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證明：卜魯斯是愚蠢的，僧格林沁也是愚蠢的。
五月二十五日（6月25日）清晨，旭日冉冉，海風徐徐，乘著退潮水淺，何伯將軍命令大約600多名英國士兵和工程師趕赴海河入海口清除清軍設置的水中障礙物。
大沽口南北炮台上的清軍官兵，則默默注視著洋人的活動。
半天過去了，雙方相安無事。
過午，正當參與清障的英軍士兵在齊腰深的泥水中奮力移動時，大炮響了，炮彈落在英軍人群中。另一批炮彈則飛向了海麵不遠處的英國旗艦。
這一次，是中國人先下手，英國人倉促應戰。炮戰到黃昏，英法美兵船退敗，他們的損失是：沉炮艇三，傷炮艇三，死亡484人，何伯亦受了重傷。中方的損失是：直隸提督（從一品）史榮椿、大沽協副將（從二品）龍汝元以下36名將士陣亡。史家說戰，謂“英將卜魯士率兵艦再入大沽口，僧王督馬步軍禦之，英軍大挫，殲其領隊，英人不得已求如滬約。”·輦·輷·訛 其實不確，因為這次戰鬥騎兵與步兵基本未動，是大沽口炮台的炮兵發揮了作用，而且是偷襲或突襲成功。王闓運《獨行謠》一詩，涉及大沽口之戰。“帝患群議淆，和戰互從臾。賜酒祝戰勝，聖心得窺覦。赫赫名王將，托之鄉練夫。全勝不能武，公侯空守株。”王氏批評僧王勝之不武，原因即在僧王用了騙術。該詩注謂：“夷舟入，見陳兵，問之，曰：‘團練也。’‘欲戰乎？’曰：‘本備他盜。’‘聞女僧王安在？’曰：‘不知也。’於是拔樁直入，伏炮起，擊沉其二舶，損其二舶，其餘十舶出口去，停東海岸半載，買馬習陸戰。”兵不厭詐，僧格林沁初守大沽口，即以詐術突襲得手。
不論如何定性，大沽口勝利都是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對西方列強最大的一次勝利。消息傳到北京，舉朝歡慶。消息傳到倫敦，朝野震動。而當鹹豐帝與滿朝文武沉醉於對中國軍力的樂觀估計中時，英國出於報復，已經開始了新一輪的遠征備戰。
僧格林沁陶醉在大沽口的勝利中。他一生也不會認的帳是：
大沽口的突襲戰，至多是一次戰術勝利；除了暴露中方的軍事實力、顯示中方的信義缺失外，這種戰術勝利還導致了中國的戰略頹勢。
關於“信義”的話題，過去一直是受侵略一方最有權利對侵略一方施以嚴厲譴責的單方麵話語。歷史文獻披露，事實並非如此。
葉名琛不守“信義”，已獲證明。
耆英不守“信義”，以兩麵手法辦夷務亦有鐵證。
基於與清朝夷務大臣的來往經驗，英國人不信任清政府的諸多承諾，這也是見於文案的。
就以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朝君臣的言行為例，人們並不難發現愚弱者的狡猾善變，要“天”許半個，翻臉不認帳。
例如鹹豐九年三月初八日（1859年4月10日），怡親王載垣至天津雙港軍營視察，當談到上海修訂關稅談判已經結束，今年洋人還要入京換約時，載垣吩咐：“假如夷人入口不依規矩，仍可悄悄擊之，隻說是鄉勇所為。”“悄悄擊之”，就是突然襲擊；“鄉勇所為”，則是死不認帳。兩個多月後僧氏對英軍實施突襲，原來是按朝廷秘密指示辦的。
而那位主持簽訂了“天津條約”，又主持了上海關稅修訂的欽差大臣桂良，對“條約”的約束力也視同兒戲。天津簽約時，桂良對鹹豐皇帝說過如下“名言”：
