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修約”一節，葉名琛緘默不語，但針對包令欲入總督衙署會談事，他則在復函中提出反建議，改在城外仁信棧。改城外，還是拒其“入城”。葉氏認為，隻要不讓英人“入城”，就是贏了。
再次照會，仍無結果，包令決定海道北上，繞過葉名琛，尋找新的談判對象。1854年6月，包令抵上海，與美國公使一起向江蘇官員照會“修約”事。江蘇官員將問題上奏朝廷，而鹹豐帝在接到葉名琛大包大攬的奏摺後，相信他能“駕馭得當”，所以下旨江蘇，讓英、美公使南下，在廣州與葉名琛商談一切。
是年8月，英、美、法三國公使會晤香港，他們憑著與葉名琛打交道的經驗，知道他一難見，二難談，談也白談，故再一次商定聯合北上。9月，三國公使到達上海，向江蘇當局提出“修約”，江蘇巡撫吉爾抗阿恐洋人沿江赴鎮江、南京，再與太平天國勾連，遂向鹹豐帝提出另派欽差大臣赴粵會同兩廣總督查辦夷務。言外之意，是罷免葉名琛的外事權。鹹豐帝對葉氏聖眷正隆，當然對這個換馬建議嚴加斥責。
江蘇無談判權，三國公使於10月抵達天津海口，聯合提出“修約”請求。英人提出修約事項十八款，美人提出修約事項十一款。·輥·輰·訛 鹹豐帝聞奏，僅僅答應將公平審斷民夷相爭、減免上海欠稅、酌減廣東茶稅這三條予以考慮，餘皆斥為“荒謬已極”。但他沒忘，即便這三條，也要三國公使重回廣東與葉名琛商定。從零點出發，繞了一個圈，三國公使仍回到零點。第一次謀求“修約”，三國落敗；葉名琛以推諉、不作為“拖”垮了對手。
但葉名琛也擔心三國公使北上會惹出麻煩，造成對自己的不利（於國不利，則非所慮），因而在是年11月18日的上奏中他又大吹牛皮曰：
該夷夷酋（三國公使）如果徑抵天津，無論要求何事，應請敕下直隸總督仍令該夷酋等速行回粵，臣自當相機開導，設法羈縻，以期仰慰聖廑。
聰明的葉名琛忘了，正是他的羈縻無術、屍位素餐才促使“夷酋”一再北上，去找“聖上”的麻煩。
葉名琛的機會主義或色厲內荏從一份照會上透露了本相。就在上述奏摺發出的下個月，天地會“紅兵”圍攻廣州，葉名琛向剛剛從北方歸來的英國公使包令發一照會，結語謂：“惟得悉貴國兵艦此刻亦泊省河護衛，為此照會貴公使，通力剿匪。” 這用意很清楚，即畏於“紅兵”破城，又畏“紅兵”與夷人聯手，所以他才主動邀請英軍“通力剿匪”。極端排外，與求助洋人，處於兩極，葉名琛竟能如此有機結合，可嘆！可嘆！
一因包令又要“入城”，二因“紅兵”之亂漸息，“通力剿匪”的統一戰線沒有建立起來。到了鹹豐五年（1855），英方“修約”之請暫緩，葉名琛竟在一份奏摺中強化了仇洋情結，連鹹豐帝同意的三條約款也一併否定。這一強硬派聲腔，更博得了鹹豐帝的分外倚重。
鹹豐六年（1856），長江下遊太平軍與清軍戰鬥正酣。美國駐華代表鑑於《中美望廈條約》簽約已屆12年，又有北上“修約”之請。鹹豐帝通覽全局，權衡利弊，在對外事務上緊弦稍弛。囑咐葉名琛在“修約”會商中“可擇事近情理無傷大體者，允其變通一二條，奏明候旨，以示羈縻。” 但葉名琛比皇帝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凡“修約”之請，他是一概免談、一步不讓。
我們無法讓葉名琛明白，“約”能“訂”，便能“修”；“修約”你有條件，我也有條件，隻有坐下來商談，各自的目標才能達到，相互的隔閡才會消除；更重要的是，和平的談，才有平等，戰敗背景下的談，隻有屈辱……
葉名琛在自己與國家都握有主動權時，裝蒜做大，麻木不仁；而在他不諳世界的幻夢中，華夷之限，永遠是一道忠臣孝子跨不過的陰陽界。
冥冥之中，中國的帝王將相們都在等待著全局的失敗和徹底的羞辱。尊重他，他以腫為胖；打倒他，他甘鑽狗洞——所謂“不平等條約”，哪一個不是打而敗，敗而簽的？
這一天終於被葉名琛“拖”到了。
鹹豐六年（1856）公曆10月8日，廣東水師在廣州江麵進行例行巡查時，發現了一條名為“亞羅號”的船有非法行徑，於是扣船抓人，準備繼續審問。船上原有十三人，船長為愛爾蘭人，其餘十二名皆中國人，抓人時船長適不在。這船真正的主人是香港人方亞明，船在香港英國殖民當局辦了執照登記，船長與船員都是他的雇員。
英國臨時駐廣州領事巴夏禮（h·s·parkes）得知“亞羅號”被扣事，一方麵要求水師放人，一方麵以水師官兵曾扯下船上的英國國旗、有辱英國尊嚴為藉口，致函葉名琛要求賠禮道歉。
10月10日，葉名琛下令放人，但因不願正式道歉，巴夏禮拒絕接人。
10月21日，巴夏禮限葉名琛在24小時內道歉、放人，否則刀兵相見。葉名琛鑑於水師官兵並未扯落英國國旗，仍然堅持隻放人，不道歉。
10月23日，最後通牒時限到，包令下令駐香港英軍進攻廣州。當天，英國海軍上將麥可·西摩（mi插el seymour）指揮英艦三艘闖過虎門炮台，攻占廣州東郊的獵德炮台及中流炮台。
