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上述這些作家外，這一時期的主要科幻作家還有宋宜昌、程嘉梓、王曉達、魏雅華、王亞法、譚楷、孟偉哉、王亞平、賈萬超等，總計達一百餘位。這一時代的代表作除上述外，還有長篇《金明戈亮科學探案》、《古星圖之謎》、《耶穌的光環》等等，以及近千篇中短篇科幻小說。這個數量和當時發表的主流文學作品雖然無法相比，但影響之大卻超過這個比例。當時，僅由葉永烈各種科幻作品改編的連環畫，累計發行總量就超過一千萬冊。除電影《珊瑚島上的死光》外，還出現過《綠色克隆馬》等大批科幻廣播劇，以及《隱身人》、《最後一個癌症死者》、《x—3案件》等科幻電視劇。它們曾經反覆播映，多種媒體都在擴大科幻藝術的影響力。
第三卷：中國科幻文學史 第五章：輝煌的早春時代（4）
第四節：急剎車
這一時期，中國科幻不再象五六十年代那樣默默無聞，於是也引來了諸多批判和打擊。這些衝擊並不來自於文學界，而是來自科學界和科普作者陣營。這似乎是科幻文學特有的“待遇”。
1980年，錢學森在全國出版工作者會議上發表講話，表達了自己對科幻小說的反感。這本來是個人觀點，但錢學森擁有“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的地位，使得這一言論的殺傷力得到充分放大。
自1979年開始，趙之、魯兵、甄朔南、陶世龍等科普作家以《中國青年報》“科普小議”專欄為陣地，對當時的主要科幻作者和作品進行了係統的批判。出於對“藝術真實”這個基本文學規律的無知，這些批判大多圍繞著小說中科學虛構是否成立來進行。如“自私是否可以遺傳”、“恐龍是否可以復活”、“複製人是否具有父本的心理結構”，等等。迫於壓力，科幻作家們進行反駁，但由於被局限在科普話語的氛圍裏，作家們隻能遠離文學，逐條去辯駁這些虛構的合理性。
後來，這一爭論更是發展成為科幻文學是姓“科”還是姓“文”的爭論，既它是一種文學體裁，還是科普創作的一部分。科幻創作體製中從五十年代便包含的隱患在這時充分暴發出來。當時，在第一線從事科幻創作的作者們，幾乎都認同科幻小說是一種文學樣式。而科普評論家、科學家和有關領導則判定科幻小說是科普創作的一部分。他們以此為出發點，要求科幻小說更多地圍繞著科學內容展開，壓縮其中情節、背景描寫、人物刻畫等文藝成份，實質上便是否定科幻小說的文學本質。
這場爭論完全處在當時主流文學視野之外，記載中不曾有主流文學界人士介入，僅僅是科幻作家和科學界、科普界某些個人的雙邊對壘。但它仍然是當時文學大趨勢的反映。“中國文學理論界目前占據支配地位的文學觀念與文學理論無疑是關於文學自主性、自律性觀念。這種觀念在20世紀的中國文藝理論界一直與文學的他律性、工具論處於對抗、鬥爭狀態，其消長起伏構成了中國文學理論史的主線。如果不作更加遠久的追溯，當代中國文藝學界的自律性訴求出現於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期，到1980年代中期達到高峰並逐漸占據主導地位。這種自律性訴求在90年代的文藝學教科書中得以合法化並延續下來。”（《文學理論基本問題》12頁，陶東風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三月出版）
可以說，這場“姓科與姓文”的爭論，便是在這個大舞台上演出的小劇目。隻不過對於主流文學界來說，更多地是反對將文學作品視為政治宣傳工具。而科幻作家們則是不希望科幻小說被當成科學知識的宣傳工具，希望挖掘和張揚其自身的美學價值。今天再回顧這段科幻文學“姓科”與“姓文”的爭論歷史，幾乎可以和不久前發生的“歷史作品能不能戲說歷史”之爭論相提並論，成為文學界申張自身主體價值的兩個鮮明例證。
這場爭論發展到後來，對科幻小說的批判從具體情節、科技原理擴展到思想傾向。葉永烈的《黑影》、金濤的《月光島》被指責為發泄對社會主義製度的不滿。魏雅華的《溫柔之鄉的夢》被指責為色情小說。1983年下半年，反擊精神汙染開始。對科幻小說這個文體本身持反對意見的一些評論家們集中火力，係統地發表批判文章，將科幻小說和“現代派文學”、“人性論”等等，並列為精神汙染在文學界的代表。
對於當時的輿論導向，筆者缺乏第一手資料。在此，僅錄得泰國《星暹日報》1983年11月29日報導一份。提供讀者參考：
“近年來大陸社會上出現的精神汙染，有下列表現：電視、電影、戲劇追求完全商品化，為個人和小團體牟利。如很多城鎮大量上演舊劇、舊曲、宣揚封建迷信。出版界胡亂編造之風盛行，有些人借寫科幻小說之名，行宣傳鬼魂、色情之實。偵探、俠義、奇案、秘聞之類低級趣味圖書充斥，成為書店的熱門貨，文藝界受西方現代派思潮影響，創作無主題無意義的小說詩歌和散文，一些青年追求腐朽生活方式，嗜好裸女相片、色情錄像帶和黃色讀物。”
