條約簽訂後，上海、寧波很快便讓英國人入城居住。廈門城外，英國人集中居住在一座直徑一華裏的圓形要塞裏，並未主動提出進入廈門老城。福州於1845年允許英國外交官入城，1850始允英國商人入城。廣州則一直關門大吉，拒絕英國任何人進入城中。對照條約二文本，不論怎麽死解、活解，這都是對“愛國主義”或“反侵略”的誤導。
鴉片戰爭後，耆英任兩江總督兼五口通商欽差大臣，英人入城事，應該由他說了算，但懼於廣州紳民排外情緒正熾，他對英人的入城之求故作推諉。道光二十六年（1846）4月。耆英與英國公使德庇時簽訂了《退還舟山條約》，該約規定英人有權入城，但對允入時間，耆英又含混應付。直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4月英艦闖入珠江，直逼廣州，耆英才“謾許兩年後踐約”。6他的許諾是1849年4月6日開放廣州城。
因而，我們有據斷定：允許英國人進入廣州既是兩國使臣的正式約定，又是中國外交負責人的承諾。耆英入覲留京了，繼任者是徐廣縉，照理他該遵約踐諾，以維護政策的連續性和承諾的可信性；可他與葉名琛卻要表示與洋人勢不兩立，以顯現“強硬派”風采。於是，廣州城就有了官民呼應、“十萬”人（實際大大低於此數）抵製英國人入城的群眾運動。
我們說“定性”的錯誤，就是指歷史評判的是非混淆，黑白顛倒，拿著不是當理說，肯定了錯誤的事，禮讚了惹禍的人。
仍以“入城”為例，“五口”開放後，寧波、上海、廈門三“口”的外國領事館雖然不在城中，但領事們“常得與道府以下官相見”；福州呢，洋人在“城中烏石山頂建洋樓，大府弗能禁，且與行相見禮”。7 由此可證，“五口”中僅廣州“一口”實行“閉城製”。“四口”準入，“一口”禁入，這也叫“一國兩製”。廣州的“閉城製”一是證明廣州人仇洋排外，一是證明徐、葉二人做了落後紳民的“尾巴”，沒有擔當起封疆大吏對民眾應盡的引導之責。或者說，廣州人的仇洋排外就是徐、葉之輩鼓勵或導演的好戲。
最權威的證據還是道光皇帝的密詔：“許暫入城一次，以踐前言，不得習以為常。”8連皇帝都讓“踐言”，可見確實有“約”在前，有“言”在先，允許英國人進入廣州是落實承諾的“國家政策”。接到該密詔，徐氏上疏抗辯：“入城萬萬不可行。”葉名琛，當時與徐廣縉同聲同氣，自然力主關閉城門，停止貿易，以製英人。事實是：他們過頭了！
因為英人準備不足，暫時放棄了入城之請，徐廣縉、葉名琛大大地牛氣了一回。這一次，葉氏積累了一條錯誤的外交經驗。多年後，這經驗害了他本人，誤了大清國。而在當時，他還滿心竊喜，以為自己是個人物呢。
名揚南疆，葉名琛走向輝煌的明天。
道光三十年（1850），平英德土匪，葉氏被優敘。
鹹豐元年（1851），殲羅鏡會匪吳三，葉氏加太子少保。
鹹豐二年（1852）徐廣縉督師廣西，葉氏接辦羅鏡剿捕事宜，是年秋，斬魁首淩十八，葉氏加總督銜，署兩廣總督。
鹹豐三年（1853）初春，徐廣縉革職，葉名琛實授兩廣總督，兼五口通商事務欽差大臣，正式地擔起了清王朝的外交大任。
說“內治”，葉名琛不笨，還算“內行”，因為太平天國背景下的廣東匪患，都是由葉氏主持剿滅的。說“外交”，他是一竅不通。雖然因為治亂之績他在鹹豐五年（1855）於兩廣總督外又拜“協辦大學士”，在鹹豐六年（1856）再拜“體仁閣大學士”，但“木強”之性，有增無減，“自負”之態，淩壓百僚。這樣的人負責外交，必然因“愚”誤事，因“愎”侵人，因小失大，敗亂全局。
鹹豐四年（1854）考驗來了。春天，包令（j·bowring）接替文翰（s·g·bonham）出任英國駐華公使，受本國政府訓令，於4月25日照會葉名琛，指出到當年8月29日，《南京條約》期滿十二年，英國有“修約”之權。所謂“修約”，即修訂1842年中英雙方簽訂的《中英南京條約》和1843年簽訂的《中英虎門條約》及其相關附件。英國人認為，他們提“修約”有其外交的、約法慣例的合理性。
援例有二：
一是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第三十四款，約定：“和約一經議定，兩國各宜遵守，不得輕有變更；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貿易及海麵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9
二是1843年的《中英虎門條約》第八款，約定：“設將來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國，亦應設英人一體均沾，用示平允。”10
陳述道理時，應從第二例說起。既然大皇帝恩施各國，一律平允，那麽美國人十二年後修約的權力，英國也該享有。《中英南京條約》簽於1842年，到1854年適值十二年，故聰明的英國佬倒比美國人捷足先登了。
清王朝對此毫無準備。英國人1842年簽約退兵以後，清政府天真地認為一切麻煩都結束了，所以他們把《中英南京條約》叫做“萬年和約”。如今剛過十年，洋人又找上門，這讓年輕的鹹豐皇帝不勝其煩，至於原來的條約上有什麽變更性的義務，他想也不願想。皇帝如此，大臣更如此。葉名琛有閉門不納、坐享勝利的成功經驗，所以與包令玩起了泡蘑菇遊戲。
