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和他們的法國夥伴，又要辛苦地在中國海作一次千裏的“談判”之旅了。本文迴避“戰爭”二字，是因為英、法等國的確是來修約談判的，盡管他們有隨時待命的軍事後援。
鹹豐八年（1858）三月，英、法、美、俄四國使節先後抵於天津大沽口海麵。三月十三日（4月24日），以英國專使額爾舍勳爵為首的四國使節照會清政府，限六日內派員談判，否則動粗。
聞訊，鹹豐帝派直隸總督譚廷襄會同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泰等與英法等國辦理交涉。·輦·輳·訛 一是因為這夥人不懂夷務，二是因為不作實質對話，故談判毫無進展。英、法使節遂以譚氏無“欽差大臣”之銜為由拒與再談。
英、法“動粗”之所以推遲了幾天，原因有二：一是後續部隊未至，二是大沽河口淤沙沉積，海船難以駛入，軍艦上的官兵須改乘炮艇方能循河而進。
清朝一方充滿幻想地等待，英、法一方則穩紮穩打地備戰。
農曆四月八日（5月18日），英、法專使與其海陸軍司令決定攻占大沽，直進天津，用進一步的軍事壓力促成早開談判。四月十日（5月20日），英、法聯軍發出最後通牒，限兩小時內清軍交出大沽口。清方拒絕。英、法聯軍遂出動炮艇十二艘、登陸部隊一千二百多人分別攻擊大沽口南北四炮台。對戰兩小時，清軍不支潰敗，英、法聯軍輕取大沽口。
此時的大沽口海防，南北共有四座炮台，架炮百門，守兵九千，如何反被英、法聯軍的一支輕裝小部隊吃掉了呢？在進攻一方，是突襲戰奏效；在防守一方，是太麻痹失利。由於鹹豐皇帝不讓“先啟兵端”，所以譚廷襄雖有決一雌雄的念頭，也隻能壓下火氣，在談判桌上與洋人周旋。“我不犯人”做到了，“人若犯我”呢，準備不足。加之多日以來，洋人的炮艇始終都在海河河口遊弋，炮台上的清兵不但習以為常，而且還生出幾分輕蔑之意。突然間炮彈從這些小艇上飛來，守台的清兵真的被打懵了。清軍炮台，炮位固定，甚至連發射仰角都是鉚死的。英軍偵知此情，炮艇直進炮台之下，清炮的最小射程也都打不著英軍。清軍放空炮，英軍則炮不虛發，雙方一接戰，守軍即手忙腳亂，落花流水。
事後，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到，追究大沽口失守的責任，譚廷襄便落了個“不為備”的罪名，撤職罷官，遠戍軍台。
入侵者額爾金這樣評價中國的軍事狀況：“隻需二十四個鐵了心的漢子，再帶上左輪手槍和足夠的子彈，就可以縱橫中國，從一端打到另一端。” 話雖誇張，亦見中國之弱。
大門一開，二門就容易進了。四月十六日（5月26日），英、法聯軍不費一槍一彈，入據天津。四月二十日（5月30日），英、法、美、俄四國使節照會清政府派出全權大臣，來天津談判。若不響應，則進擊北京。
敵人打到家院，鹹豐帝這才放下大皇帝的架子，於四月二十二日（6月1日）火速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為欽差大臣趕往天津議和。這議和，還生出一段插曲。在派出桂良的第二天，鹹豐帝又召見前文淵閣大學士、現已革職為工部員外郎的耆英，立授侍郎銜，派赴天津參與議和。業務分工為：譚廷襄主“剿辦”，耆英主“議撫”，恩威兼施，駕馭外夷。豈知英國人早已了解了耆英的底細，年輕的英國翻譯李泰國，即霍雷肖·納爾遜·萊（horatio nelsony）一頓羞辱，將他罵出會場。不得已，耆英提前返京。待這一連串的喪權辱國之約草簽後，大臣論劾，鹹豐帝一怒，竟以“擅自回京”為罪，賜耆英自盡。·輦·輵·訛 死者已矣，但耆英之罪豈在今日！殺一朽臣，鹹豐帝亦無以謝天下。
天津議和，是典型的“城下之盟”。
弱國無外交，敗勢無平等。桂良、花沙納二人縱有天大本領，他們也扭轉不了強梁世界對一個弱國的欺淩。議和前，清政府是霸氣十足地拒絕接觸；議和時，他們則是奴顏婢膝地一律應允。
四個列強國家，英、法唱白臉，美、俄唱紅臉，一唱一和，給清政府上了一堂外交啟蒙課。這堂課的酬金太重、太黑。尤其是俄國人，乘人之危，巧取豪奪，借著英、法的船炮在中國北疆攫取了最大化的領土利益。事過百年，當英、法、美的條約利益消解為零的時候，俄國人的條約利益堆積成中國人永遠的疆土喪失、永遠的痛！
鹹豐八年（1858）五月五日（6月13日），《中俄天津條約》簽訂。
五月十日（6月18日），《中美天津條約》簽訂。
五月十八日（6月26日），《中英天津條約》簽訂。
五月十九日（6月27日），《中法天津條約》簽訂。
簽約第四天，即五月二十二日（6月30日），桂良、花沙納才將條約文本進奏鹹豐皇帝。無奈中，鹹豐帝在每一件條約文本上硃筆禦書“依議”二字。
一一掃視，《中俄天津條約》12款；《中美天津條約》30款；《中英天津條約》56款，附一專條；《中法天津條約》42款，補遺6款。四約合計，共147條款。擇其大端，主要為：
