，就是祭奠庚子被難的三位浙籍忠臣的。·輨·輯·訛 因袁昶任徽寧池太廣道時有德政，皖人還祠之於蕪湖。
殺害五大臣的細節，毋庸追述。但“五大臣”被害的時代氛圍，有必要說上三言五語。
第一是戊戌變法失敗後，外國人多有同情或幫助康有為、梁啓超輩之“變法派”、“改良派”逃出清廷製裁的舉動，引發了慈禧太後的仇洋狂躁。加之，慈禧太後策動、載漪等人推進的名為同治帝立嗣、實趕光緒帝下台的“廢立”活動，又沒有得到各國駐華公使的國際認可，這更讓清廷權力核心層“仇恨外人日深”，而且“日夜謀報復”。
形勢的危險在於：到非理性演變為朝廷大氣候的時候，任何清醒的外交意識都可能被扣上“裏通外國”的罪名而遭絞殺。
第二是當義和團以“扶清”為號召，以“滅洋”為煽惑將隊伍做大的時候，“排外”情緒已經擴散為全民族的狂熱。
百姓的非理性與朝廷的非理性上下呼應了，“無政府主義”騙過了“政府”，“政府”與“無政府主義”聯手，終於將假戲演成了真戲。在大勢所趨的機會主義思潮既俘獲了“野人”、又俘獲了“君子”的特定時段，你不能戳破相互欺騙、相互利用的假相。這正如“紅衛兵”起來了，“破四舊”開始了，“打砸搶”成風了，你不能說一個“不”字。此之謂眾怒難犯。這一形勢的危險在於：舉世尚墨，不可言白。
許景澄與袁昶太不識時務。他們偏偏在不準講真話的時候講了真話。講真話者“自傷”，是因為這“真話”戳破了“假相”，讓“假相”光影中的裸舞者原形畢露。為了維持賴以欺世的“假相”，裸舞者齊夥高喊：殺掉光明！滅掉太陽！
光明滅不掉。太陽亦滅不掉。中國人，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心靈黑暗。
當拳亂初起時，鐵帽子王爺蠱惑著慈禧太後借拳民懲洋人。舉朝無一人敢於抗議，而許景澄、袁昶、徐用儀三人聯名奏章已上。章初上，許景澄對袁昶說：“章上必死，兄意如何？”袁昶聞言，並未直言相答，僅朗誦了李群玉的一聯詩句：“萬木自凋山不動，百川皆旱海長深。”許景澄與袁昶緊緊握手，久久不語。在其第三疏（六月二十七日上）中，許、袁這樣表白：
竊自拳匪肇亂，甫經月餘，神京震動，四海響應，兵連禍結，牽動全球，為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釀成千古未有之奇災。昔鹹豐年間之髮匪，負隅十餘年，蹂躪十數省；上溯嘉慶年間之川陝教匪，淪陷四省，竊據三四載。考之方略，見當時興師振旅，竭中原全力，僅乃克之。至今視之，則前數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為腹心之疾也。蓋髮匪撚匪教匪之亂，上自朝廷，下至閭閻，莫不知其為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為大員，謬視為義民，不肯以匪目之，亦有知其為匪不敢以匪加之者。無識至此，不特為各國所仇，且為各國所笑。
查拳匪之始，非有槍炮之堅利，戰陣之訓練，徒以扶清滅洋四字，召號不逞之徒，烏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將弁之能者，蕩平之而有餘……臣等雖不肖，亦知洋人窟穴內地，誠非中國之利。然必修明內政，慎重邦交，觀釁而動，擇各國之易與者，一震威權，用雪積憤。設當外寇入犯時，有能奮發忠義，為滅此朝食之謀，臣等無論其力量如何，要不敢不服其氣概。今朝廷方與各國講信修睦，忽創滅洋之說，是為橫挑邊釁，以天下為戲。且所滅之洋，指在中國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國洋人而言？僅滅在中國之洋人，不能禁其續至；若至五洲各國，則洋人之多於華人奚啻十倍！其能盡與否，不待智者而知之，不料毓賢、裕祿為封疆大吏，識不及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