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增開牛莊（後改營口）、登州（後改煙臺）、台灣府（選定台南）、淡水、潮州（後改汕頭）、瓊州、鎮江、南京、九江、漢口等十處為新的通商口岸。
三、外國人憑“執照”可以進入中國內地自由傳教、遊歷、通商；外國軍艦和商船可以駛入長江及各通商口岸。
四、擴大領事裁判權。外國人之間的糾紛，中國不得過問；中國人與外國人的爭訟，須在領事官監督下由中外雙方官員“會審”。
五、修改稅則，減輕商船噸稅。
六、賠償英國白銀400萬兩，賠償法國白銀200萬兩。
七、鴉片允許進口，徵稅銷售。
俄國除享有與英法美同樣的利益外，還在《中俄天津條約》裏規定：“中國與俄國將從前未經定明邊界，由兩國派出信任大員秉公查勘，務將邊界清理補入此次和約之內。”這就為俄國已經掠奪、將要掠奪的中國領土的主權變更埋下了法理性伏筆。
中國吃了大虧。在列強的聯合威逼下，向世界強權集團作出讓步。事情如果到此為止，也不枉吃一塹，長一智。可怕的是，吃一塹，增一愚，清政府一定要用他們的外交錯誤將國家推向災難的深淵。
本節主人公僧格林沁，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走向外交前台。
僧格林沁（？—1865），博爾濟吉特氏，科爾沁旗（屬內蒙古）蒙族人。其父畢啟，為四等台吉（旗長助理）。嗣父索特納木多布齋，尚嘉慶帝女，無出，故選僧格林沁入嗣。因為這層關係，他在道光五年（1825）襲封科爾沁劄薩克（旗主）多羅郡王。道光十四年（1834）授禦前大臣，補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等職，出入禁中，最被恩寵。鹹豐初，率蒙古騎兵拱衛京師，與太平軍、撚軍多有大戰，因而“威名震於海內”。鹹豐五年（1855）加封博多勒噶台親王，並擢其子為二等侍衛。
鹹豐八年（1858）三月，英、法、美、俄四國專使齊集大沽口海麵時，鹹豐帝似乎就有了一絲危機感。四月十一日（5月21日），鹹豐帝命僧格林沁率軍進駐通州，督辦京師防務。前一日，大沽口已經失陷。鑑於時局激變，四月二十三日（6月2日），鹹豐帝授僧格林沁為欽差大臣，節製京津一帶的軍事防務。與此同時，桂良、花沙納開始了與四國使節的天津談判。在這個敏感的和談時段，僧格林沁和他的蒙古騎兵擔負著國防預備隊的作用。條約續簽，列強撤退，僧格林沁始於當年七月由通州移師海口（雙港），通盤部署以大沽口為中心的國門防務。
有幾個底線性的認識，應當說在任何時候都是成立的。
其一，僧格林沁愛國；
其二，僧氏仇洋蔑洋；
其三，他有建炮台、設水師、增強津門防務的辛苦作為。
“作為”就比“不作為”強，這是僧格林沁與葉名琛的巨大差別。以建炮台為例，僧氏上任後不但修復了被毀的炮台五座，增置重炮數十門，輕炮上百門，而且從天津到山海關海防一線，也都一一加築了炮台。如海口、北塘、蘆台、澗河口、蒲河口、秦皇島、石河口等地，經人督修，一年間便形成了相互呼應的半月形海防壁壘。因而從傳統海防的意義上評估，僧格林沁還算盡心盡力。
問題出在他的戰爭觀或外交觀上。他以為戰爭可以解決中西方的衝突，於是以“主戰派”的硬漢子形象打響了大沽口守衛戰。守衛戰勝利，僧氏贏得了舉國英名以及朝廷的“禦用珍服”之賜。但他不明白，選擇戰爭就要將戰爭進行到底。當一次“小勝利”引發“大報復”的時候，僧格林沁既缺乏大軍事家的戰略應對、又缺乏大外交家的縱橫開闔，終於在被動挨打中將國家拖入災難。
且看鹹豐九年（1859）春夏之交的外交形勢。依據上年夏天的續約，英、法、美三國使節都應在鹹豐九年五月到北京“換約”。按“國際慣例”，這是極正常的事。問題出在進京路線上。因為僧格林沁已在海河口層層設障，將大沽口變成了軍事禁區，一般商船都無法通行，護送外國使節入京的西洋兵船更不宜在此通過。軍事禁區不準通行，這不但是“國家權力”，而且也是“國際慣例”。兩個“國際慣例”撞車，照理可以坐下來協商。
英法聯軍司令是英國駐華全權代表額爾金勳爵的弟弟弗雷德裏克·卜魯斯（frederick bruce）此人為上年天津簽約時的主要談判代表，向以橫霸聞名。當美國公使同意按清方指定路線，即繞行北塘進京換約時，卜魯斯與法國公使仍然無視中國主權，堅持從大沽口入京。為此，卜魯斯命令英國海軍司令何伯爵士，即詹姆斯·霍普（james hope）強行拆除大沽口內的木筏、鐵柱。
這是一個外交難題。
英、法聯軍雖有“數千人”，但他們的主要使命的確是護送其公使入京。至今為止，公私檔案都沒有披露出任何“侵略中國”的“蓄謀”。
但他們又確實不顧禁令藉助炮艦，硬闖了中國的軍事禁區。
僧格林沁受命戍邊，他有權力作出自認合理的軍事部署。
但在傳統的通商口岸大設軍障，阻絕一切交通，這又隻能視作短暫性或戒嚴性行為。