鴉片戰爭後，耆英任兩江總督兼五口通商欽差大臣，英人入城事，應該由他說了算，但懼於廣州紳民排外情緒正熾，他對英人的入城之求故作推諉。道光二十六年（1846）4月。耆英與英國公使德庇時簽訂了《退還舟山條約》，該約規定英人有權入城，但對允入時間，耆英又含混應付。直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4月英艦闖入珠江，直逼廣州，耆英才“謾許兩年後踐約”。6他的許諾是1849年4月6日開放廣州城。
因而，我們有據斷定：允許英國人進入廣州既是兩國使臣的正式約定，又是中國外交負責人的承諾。耆英入覲留京了，繼任者是徐廣縉，照理他該遵約踐諾，以維護政策的連續性和承諾的可信性；可他與葉名琛卻要表示與洋人勢不兩立，以顯現“強硬派”風采。於是，廣州城就有了官民呼應、“十萬”人（實際大大低於此數）抵製英國人入城的群眾運動。
我們說“定性”的錯誤，就是指歷史評判的是非混淆，黑白顛倒，拿著不是當理說，肯定了錯誤的事，禮讚了惹禍的人。
仍以“入城”為例，“五口”開放後，寧波、上海、廈門三“口”的外國領事館雖然不在城中，但領事們“常得與道府以下官相見”；福州呢，洋人在“城中烏石山頂建洋樓，大府弗能禁，且與行相見禮”。7 由此可證，“五口”中僅廣州“一口”實行“閉城製”。“四口”準入，“一口”禁入，這也叫“一國兩製”。廣州的“閉城製”一是證明廣州人仇洋排外，一是證明徐、葉二人做了落後紳民的“尾巴”，沒有擔當起封疆大吏對民眾應盡的引導之責。或者說，廣州人的仇洋排外就是徐、葉之輩鼓勵或導演的好戲。
最權威的證據還是道光皇帝的密詔：“許暫入城一次，以踐前言，不得習以為常。”8連皇帝都讓“踐言”，可見確實有“約”在前，有“言”在先，允許英國人進入廣州是落實承諾的“國家政策”。接到該密詔，徐氏上疏抗辯：“入城萬萬不可行。”葉名琛，當時與徐廣縉同聲同氣，自然力主關閉城門，停止貿易，以製英人。事實是：他們過頭了！
因為英人準備不足，暫時放棄了入城之請，徐廣縉、葉名琛大大地牛氣了一回。這一次，葉氏積累了一條錯誤的外交經驗。多年後，這經驗害了他本人，誤了大清國。而在當時，他還滿心竊喜，以為自己是個人物呢。
名揚南疆，葉名琛走向輝煌的明天。
道光三十年（1850），平英德土匪，葉氏被優敘。
鹹豐元年（1851），殲羅鏡會匪吳三，葉氏加太子少保。
鹹豐二年（1852）徐廣縉督師廣西，葉氏接辦羅鏡剿捕事宜，是年秋，斬魁首淩十八，葉氏加總督銜，署兩廣總督。
鹹豐三年（1853）初春，徐廣縉革職，葉名琛實授兩廣總督，兼五口通商事務欽差大臣，正式地擔起了清王朝的外交大任。
說“內治”，葉名琛不笨，還算“內行”，因為太平天國背景下的廣東匪患，都是由葉氏主持剿滅的。說“外交”，他是一竅不通。雖然因為治亂之績他在鹹豐五年（1855）於兩廣總督外又拜“協辦大學士”，在鹹豐六年（1856）再拜“體仁閣大學士”，但“木強”之性，有增無減，“自負”之態，淩壓百僚。這樣的人負責外交，必然因“愚”誤事，因“愎”侵人，因小失大，敗亂全局。
鹹豐四年（1854）考驗來了。春天，包令（j·bowring）接替文翰（s·g·bonham）出任英國駐華公使，受本國政府訓令，於4月25日照會葉名琛，指出到當年8月29日，《南京條約》期滿十二年，英國有“修約”之權。所謂“修約”，即修訂1842年中英雙方簽訂的《中英南京條約》和1843年簽訂的《中英虎門條約》及其相關附件。英國人認為，他們提“修約”有其外交的、約法慣例的合理性。
援例有二：
一是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第三十四款，約定：“和約一經議定，兩國各宜遵守，不得輕有變更；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貿易及海麵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9
二是1843年的《中英虎門條約》第八款，約定：“設將來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國，亦應設英人一體均沾，用示平允。”10
陳述道理時，應從第二例說起。既然大皇帝恩施各國，一律平允，那麽美國人十二年後修約的權力，英國也該享有。《中英南京條約》簽於1842年，到1854年適值十二年，故聰明的英國佬倒比美國人捷足先登了。
清王朝對此毫無準備。英國人1842年簽約退兵以後，清政府天真地認為一切麻煩都結束了，所以他們把《中英南京條約》叫做“萬年和約”。如今剛過十年，洋人又找上門，這讓年輕的鹹豐皇帝不勝其煩，至於原來的條約上有什麽變更性的義務，他想也不願想。皇帝如此，大臣更如此。葉名琛有閉門不納、坐享勝利的成功經驗，所以與包令玩起了泡蘑菇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