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炮兵武器。
清軍炮台火炮及船艦火炮，其發炮原理、樣式與英軍無大差別，落後在質量差，製作工藝粗糙，炮架、瞄準器等配置殘缺。這就造成了清軍火炮射程近，打不準。清軍炮彈隻有實心彈一種，英軍除實心彈，還有霰彈與爆炸彈等，於是英炮體小威力大，清炮體大威力小。雙方火炮對射，英軍基本上在清軍火炮射程之外停艦發炮，彈無虛發，清炮彈落中途。這與步兵對射一樣，人能傷我，我不能傷人。
三說艦船。
清軍水師艦船雖有數百艘之多，但噸位小，載炮少，僅能海岸巡邏，對付走私商船或海盜，不能作遠海作戰。英國海軍在戰勝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之後，於十七世紀中期已經成為世界最強大的海上力量。經過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英國海軍又戰勝法國拿破崙海軍，用“天下無敵”形容之不為過分。鴉片戰爭時，英國海軍有各種艦船400多艘。作戰艦隻的排水量從百餘噸至千餘噸不等，艦載火炮數量隨排水量增大而增加，由10門至120門不等。英國裝炮最少的軍艦，恰等於清軍裝炮最多的軍艦。雖然英國海軍多數艦船仍然靠風力推進，由於製作堅牢，雙層抗沉，多桅多帆，銅片包裹，所以都具有遠海航行和作戰的能力。此外，英國海軍中已經裝備了蒸汽動力的鐵殼輪船，它的航速快，吃水淺，機動性能強，特別便於進犯中國的沿海與內河。
由於戰鬥性能懸殊太大，清朝水師根本不敢與英國海軍在外洋進行海戰較量。中國有海，但放棄了製海權，隻好容忍強者打上門、打進家。
英國人將軍艦依戰鬥力分為七等：一等艦，裝炮100至120門；二等艦，裝炮80至86門；三等艦，裝炮74至78門；四等艦，裝炮50至60門；五等艦，裝炮42至48門；六等艦，裝炮22至34門；七等艦，裝炮10至22門。在1840年6月英國海軍16艘戰艦集結珠江口時，最大的旗艦麥爾威厘號（melville）載炮74門；到1842年8月，英國海軍在華艦隊擁有戰艦25艘，最大的旗艦皋華麗號載炮72門。這表明，英國侵華艦隊是以三等艦為首，以五等、六等艦為作戰主力。
對比到這兒，強弱已判。
需要特別指明的是，英國人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除仗其優勢戰具外，還選擇了他們最易取勝、最少犧牲、最讓中國防軍失望的打法。清將、清兵，包括林則徐、鄧廷楨、顏伯燾、裕謙這些封疆大吏在內，都希望英軍闖到眼前，己方再長短兵器一齊上，讓敵方淹死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裏。英國人放棄近戰肉搏，專意於遠戰炮轟。“炮”與“炮戰”，是英國人的製勝法寶。“炮灰”一詞，是頗有宣傳意味的。用於鴉片戰爭中被動挨打的清軍將士，是再恰當不過的。看不到敵人，更打不到敵人，敵人卻將死亡傾瀉在你的頭上，這是何等的無奈與無望呢！
火炮引發的巨大聲響，巨大爆炸，巨大破壞，都是最易於瓦解被轟擊者鬥誌的。
英國人打到哪兒，勝到哪兒；中國將領，誰首當其衝，誰失敗，誰死亡。生與死，勝與敗，已無懸念。這總該讓後生於鴉片戰爭、沒聽過槍炮聲、沒流過血、更不知道別人的死亡為何物的革命學者們反思一下（哪怕就“一下”）“武器的批判”與他們一家獨鳴的“批判的武器”並不是一回事！
站著說話不腰疼。不要說飛機大炮了，放個炮仗，多數人不還是要捂上耳朵嗎？
三、英國也有張騫、班超樣人物
上兩節文字，我們粗線條地分析了鴉片戰爭的不可避免性及鴉片戰爭失敗的不可避免性。這都是很讓後人“憋屈”的歷史遺產。
最好將這“遺產”扔到爪哇國去！
歷史既然沒有回程，因而對歷史的思辨隻是今天的雲影。雲捲雲舒，沒有一滴雨可以落到昨天的戈壁灘上。歷史智慧之為虛無，正如歷史蒙昧之為真實一樣不可改變。
