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巡靡費，道光帝罷省，故其一生未作南巡計。
木蘭秋獮靡費，道光四年（1824）正月亦罷省之，此後他一直在京郊南苑行圍，每年僅五六日而已。
皇子、公主婚嫁，本皇家喜慶，道光帝也詔命從簡。如其第五女壽臧和碩公主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出嫁時，道光帝給她規定的一切費用（包括嫁妝）累計不超過白銀二千兩！尚不如一富家女。
道光的禦膳，最多隻準四個菜。有時，僅是一碗豆腐燒豬肝。
道光時代，整個宮廷都尚節儉。如皇後生日千秋節，雖為國家盛典，但赴禦宴者每人隻是一碗打滷麵。宮中妃嬪待女，非節日慶典，皆不得食肉。
而對於民間的疾苦，道光帝則念念於心。水旱為大災，每有州縣遇災，免稅之外，常例是開倉濟民，發“一月口糧”、“兩月口糧”、或給予“籽種糧石”，類似的恤民之舉，書載不盡。5
從個人品質上講，道光皇帝是一個很正直善良的人。如果日子依然如昔，他會是一個守成賢君。可惜的是，他繼承了一個“關門”的祖製，又恰恰遭逢了“破門”的強盜。
清朝的閉關政策，是從明朝繼承下來的，基於鄭氏父子據守台灣，時挑海釁。不過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清軍攻入台灣，鄭克塽率眾投降，海禁即已失去軍事意義。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禁大開。二十五年（1686）康熙帝又宣布在東南沿海建立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江（蘇）海關，分掌海外貿易。6於是廣州、廈門、寧波、鬆江自然成為正式的通商口岸。
如果這一態勢長期維持下去，中國的近代化進程當不至於推遲到鴉片戰爭之後、且以被動挨打的方式起步。遺憾的是，“開門”並不是國策。稍有風波，朝廷便想到“關門”。
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六月，因擔心“海盜”與“洋人”糾結為亂，康熙帝不但嚴禁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而且嚴申海禁，既嚴禁中國人留住國外，嚴禁中國商船赴南洋貿易，嚴禁向外國賣船、賣米，又對抵岸的外國商船嚴加防範，視若寇讎。7
雍正五年（1727），雍正帝解除南洋海禁，中外貿易、中外交往復甦。
幹隆二十二年（1757），在提高關稅後，幹隆帝又下令關閉閩、浙、江（蘇）三海關，獨留廣州之“粵海關”與外國通商。8
一關一口通商的局麵，歷嘉慶、道光兩朝而不變。著眼於短期安全考慮的閉關，引發了中國的長期不安全。閉關的結果，是窒息了中國，戕害了中國。
有一句話，流行了幾十年，叫“落後就要挨打”。其實，這口號似是而非。“落後”不挨打的實例極多。比較符合歷史事實的表述，大抵是：“錯誤就要挨打”、“違規就要受罰”。“錯誤”有相對性，“違規”甚至有強加性，但世界潮流已定，則國家意誌、帝王意誌再也不是至高無上的終極裁決。
“鴉片戰爭”的發生，有許多導火線因素。如果從近代工業革命、政治文明以及資本擴張的世界大勢分析，清皇朝的閉關鎖國恰恰是逆流而動的。不再是商業糾紛，不再是軍事碰撞，不再是歷史上慣有的邊界、領土訴求，不再是一國與另一國的雙邊矛盾，始發於珠江口外的那場中英之戰，其實是“世界”與“一國”的較量，極而言之，甚至可以說是“世界”對“一國”的懲誡性打擊。
這“世界”，是“資本主義世界”，或“向帝國主義過渡的資本主義世界”。“一國”，則是自認為可以獨立於“世界”之外的中國。
陣線已明，勝負已判，不再有任何懸念。
或曰：英國不能代表世界。
我們承認，英國隻是英國。但它的目標，它的方向，它的響應，早已是世界性的了。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又有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英法合夥，再後則有“八國聯軍”的群狼搏龍，這都顯示了“世界潮”的湧動與奔勁。
道光皇帝至死也不明白：“人在家中坐”，何以“禍從天上來？”
這是一個全新的時代課題：關門有罪。因為強盜已在門外，門外公行的原則是：誰家也不準裝門。
以上是就世界潮流的大勢而言。
體認大勢，順乎潮流，不論從政治哲學或歷史哲學的角度衡量，最後這都歸屬於治國者、當權者的文化智能。文化智能低，是國家悲劇。中國歷史上，每每弄到眾叛親離，怨聲載道，四分五裂、國破身亡，多數情況都有“昏君”背景。“昏”不“昏”，不看小聰明，要看大勢。
從為國家、為子孫、為百姓深長謀劃來看，清朝的皇帝從幹隆帝起，即開始發“昏”。
在西方耶穌會教士的啟蒙下，康熙皇帝自康熙七年（1668）重任南懷仁起，即接受了西方的天文歷算及地圓之說，9 這就等於承認了世界地理觀念及世界觀念。但到了幹隆時代，一切官修的典籍（如《清朝文獻通考·四裔考》、《四庫全書》等）仍然宣揚“中國即天下”的天朝上國意識，以排斥西方的地理觀和世界觀。最缺乏常識、最沒有預見的是幹隆皇帝竟然麻木而愚蠢地拒絕建立送上門來的中英外交關係。