麵對難題，聰明人用智慧，愚蠢者憑意氣。
三、外國人憑“執照”可以進入中國內地自由傳教、遊歷、通商；外國軍艦和商船可以駛入長江及各通商口岸。
四、擴大領事裁判權。外國人之間的糾紛，中國不得過問；中國人與外國人的爭訟，須在領事官監督下由中外雙方官員“會審”。
五、修改稅則，減輕商船噸稅。
六、賠償英國白銀400萬兩，賠償法國白銀200萬兩。
七、鴉片允許進口，徵稅銷售。
俄國除享有與英法美同樣的利益外，還在《中俄天津條約》裏規定：“中國與俄國將從前未經定明邊界，由兩國派出信任大員秉公查勘，務將邊界清理補入此次和約之內。”這就為俄國已經掠奪、將要掠奪的中國領土的主權變更埋下了法理性伏筆。
中國吃了大虧。在列強的聯合威逼下，向世界強權集團作出讓步。事情如果到此為止，也不枉吃一塹，長一智。可怕的是，吃一塹，增一愚，清政府一定要用他們的外交錯誤將國家推向災難的深淵。
本節主人公僧格林沁，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走向外交前台。
僧格林沁（？—1865），博爾濟吉特氏，科爾沁旗（屬內蒙古）蒙族人。其父畢啟，為四等台吉（旗長助理）。嗣父索特納木多布齋，尚嘉慶帝女，無出，故選僧格林沁入嗣。因為這層關係，他在道光五年（1825）襲封科爾沁劄薩克（旗主）多羅郡王。道光十四年（1834）授禦前大臣，補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等職，出入禁中，最被恩寵。鹹豐初，率蒙古騎兵拱衛京師，與太平軍、撚軍多有大戰，因而“威名震於海內”。鹹豐五年（1855）加封博多勒噶台親王，並擢其子為二等侍衛。
鹹豐八年（1858）三月，英、法、美、俄四國專使齊集大沽口海麵時，鹹豐帝似乎就有了一絲危機感。四月十一日（5月21日），鹹豐帝命僧格林沁率軍進駐通州，督辦京師防務。前一日，大沽口已經失陷。鑑於時局激變，四月二十三日（6月2日），鹹豐帝授僧格林沁為欽差大臣，節製京津一帶的軍事防務。與此同時，桂良、花沙納開始了與四國使節的天津談判。在這個敏感的和談時段，僧格林沁和他的蒙古騎兵擔負著國防預備隊的作用。條約續簽，列強撤退，僧格林沁始於當年七月由通州移師海口（雙港），通盤部署以大沽口為中心的國門防務。
有幾個底線性的認識，應當說在任何時候都是成立的。
其一，僧格林沁愛國；
其二，僧氏仇洋蔑洋；
其三，他有建炮台、設水師、增強津門防務的辛苦作為。
“作為”就比“不作為”強，這是僧格林沁與葉名琛的巨大差別。以建炮台為例，僧氏上任後不但修復了被毀的炮台五座，增置重炮數十門，輕炮上百門，而且從天津到山海關海防一線，也都一一加築了炮台。如海口、北塘、蘆台、澗河口、蒲河口、秦皇島、石河口等地，經人督修，一年間便形成了相互呼應的半月形海防壁壘。因而從傳統海防的意義上評估，僧格林沁還算盡心盡力。
問題出在他的戰爭觀或外交觀上。他以為戰爭可以解決中西方的衝突，於是以“主戰派”的硬漢子形象打響了大沽口守衛戰。守衛戰勝利，僧氏贏得了舉國英名以及朝廷的“禦用珍服”之賜。但他不明白，選擇戰爭就要將戰爭進行到底。當一次“小勝利”引發“大報復”的時候，僧格林沁既缺乏大軍事家的戰略應對、又缺乏大外交家的縱橫開闔，終於在被動挨打中將國家拖入災難。
且看鹹豐九年（1859）春夏之交的外交形勢。依據上年夏天的續約，英、法、美三國使節都應在鹹豐九年五月到北京“換約”。按“國際慣例”，這是極正常的事。問題出在進京路線上。因為僧格林沁已在海河口層層設障，將大沽口變成了軍事禁區，一般商船都無法通行，護送外國使節入京的西洋兵船更不宜在此通過。軍事禁區不準通行，這不但是“國家權力”，而且也是“國際慣例”。兩個“國際慣例”撞車，照理可以坐下來協商。
英法聯軍司令是英國駐華全權代表額爾金勳爵的弟弟弗雷德裏克·卜魯斯（frederick bruce）此人為上年天津簽約時的主要談判代表，向以橫霸聞名。當美國公使同意按清方指定路線，即繞行北塘進京換約時，卜魯斯與法國公使仍然無視中國主權，堅持從大沽口入京。為此，卜魯斯命令英國海軍司令何伯爵士，即詹姆斯·霍普（james hope）強行拆除大沽口內的木筏、鐵柱。
這是一個外交難題。
英、法聯軍雖有“數千人”，但他們的主要使命的確是護送其公使入京。至今為止，公私檔案都沒有披露出任何“侵略中國”的“蓄謀”。
但他們又確實不顧禁令藉助炮艦，硬闖了中國的軍事禁區。
僧格林沁受命戍邊，他有權力作出自認合理的軍事部署。
但在傳統的通商口岸大設軍障，阻絕一切交通，這又隻能視作短暫性或戒嚴性行為。
麵對難題，聰明人用智慧，愚蠢者憑意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