思索到這一層，多事者真想停止思索。
以“鴉片戰爭”為起點的中國近代史，有如一串永遠不會成熟的酸葡萄。因而，不論如何細數歷史家底，都尋不到一瓶甘甜的美酒。
於是善良的人們開始給中國近代史加“糖”。
以“鴉片戰爭”這段歷史為例，即已被“糖化”了不少。批判“投降派”以發泄壓抑，讚揚“禁菸派”以伸明正義，歌頌犧牲者以呼喚獻身，誇大“三元裏”以虛張民氣；最妙最妙的，還是以詛咒英國侵略者，尤其是醜化侵略者中的頭麵人物為歷史主旨，不斷在新一代掃盲班裏播種仇洋恨外的情緒，似乎這樣的辯證法才能平衡歷史的失敗感；或者說，惟其如此，才算汲取了歷史的教訓，徹底地將“壞事”變成了“好事”。
我們將處在對立麵的敵人及自己營壘裏的敗類已經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了。創造歷史的任務，業已超額完成，歷史的寫手們十分自負而自得。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寫歷史的那支筆，勝過十萬毛瑟槍呀！
隨手翻一翻進入二十世紀以來那些流行最廣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總可以看到對鴉片戰爭的罪魁禍首、那個英國人查理·義律（capeain·插rles·ellilt）的譴責。
站在中國的、被侵略的立場上譴責非中國的侵略，這是一種很自然的民族感情。但歷史教科書並不是民族感情的藝術抒發，它揭示的應該是由雙方較量所隱含的“全部”歷史內容和“全部”歷史教訓。因為快意於譴責，人們竟沒有功夫去認識自己的對立麵，故而也不可能從“人”的、即一個英國人完成其時代使命、國家任務的角度，去認識義律。義律在中國教科書中的“妖魔化”，“符號化”，絲毫無助於讓中國人了解對手、了解世界。
清軍炮台火炮及船艦火炮，其發炮原理、樣式與英軍無大差別，落後在質量差，製作工藝粗糙，炮架、瞄準器等配置殘缺。這就造成了清軍火炮射程近，打不準。清軍炮彈隻有實心彈一種，英軍除實心彈，還有霰彈與爆炸彈等，於是英炮體小威力大，清炮體大威力小。雙方火炮對射，英軍基本上在清軍火炮射程之外停艦發炮，彈無虛發，清炮彈落中途。這與步兵對射一樣，人能傷我，我不能傷人。
三說艦船。
清軍水師艦船雖有數百艘之多，但噸位小，載炮少，僅能海岸巡邏，對付走私商船或海盜，不能作遠海作戰。英國海軍在戰勝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之後，於十七世紀中期已經成為世界最強大的海上力量。經過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英國海軍又戰勝法國拿破崙海軍，用“天下無敵”形容之不為過分。鴉片戰爭時，英國海軍有各種艦船400多艘。作戰艦隻的排水量從百餘噸至千餘噸不等，艦載火炮數量隨排水量增大而增加，由10門至120門不等。英國裝炮最少的軍艦，恰等於清軍裝炮最多的軍艦。雖然英國海軍多數艦船仍然靠風力推進，由於製作堅牢，雙層抗沉，多桅多帆，銅片包裹，所以都具有遠海航行和作戰的能力。此外，英國海軍中已經裝備了蒸汽動力的鐵殼輪船，它的航速快，吃水淺，機動性能強，特別便於進犯中國的沿海與內河。
由於戰鬥性能懸殊太大，清朝水師根本不敢與英國海軍在外洋進行海戰較量。中國有海，但放棄了製海權，隻好容忍強者打上門、打進家。
英國人將軍艦依戰鬥力分為七等：一等艦，裝炮100至120門；二等艦，裝炮80至86門；三等艦，裝炮74至78門；四等艦，裝炮50至60門；五等艦，裝炮42至48門；六等艦，裝炮22至34門；七等艦，裝炮10至22門。在1840年6月英國海軍16艘戰艦集結珠江口時，最大的旗艦麥爾威厘號（melville）載炮74門；到1842年8月，英國海軍在華艦隊擁有戰艦25艘，最大的旗艦皋華麗號載炮72門。這表明，英國侵華艦隊是以三等艦為首，以五等、六等艦為作戰主力。