再次照會，仍無結果，包令決定海道北上，繞過葉名琛，尋找新的談判對象。1854年6月，包令抵上海，與美國公使一起向江蘇官員照會“修約”事。江蘇官員將問題上奏朝廷，而鹹豐帝在接到葉名琛大包大攬的奏摺後，相信他能“駕馭得當”，所以下旨江蘇，讓英、美公使南下，在廣州與葉名琛商談一切。
是年8月，英、美、法三國公使會晤香港，他們憑著與葉名琛打交道的經驗，知道他一難見，二難談，談也白談，故再一次商定聯合北上。9月，三國公使到達上海，向江蘇當局提出“修約”，江蘇巡撫吉爾抗阿恐洋人沿江赴鎮江、南京，再與太平天國勾連，遂向鹹豐帝提出另派欽差大臣赴粵會同兩廣總督查辦夷務。言外之意，是罷免葉名琛的外事權。鹹豐帝對葉氏聖眷正隆，當然對這個換馬建議嚴加斥責。
江蘇無談判權，三國公使於10月抵達天津海口，聯合提出“修約”請求。英人提出修約事項十八款，美人提出修約事項十一款。·輥·輰·訛 鹹豐帝聞奏，僅僅答應將公平審斷民夷相爭、減免上海欠稅、酌減廣東茶稅這三條予以考慮，餘皆斥為“荒謬已極”。但他沒忘，即便這三條，也要三國公使重回廣東與葉名琛商定。從零點出發，繞了一個圈，三國公使仍回到零點。第一次謀求“修約”，三國落敗；葉名琛以推諉、不作為“拖”垮了對手。
但葉名琛也擔心三國公使北上會惹出麻煩，造成對自己的不利（於國不利，則非所慮），因而在是年11月18日的上奏中他又大吹牛皮曰：
該夷夷酋（三國公使）如果徑抵天津，無論要求何事，應請敕下直隸總督仍令該夷酋等速行回粵，臣自當相機開導，設法羈縻，以期仰慰聖廑。
聰明的葉名琛忘了，正是他的羈縻無術、屍位素餐才促使“夷酋”一再北上，去找“聖上”的麻煩。
葉名琛的機會主義或色厲內荏從一份照會上透露了本相。就在上述奏摺發出的下個月，天地會“紅兵”圍攻廣州，葉名琛向剛剛從北方歸來的英國公使包令發一照會，結語謂：“惟得悉貴國兵艦此刻亦泊省河護衛，為此照會貴公使，通力剿匪。” 這用意很清楚，即畏於“紅兵”破城，又畏“紅兵”與夷人聯手，所以他才主動邀請英軍“通力剿匪”。極端排外，與求助洋人，處於兩極，葉名琛竟能如此有機結合，可嘆！可嘆！
一因包令又要“入城”，二因“紅兵”之亂漸息，“通力剿匪”的統一戰線沒有建立起來。到了鹹豐五年（1855），英方“修約”之請暫緩，葉名琛竟在一份奏摺中強化了仇洋情結，連鹹豐帝同意的三條約款也一併否定。這一強硬派聲腔，更博得了鹹豐帝的分外倚重。
鹹豐六年（1856），長江下遊太平軍與清軍戰鬥正酣。美國駐華代表鑑於《中美望廈條約》簽約已屆12年，又有北上“修約”之請。鹹豐帝通覽全局，權衡利弊，在對外事務上緊弦稍弛。囑咐葉名琛在“修約”會商中“可擇事近情理無傷大體者，允其變通一二條，奏明候旨，以示羈縻。” 但葉名琛比皇帝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凡“修約”之請，他是一概免談、一步不讓。
我們無法讓葉名琛明白，“約”能“訂”，便能“修”；“修約”你有條件，我也有條件，隻有坐下來商談，各自的目標才能達到，相互的隔閡才會消除；更重要的是，和平的談，才有平等，戰敗背景下的談，隻有屈辱……
葉名琛在自己與國家都握有主動權時，裝蒜做大，麻木不仁；而在他不諳世界的幻夢中，華夷之限，永遠是一道忠臣孝子跨不過的陰陽界。
冥冥之中，中國的帝王將相們都在等待著全局的失敗和徹底的羞辱。尊重他，他以腫為胖；打倒他，他甘鑽狗洞——所謂“不平等條約”，哪一個不是打而敗，敗而簽的？
這一天終於被葉名琛“拖”到了。
鹹豐六年（1856）公曆10月8日，廣東水師在廣州江麵進行例行巡查時，發現了一條名為“亞羅號”的船有非法行徑，於是扣船抓人，準備繼續審問。船上原有十三人，船長為愛爾蘭人，其餘十二名皆中國人，抓人時船長適不在。這船真正的主人是香港人方亞明，船在香港英國殖民當局辦了執照登記，船長與船員都是他的雇員。
英國臨時駐廣州領事巴夏禮（h·s·parkes）得知“亞羅號”被扣事，一方麵要求水師放人，一方麵以水師官兵曾扯下船上的英國國旗、有辱英國尊嚴為藉口，致函葉名琛要求賠禮道歉。
10月10日，葉名琛下令放人，但因不願正式道歉，巴夏禮拒絕接人。
10月21日，巴夏禮限葉名琛在24小時內道歉、放人，否則刀兵相見。葉名琛鑑於水師官兵並未扯落英國國旗，仍然堅持隻放人，不道歉。
10月23日，最後通牒時限到，包令下令駐香港英軍進攻廣州。當天，英國海軍上將麥可·西摩（mi插el seymour）指揮英艦三艘闖過虎門炮台，攻占廣州東郊的獵德炮台及中流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