此時英、法兩國和約，萬不可作真憑實樣，不過假此數紙，暫且退卻海口兵船。將來尚欲背盟棄好，隻須將奴才等治以辦理不善之罪，即可作為廢紙。
外交條約，當做戲言，這樣的全權大使，有何“信義”可言？
如果再細究一番，桂良的主子鹹豐皇帝也是缺失外交“信義”的。反反覆覆的言行太多了，所以這讓英、法等國的洋人不敢信任。到了鹹豐十年春天，英法聯軍大舉報復的消息傳到上海，為了上海一帶的安寧，蘇鬆太道吳煦私自與英國商人商談，擬訂停戰條件。而一再與太平軍交戰，丟了常州又丟了蘇州的兩江總督何桂清此時亦退保上海，出於借洋兵以抵抗太平軍的功利目的，他也與英法方麵接觸。英法使臣照會何氏，若清廷事事遵行八年原約，當即罷兵。何桂清上奏朝廷，鹹豐帝嚴加拒絕，不但不準談判，而且將鹹豐八年的天津訂約全部賴帳。鹹豐帝曰：
卜魯士首先背約，輒帶兵船，毀我海口防具。前此損兵折將，實由自取。所有八年議和條款，概作罷論。如彼自知悔司，可於前議條約中，擇道光年曾有之事，無礙大體者，通融辦理。仍在上海定議，不得率行北來。再有兵船駛入攔江沙者，必痛加攻剿，毋貽後悔。
這是鹹豐皇帝的心裏話。既惑於敵情，又昧於信義，自以為是，張大其詞，完全是一廂情願的昏話。
鹹豐十年（1860）春三月，英法聯軍從廣東北上，開始了復仇之旅。聯軍首領仍然是額爾金勳爵，同行者為法國全權代表格羅。他們帶領英軍18000人，法軍7000人，軍艦119艘（其中法艦40艘），補給運輸船126艘，一路攻占定海、大連、煙臺，並以大連、煙臺為前進基地，封鎖渤海灣，對大沽口形成鉗形包圍態勢。
五月二十五日（6月25日）清晨，旭日冉冉，海風徐徐，乘著退潮水淺，何伯將軍命令大約600多名英國士兵和工程師趕赴海河入海口清除清軍設置的水中障礙物。
大沽口南北炮台上的清軍官兵，則默默注視著洋人的活動。
半天過去了，雙方相安無事。
過午，正當參與清障的英軍士兵在齊腰深的泥水中奮力移動時，大炮響了，炮彈落在英軍人群中。另一批炮彈則飛向了海麵不遠處的英國旗艦。
這一次，是中國人先下手，英國人倉促應戰。炮戰到黃昏，英法美兵船退敗，他們的損失是：沉炮艇三，傷炮艇三，死亡484人，何伯亦受了重傷。中方的損失是：直隸提督（從一品）史榮椿、大沽協副將（從二品）龍汝元以下36名將士陣亡。史家說戰，謂“英將卜魯士率兵艦再入大沽口，僧王督馬步軍禦之，英軍大挫，殲其領隊，英人不得已求如滬約。”·輦·輷·訛 其實不確，因為這次戰鬥騎兵與步兵基本未動，是大沽口炮台的炮兵發揮了作用，而且是偷襲或突襲成功。王闓運《獨行謠》一詩，涉及大沽口之戰。“帝患群議淆，和戰互從臾。賜酒祝戰勝，聖心得窺覦。赫赫名王將，托之鄉練夫。全勝不能武，公侯空守株。”王氏批評僧王勝之不武，原因即在僧王用了騙術。該詩注謂：“夷舟入，見陳兵，問之，曰：‘團練也。’‘欲戰乎？’曰：‘本備他盜。’‘聞女僧王安在？’曰：‘不知也。’於是拔樁直入，伏炮起，擊沉其二舶，損其二舶，其餘十舶出口去，停東海岸半載，買馬習陸戰。”兵不厭詐，僧格林沁初守大沽口，即以詐術突襲得手。