對比到這兒，強弱已判。
需要特別指明的是，英國人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除仗其優勢戰具外，還選擇了他們最易取勝、最少犧牲、最讓中國防軍失望的打法。清將、清兵，包括林則徐、鄧廷楨、顏伯燾、裕謙這些封疆大吏在內，都希望英軍闖到眼前，己方再長短兵器一齊上，讓敵方淹死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裏。英國人放棄近戰肉搏，專意於遠戰炮轟。“炮”與“炮戰”，是英國人的製勝法寶。“炮灰”一詞，是頗有宣傳意味的。用於鴉片戰爭中被動挨打的清軍將士，是再恰當不過的。看不到敵人，更打不到敵人，敵人卻將死亡傾瀉在你的頭上，這是何等的無奈與無望呢！
火炮引發的巨大聲響，巨大爆炸，巨大破壞，都是最易於瓦解被轟擊者鬥誌的。
英國人打到哪兒，勝到哪兒；中國將領，誰首當其衝，誰失敗，誰死亡。生與死，勝與敗，已無懸念。這總該讓後生於鴉片戰爭、沒聽過槍炮聲、沒流過血、更不知道別人的死亡為何物的革命學者們反思一下（哪怕就“一下”）“武器的批判”與他們一家獨鳴的“批判的武器”並不是一回事！
站著說話不腰疼。不要說飛機大炮了，放個炮仗，多數人不還是要捂上耳朵嗎？
三、英國也有張騫、班超樣人物
上兩節文字，我們粗線條地分析了鴉片戰爭的不可避免性及鴉片戰爭失敗的不可避免性。這都是很讓後人“憋屈”的歷史遺產。
最好將這“遺產”扔到爪哇國去！
歷史既然沒有回程，因而對歷史的思辨隻是今天的雲影。雲捲雲舒，沒有一滴雨可以落到昨天的戈壁灘上。歷史智慧之為虛無，正如歷史蒙昧之為真實一樣不可改變。
思索到這一層，多事者真想停止思索。
以“鴉片戰爭”為起點的中國近代史，有如一串永遠不會成熟的酸葡萄。因而，不論如何細數歷史家底，都尋不到一瓶甘甜的美酒。
於是善良的人們開始給中國近代史加“糖”。
以“鴉片戰爭”這段歷史為例，即已被“糖化”了不少。批判“投降派”以發泄壓抑，讚揚“禁菸派”以伸明正義，歌頌犧牲者以呼喚獻身，誇大“三元裏”以虛張民氣；最妙最妙的，還是以詛咒英國侵略者，尤其是醜化侵略者中的頭麵人物為歷史主旨，不斷在新一代掃盲班裏播種仇洋恨外的情緒，似乎這樣的辯證法才能平衡歷史的失敗感；或者說，惟其如此，才算汲取了歷史的教訓，徹底地將“壞事”變成了“好事”。
我們將處在對立麵的敵人及自己營壘裏的敗類已經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了。創造歷史的任務，業已超額完成，歷史的寫手們十分自負而自得。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寫歷史的那支筆，勝過十萬毛瑟槍呀！
隨手翻一翻進入二十世紀以來那些流行最廣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總可以看到對鴉片戰爭的罪魁禍首、那個英國人查理·義律（capeain·插rles·ellilt）的譴責。
站在中國的、被侵略的立場上譴責非中國的侵略，這是一種很自然的民族感情。但歷史教科書並不是民族感情的藝術抒發，它揭示的應該是由雙方較量所隱含的“全部”歷史內容和“全部”歷史教訓。因為快意於譴責，人們竟沒有功夫去認識自己的對立麵，故而也不可能從“人”的、即一個英國人完成其時代使命、國家任務的角度，去認識義律。義律在中國教科書中的“妖魔化”，“符號化”，絲毫無助於讓中國人了解對手、了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