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是在基爾什和切斯娜最後一次來哈爾濱探親期間照的。母親說，在返回海拉爾賣掉房子、整理行裝之前，她的外祖父、外祖母在她家住了好幾個星期。那期間，全家人曾去離家不遠的中國大街（今中央大街）上的利弗施茨照相館。
外祖父、外祖母還送給她一個套餐巾用的小銀環和很小的銀錢包，作為臨別禮物。那天深夜，母親從一隻中式雕花樟木箱裏取出這兩件禮物讓我看。錢包上雕刻著：
依諾卡留念--外祖父、外祖母
除了母親的眼淚和堆放在哈爾濱火車站上等待裝車的行李之外，依娜幾乎不記得其他奧尼庫爾夫婦起程的情景了。基塔和切斯娜採購了好幾天。做大衣的衣料是在葉斯金兄弟商行購買的，並且直接就送到裁縫鋪。鞋和其他物品是在秋林百貨商店買的，新瓷器和廚房用具是在什維德公司買的。依娜從來沒有見過那麽多的手提包和箱子。這些東西倒給離別的憂傷平添了幾分興奮。
基爾什和切斯娜的審訊記錄中保存了一些他們離開中國前較為詳細的情況。在哈爾濱期間，他們從蘇聯領事館領到護照和入境簽證。領護照和辦簽證雖然花費了很長時間，但畢竟成功了。回到海拉爾以後，他們立即把房子和奶牛賣給一個德國人。為了免遭逮捕，基爾什把簧風琴低價賣給了他曾經賄賂過的那個海拉爾警察伊萬諾夫。1936年8月，在中國生活了27年以後，基爾什和切斯娜永遠離開了滿洲。
20世紀30年代中期，數以萬計的俄羅斯人為了逃避日本占領者的壓迫，紛紛離開中國。告別，成了哈爾濱火車站最常見的一幕。由於經濟衰退和犯罪上升，哈爾濱已經失去了往昔的魅力。錯綜複雜的政治形勢和猖獗的反猶主義加重了人們心中的不安。與法西斯分子有聯繫並受日本秘密警察操縱的俄羅斯歹徒掀起了綁架、敲詐和謀殺的狂潮，哈爾濱俄羅斯人已經忍無可忍。猶太人社區一半以上的成員，都去了天津或上海的比較安全的國際租界。
1935年3月，蘇聯把中東鐵路賣給日本，更是激起了大規模的向國外移民的浪潮。3萬以上持有蘇聯護照的俄羅斯人舉家離開滿洲，前往蘇聯。其中，多數人是中東鐵路的雇員以及學校、醫院或者其他社會機構的工作人員。不少人出生在滿洲，從來沒有去過蘇聯。他們滿懷激動和期待，奔向"祖國"。告別變成了節日般的盛會。當超載的列車駛出車站時，站台上的人群揮手道別，有的人還舉著紅旗和橫幅，橫幅上寫著："俄羅斯母親，迎接您的孩子們吧！"
第59節：從偽滿洲國奔向光輝燦爛的未來(3)
"紮列茨基夫婦考慮過離開滿洲嗎？"我問母親。
"從來沒有！"
我外祖父和他哥哥盧維姆是肉類和家畜行業中的老移民，在哈爾濱商界頗受尊重。盧維姆成功地經營著一家名叫"紮列茨基兄弟公司"的零售商店，而莫佳是批發牛的商人。1934年，他在鬆花江附近的斜紋街（今經緯街）蓋了一幢二層樓房。
由於在建造過程中遇到1932年的大洪水，工期不得不耽擱了一段時間。1935年，全家人終於從海拉爾搬來，住進4套房子中的一套。那時，莫佳全神貫注於他的生意，基塔忙於照看孩子。除我母親以外，她還要照顧從海拉爾來哈爾濱上學的兩個十幾歲的親戚--羅尼婭·奧尼庫爾和伊拉·科甘。莫佳年邁的母親和他的一個妹妹也住在紮列茨基家。閑暇時，基塔打打麻將，參加茶話會，偶爾也欣賞一下小歌劇。
"日本人占領下的情況怎麽樣呢？"
伊娜隻記得，她就讀的那所英國人辦的學校被關閉了，隻得去一所新建的蘇聯"玫瑰學校"念書。之所以叫"玫瑰"，是因為那所學校漂亮別致的玫瑰色校舍。我後來才知道，在日本人到來之前，我外祖父和他的合夥人已經清理了規模很大的牛行的資產和帳目，並一起在與他哥哥合辦的企業中，各自擔任了一個不起眼的職位。