不論如何定性，大沽口勝利都是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對西方列強最大的一次勝利。消息傳到北京，舉朝歡慶。消息傳到倫敦，朝野震動。而當鹹豐帝與滿朝文武沉醉於對中國軍力的樂觀估計中時，英國出於報復，已經開始了新一輪的遠征備戰。
僧格林沁陶醉在大沽口的勝利中。他一生也不會認的帳是：
大沽口的突襲戰，至多是一次戰術勝利；除了暴露中方的軍事實力、顯示中方的信義缺失外，這種戰術勝利還導致了中國的戰略頹勢。
關於“信義”的話題，過去一直是受侵略一方最有權利對侵略一方施以嚴厲譴責的單方麵話語。歷史文獻披露，事實並非如此。
葉名琛不守“信義”，已獲證明。
耆英不守“信義”，以兩麵手法辦夷務亦有鐵證。
基於與清朝夷務大臣的來往經驗，英國人不信任清政府的諸多承諾，這也是見於文案的。
就以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朝君臣的言行為例，人們並不難發現愚弱者的狡猾善變，要“天”許半個，翻臉不認帳。
例如鹹豐九年三月初八日（1859年4月10日），怡親王載垣至天津雙港軍營視察，當談到上海修訂關稅談判已經結束，今年洋人還要入京換約時，載垣吩咐：“假如夷人入口不依規矩，仍可悄悄擊之，隻說是鄉勇所為。”“悄悄擊之”，就是突然襲擊；“鄉勇所為”，則是死不認帳。兩個多月後僧氏對英軍實施突襲，原來是按朝廷秘密指示辦的。
而那位主持簽訂了“天津條約”，又主持了上海關稅修訂的欽差大臣桂良，對“條約”的約束力也視同兒戲。天津簽約時，桂良對鹹豐皇帝說過如下“名言”：
此時英、法兩國和約，萬不可作真憑實樣，不過假此數紙，暫且退卻海口兵船。將來尚欲背盟棄好，隻須將奴才等治以辦理不善之罪，即可作為廢紙。
外交條約，當做戲言，這樣的全權大使，有何“信義”可言？
如果再細究一番，桂良的主子鹹豐皇帝也是缺失外交“信義”的。反反覆覆的言行太多了，所以這讓英、法等國的洋人不敢信任。到了鹹豐十年春天，英法聯軍大舉報復的消息傳到上海，為了上海一帶的安寧，蘇鬆太道吳煦私自與英國商人商談，擬訂停戰條件。而一再與太平軍交戰，丟了常州又丟了蘇州的兩江總督何桂清此時亦退保上海，出於借洋兵以抵抗太平軍的功利目的，他也與英法方麵接觸。英法使臣照會何氏，若清廷事事遵行八年原約，當即罷兵。何桂清上奏朝廷，鹹豐帝嚴加拒絕，不但不準談判，而且將鹹豐八年的天津訂約全部賴帳。鹹豐帝曰：
卜魯士首先背約，輒帶兵船，毀我海口防具。前此損兵折將，實由自取。所有八年議和條款，概作罷論。如彼自知悔司，可於前議條約中，擇道光年曾有之事，無礙大體者，通融辦理。仍在上海定議，不得率行北來。再有兵船駛入攔江沙者，必痛加攻剿，毋貽後悔。
這是鹹豐皇帝的心裏話。既惑於敵情，又昧於信義，自以為是，張大其詞，完全是一廂情願的昏話。
鹹豐十年（1860）春三月，英法聯軍從廣東北上，開始了復仇之旅。聯軍首領仍然是額爾金勳爵，同行者為法國全權代表格羅。他們帶領英軍18000人，法軍7000人，軍艦119艘（其中法艦40艘），補給運輸船126艘，一路攻占定海、大連、煙臺，並以大連、煙臺為前進基地，封鎖渤海灣，對大沽口形成鉗形包圍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