一、各國公使常駐京師（北京），覲見皇帝用西方禮節。
鹹豐八年（1858）三月，英、法、美、俄四國使節先後抵於天津大沽口海麵。三月十三日（4月24日），以英國專使額爾舍勳爵為首的四國使節照會清政府，限六日內派員談判，否則動粗。
聞訊，鹹豐帝派直隸總督譚廷襄會同侍郎崇綸、內閣學士烏爾棍泰等與英法等國辦理交涉。·輦·輳·訛 一是因為這夥人不懂夷務，二是因為不作實質對話，故談判毫無進展。英、法使節遂以譚氏無“欽差大臣”之銜為由拒與再談。
英、法“動粗”之所以推遲了幾天，原因有二：一是後續部隊未至，二是大沽河口淤沙沉積，海船難以駛入，軍艦上的官兵須改乘炮艇方能循河而進。
清朝一方充滿幻想地等待，英、法一方則穩紮穩打地備戰。
農曆四月八日（5月18日），英、法專使與其海陸軍司令決定攻占大沽，直進天津，用進一步的軍事壓力促成早開談判。四月十日（5月20日），英、法聯軍發出最後通牒，限兩小時內清軍交出大沽口。清方拒絕。英、法聯軍遂出動炮艇十二艘、登陸部隊一千二百多人分別攻擊大沽口南北四炮台。對戰兩小時，清軍不支潰敗，英、法聯軍輕取大沽口。
此時的大沽口海防，南北共有四座炮台，架炮百門，守兵九千，如何反被英、法聯軍的一支輕裝小部隊吃掉了呢？在進攻一方，是突襲戰奏效；在防守一方，是太麻痹失利。由於鹹豐皇帝不讓“先啟兵端”，所以譚廷襄雖有決一雌雄的念頭，也隻能壓下火氣，在談判桌上與洋人周旋。“我不犯人”做到了，“人若犯我”呢，準備不足。加之多日以來，洋人的炮艇始終都在海河河口遊弋，炮台上的清兵不但習以為常，而且還生出幾分輕蔑之意。突然間炮彈從這些小艇上飛來，守台的清兵真的被打懵了。清軍炮台，炮位固定，甚至連發射仰角都是鉚死的。英軍偵知此情，炮艇直進炮台之下，清炮的最小射程也都打不著英軍。清軍放空炮，英軍則炮不虛發，雙方一接戰，守軍即手忙腳亂，落花流水。
事後，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到，追究大沽口失守的責任，譚廷襄便落了個“不為備”的罪名，撤職罷官，遠戍軍台。
入侵者額爾金這樣評價中國的軍事狀況：“隻需二十四個鐵了心的漢子，再帶上左輪手槍和足夠的子彈，就可以縱橫中國，從一端打到另一端。” 話雖誇張，亦見中國之弱。
大門一開，二門就容易進了。四月十六日（5月26日），英、法聯軍不費一槍一彈，入據天津。四月二十日（5月30日），英、法、美、俄四國使節照會清政府派出全權大臣，來天津談判。若不響應，則進擊北京。
敵人打到家院，鹹豐帝這才放下大皇帝的架子，於四月二十二日（6月1日）火速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為欽差大臣趕往天津議和。這議和，還生出一段插曲。在派出桂良的第二天，鹹豐帝又召見前文淵閣大學士、現已革職為工部員外郎的耆英，立授侍郎銜，派赴天津參與議和。業務分工為：譚廷襄主“剿辦”，耆英主“議撫”，恩威兼施，駕馭外夷。豈知英國人早已了解了耆英的底細，年輕的英國翻譯李泰國，即霍雷肖·納爾遜·萊（horatio nelsony）一頓羞辱，將他罵出會場。不得已，耆英提前返京。待這一連串的喪權辱國之約草簽後，大臣論劾，鹹豐帝一怒，竟以“擅自回京”為罪，賜耆英自盡。·輦·輵·訛 死者已矣，但耆英之罪豈在今日！殺一朽臣，鹹豐帝亦無以謝天下。
天津議和，是典型的“城下之盟”。
弱國無外交，敗勢無平等。桂良、花沙納二人縱有天大本領，他們也扭轉不了強梁世界對一個弱國的欺淩。議和前，清政府是霸氣十足地拒絕接觸；議和時，他們則是奴顏婢膝地一律應允。
四個列強國家，英、法唱白臉，美、俄唱紅臉，一唱一和，給清政府上了一堂外交啟蒙課。這堂課的酬金太重、太黑。尤其是俄國人，乘人之危，巧取豪奪，借著英、法的船炮在中國北疆攫取了最大化的領土利益。事過百年，當英、法、美的條約利益消解為零的時候，俄國人的條約利益堆積成中國人永遠的疆土喪失、永遠的痛！
鹹豐八年（1858）五月五日（6月13日），《中俄天津條約》簽訂。
五月十日（6月18日），《中美天津條約》簽訂。
五月十八日（6月26日），《中英天津條約》簽訂。
五月十九日（6月27日），《中法天津條約》簽訂。
簽約第四天，即五月二十二日（6月30日），桂良、花沙納才將條約文本進奏鹹豐皇帝。無奈中，鹹豐帝在每一件條約文本上硃筆禦書“依議”二字。
一一掃視，《中俄天津條約》12款；《中美天津條約》30款；《中英天津條約》56款，附一專條；《中法天津條約》42款，補遺6款。四約合計，共147條款。擇其大端，主要為：
一、各國公使常駐京師（北京），覲見皇帝用西方禮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