木蘭秋獮靡費，道光四年（1824）正月亦罷省之，此後他一直在京郊南苑行圍，每年僅五六日而已。
皇子、公主婚嫁，本皇家喜慶，道光帝也詔命從簡。如其第五女壽臧和碩公主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出嫁時，道光帝給她規定的一切費用（包括嫁妝）累計不超過白銀二千兩！尚不如一富家女。
道光的禦膳，最多隻準四個菜。有時，僅是一碗豆腐燒豬肝。
道光時代，整個宮廷都尚節儉。如皇後生日千秋節，雖為國家盛典，但赴禦宴者每人隻是一碗打滷麵。宮中妃嬪待女，非節日慶典，皆不得食肉。
而對於民間的疾苦，道光帝則念念於心。水旱為大災，每有州縣遇災，免稅之外，常例是開倉濟民，發“一月口糧”、“兩月口糧”、或給予“籽種糧石”，類似的恤民之舉，書載不盡。5
從個人品質上講，道光皇帝是一個很正直善良的人。如果日子依然如昔，他會是一個守成賢君。可惜的是，他繼承了一個“關門”的祖製，又恰恰遭逢了“破門”的強盜。
清朝的閉關政策，是從明朝繼承下來的，基於鄭氏父子據守台灣，時挑海釁。不過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清軍攻入台灣，鄭克塽率眾投降，海禁即已失去軍事意義。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禁大開。二十五年（1686）康熙帝又宣布在東南沿海建立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江（蘇）海關，分掌海外貿易。6於是廣州、廈門、寧波、鬆江自然成為正式的通商口岸。
如果這一態勢長期維持下去，中國的近代化進程當不至於推遲到鴉片戰爭之後、且以被動挨打的方式起步。遺憾的是，“開門”並不是國策。稍有風波，朝廷便想到“關門”。
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六月，因擔心“海盜”與“洋人”糾結為亂，康熙帝不但嚴禁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而且嚴申海禁，既嚴禁中國人留住國外，嚴禁中國商船赴南洋貿易，嚴禁向外國賣船、賣米，又對抵岸的外國商船嚴加防範，視若寇讎。7
雍正五年（1727），雍正帝解除南洋海禁，中外貿易、中外交往復甦。
幹隆二十二年（1757），在提高關稅後，幹隆帝又下令關閉閩、浙、江（蘇）三海關，獨留廣州之“粵海關”與外國通商。8
一關一口通商的局麵，歷嘉慶、道光兩朝而不變。著眼於短期安全考慮的閉關，引發了中國的長期不安全。閉關的結果，是窒息了中國，戕害了中國。
有一句話，流行了幾十年，叫“落後就要挨打”。其實，這口號似是而非。“落後”不挨打的實例極多。比較符合歷史事實的表述，大抵是：“錯誤就要挨打”、“違規就要受罰”。“錯誤”有相對性，“違規”甚至有強加性，但世界潮流已定，則國家意誌、帝王意誌再也不是至高無上的終極裁決。
“鴉片戰爭”的發生，有許多導火線因素。如果從近代工業革命、政治文明以及資本擴張的世界大勢分析，清皇朝的閉關鎖國恰恰是逆流而動的。不再是商業糾紛，不再是軍事碰撞，不再是歷史上慣有的邊界、領土訴求，不再是一國與另一國的雙邊矛盾，始發於珠江口外的那場中英之戰，其實是“世界”與“一國”的較量，極而言之，甚至可以說是“世界”對“一國”的懲誡性打擊。
這“世界”，是“資本主義世界”，或“向帝國主義過渡的資本主義世界”。“一國”，則是自認為可以獨立於“世界”之外的中國。
陣線已明，勝負已判，不再有任何懸念。
或曰：英國不能代表世界。
我們承認，英國隻是英國。但它的目標，它的方向，它的響應，早已是世界性的了。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又有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英法合夥，再後則有“八國聯軍”的群狼搏龍，這都顯示了“世界潮”的湧動與奔勁。
道光皇帝至死也不明白：“人在家中坐”，何以“禍從天上來？”
這是一個全新的時代課題：關門有罪。因為強盜已在門外，門外公行的原則是：誰家也不準裝門。
以上是就世界潮流的大勢而言。
體認大勢，順乎潮流，不論從政治哲學或歷史哲學的角度衡量，最後這都歸屬於治國者、當權者的文化智能。文化智能低，是國家悲劇。中國歷史上，每每弄到眾叛親離，怨聲載道，四分五裂、國破身亡，多數情況都有“昏君”背景。“昏”不“昏”，不看小聰明，要看大勢。
從為國家、為子孫、為百姓深長謀劃來看，清朝的皇帝從幹隆帝起，即開始發“昏”。
在西方耶穌會教士的啟蒙下，康熙皇帝自康熙七年（1668）重任南懷仁起，即接受了西方的天文歷算及地圓之說，9 這就等於承認了世界地理觀念及世界觀念。但到了幹隆時代，一切官修的典籍（如《清朝文獻通考·四裔考》、《四庫全書》等）仍然宣揚“中國即天下”的天朝上國意識，以排斥西方的地理觀和世界觀。最缺乏常識、最沒有預見的是幹隆皇帝竟然麻木而愚蠢地拒絕建立送上門來的中英外交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