當時，新聞出版署下發文件，要求各出版社嚴格控製“驚險小說”的出版。由於當時一些科幻小說以“驚險科幻小說”的名義出版，出版社出於謹慎心理，不約而同地將限製範圍擴大到所有科幻小說。長期以來，科技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科幻小說。有關部門下達了關於專業出版社不得出版文藝書籍的規定，又堵死了科幻小說最主要的出版渠道。（這一禁令今天仍然存在）。
第三卷：中國科幻文學史 第五章：輝煌的早春時代（4）
第四節：急剎車
這一時期，中國科幻不再象五六十年代那樣默默無聞，於是也引來了諸多批判和打擊。這些衝擊並不來自於文學界，而是來自科學界和科普作者陣營。這似乎是科幻文學特有的“待遇”。
1980年，錢學森在全國出版工作者會議上發表講話，表達了自己對科幻小說的反感。這本來是個人觀點，但錢學森擁有“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的地位，使得這一言論的殺傷力得到充分放大。
自1979年開始，趙之、魯兵、甄朔南、陶世龍等科普作家以《中國青年報》“科普小議”專欄為陣地，對當時的主要科幻作者和作品進行了係統的批判。出於對“藝術真實”這個基本文學規律的無知，這些批判大多圍繞著小說中科學虛構是否成立來進行。如“自私是否可以遺傳”、“恐龍是否可以復活”、“複製人是否具有父本的心理結構”，等等。迫於壓力，科幻作家們進行反駁，但由於被局限在科普話語的氛圍裏，作家們隻能遠離文學，逐條去辯駁這些虛構的合理性。
後來，這一爭論更是發展成為科幻文學是姓“科”還是姓“文”的爭論，既它是一種文學體裁，還是科普創作的一部分。科幻創作體製中從五十年代便包含的隱患在這時充分暴發出來。當時，在第一線從事科幻創作的作者們，幾乎都認同科幻小說是一種文學樣式。而科普評論家、科學家和有關領導則判定科幻小說是科普創作的一部分。他們以此為出發點，要求科幻小說更多地圍繞著科學內容展開，壓縮其中情節、背景描寫、人物刻畫等文藝成份，實質上便是否定科幻小說的文學本質。
這場爭論完全處在當時主流文學視野之外，記載中不曾有主流文學界人士介入，僅僅是科幻作家和科學界、科普界某些個人的雙邊對壘。但它仍然是當時文學大趨勢的反映。“中國文學理論界目前占據支配地位的文學觀念與文學理論無疑是關於文學自主性、自律性觀念。這種觀念在20世紀的中國文藝理論界一直與文學的他律性、工具論處於對抗、鬥爭狀態，其消長起伏構成了中國文學理論史的主線。如果不作更加遠久的追溯，當代中國文藝學界的自律性訴求出現於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期，到1980年代中期達到高峰並逐漸占據主導地位。這種自律性訴求在90年代的文藝學教科書中得以合法化並延續下來。”（《文學理論基本問題》12頁，陶東風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三月出版）
可以說，這場“姓科與姓文”的爭論，便是在這個大舞台上演出的小劇目。隻不過對於主流文學界來說，更多地是反對將文學作品視為政治宣傳工具。而科幻作家們則是不希望科幻小說被當成科學知識的宣傳工具，希望挖掘和張揚其自身的美學價值。今天再回顧這段科幻文學“姓科”與“姓文”的爭論歷史，幾乎可以和不久前發生的“歷史作品能不能戲說歷史”之爭論相提並論，成為文學界申張自身主體價值的兩個鮮明例證。
這場爭論發展到後來，對科幻小說的批判從具體情節、科技原理擴展到思想傾向。葉永烈的《黑影》、金濤的《月光島》被指責為發泄對社會主義製度的不滿。魏雅華的《溫柔之鄉的夢》被指責為色情小說。1983年下半年，反擊精神汙染開始。對科幻小說這個文體本身持反對意見的一些評論家們集中火力，係統地發表批判文章，將科幻小說和“現代派文學”、“人性論”等等，並列為精神汙染在文學界的代表。
對於當時的輿論導向，筆者缺乏第一手資料。在此，僅錄得泰國《星暹日報》1983年11月29日報導一份。提供讀者參考：
“近年來大陸社會上出現的精神汙染，有下列表現：電視、電影、戲劇追求完全商品化，為個人和小團體牟利。如很多城鎮大量上演舊劇、舊曲、宣揚封建迷信。出版界胡亂編造之風盛行，有些人借寫科幻小說之名，行宣傳鬼魂、色情之實。偵探、俠義、奇案、秘聞之類低級趣味圖書充斥，成為書店的熱門貨，文藝界受西方現代派思潮影響，創作無主題無意義的小說詩歌和散文，一些青年追求腐朽生活方式，嗜好裸女相片、色情錄像帶和黃色讀物。”
當時，新聞出版署下發文件，要求各出版社嚴格控製“驚險小說”的出版。由於當時一些科幻小說以“驚險科幻小說”的名義出版，出版社出於謹慎心理，不約而同地將限製範圍擴大到所有科幻小說。長期以來，科技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科幻小說。有關部門下達了關於專業出版社不得出版文藝書籍的規定，又堵死了科幻小說最主要的出版渠道。（這一禁令今天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