"你知道瑪亞去蘇聯以前去過上海嗎？"我邊問邊把瑪亞的審訊記錄拿給母親看。對於這件事情，媽媽全然不知。是啊，姨媽離開海拉爾時，伊娜隻有4歲，怎麽能指望她知道這件事情呢？此外，瑪亞在上海呆的時間也不長：
1933年10月，我去了上海，住在我的朋友盧維姆·亞歷山德羅維奇·波利亞克家。我在婦女工作室當了一段牙科醫生。1934年年底，我離開上海，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去蘇聯以前，隻在上海呆了10個月的時間。
此外，瑪亞在審訊中還說，波利亞克是位皮毛商人，又解釋說，她是在受到可能被逮捕的警告以後才離開海拉爾去上海的。她說，之所以沒有直接去蘇聯，是因為父母親還沒有拿到去蘇聯的入境簽證，她不想和他們失去聯繫。我仔細閱讀瑪亞的檔案，希望獲得她在上海期間更多的情況，可是這一簡短的陳述看起來就是檔案能夠給我提供的全部信息了。
上海，這個以包容各種國籍的人和多種生活方式而著稱的城市，曾有"東方巴黎"之稱，一直令我心馳神往。19世紀40年代，英國迫使清政府把上海闢為通商口岸，第一次向西方世界開放。到了20世紀30年代，上海已經變成遠東最富活力的商業中心，充斥著種種邪惡兇險、間諜活動和政治陰謀。這是一座世界性的、富有魅力的、充滿異國情調的城市，是一個什麽都可以買到、什麽也可以賣掉的地方。截然對立的兩極在此泰然共處：可怕的貧窮與十足的富有；希望與絕望。
外祖父、外祖母還送給她一個套餐巾用的小銀環和很小的銀錢包，作為臨別禮物。那天深夜，母親從一隻中式雕花樟木箱裏取出這兩件禮物讓我看。錢包上雕刻著：
依諾卡留念--外祖父、外祖母
除了母親的眼淚和堆放在哈爾濱火車站上等待裝車的行李之外，依娜幾乎不記得其他奧尼庫爾夫婦起程的情景了。基塔和切斯娜採購了好幾天。做大衣的衣料是在葉斯金兄弟商行購買的，並且直接就送到裁縫鋪。鞋和其他物品是在秋林百貨商店買的，新瓷器和廚房用具是在什維德公司買的。依娜從來沒有見過那麽多的手提包和箱子。這些東西倒給離別的憂傷平添了幾分興奮。
基爾什和切斯娜的審訊記錄中保存了一些他們離開中國前較為詳細的情況。在哈爾濱期間，他們從蘇聯領事館領到護照和入境簽證。領護照和辦簽證雖然花費了很長時間，但畢竟成功了。回到海拉爾以後，他們立即把房子和奶牛賣給一個德國人。為了免遭逮捕，基爾什把簧風琴低價賣給了他曾經賄賂過的那個海拉爾警察伊萬諾夫。1936年8月，在中國生活了27年以後，基爾什和切斯娜永遠離開了滿洲。
20世紀30年代中期，數以萬計的俄羅斯人為了逃避日本占領者的壓迫，紛紛離開中國。告別，成了哈爾濱火車站最常見的一幕。由於經濟衰退和犯罪上升，哈爾濱已經失去了往昔的魅力。錯綜複雜的政治形勢和猖獗的反猶主義加重了人們心中的不安。與法西斯分子有聯繫並受日本秘密警察操縱的俄羅斯歹徒掀起了綁架、敲詐和謀殺的狂潮，哈爾濱俄羅斯人已經忍無可忍。猶太人社區一半以上的成員，都去了天津或上海的比較安全的國際租界。
1935年3月，蘇聯把中東鐵路賣給日本，更是激起了大規模的向國外移民的浪潮。3萬以上持有蘇聯護照的俄羅斯人舉家離開滿洲，前往蘇聯。其中，多數人是中東鐵路的雇員以及學校、醫院或者其他社會機構的工作人員。不少人出生在滿洲，從來沒有去過蘇聯。他們滿懷激動和期待，奔向"祖國"。告別變成了節日般的盛會。當超載的列車駛出車站時，站台上的人群揮手道別，有的人還舉著紅旗和橫幅，橫幅上寫著："俄羅斯母親，迎接您的孩子們吧！"
第59節：從偽滿洲國奔向光輝燦爛的未來(3)
"紮列茨基夫婦考慮過離開滿洲嗎？"我問母親。
"從來沒有！"
我外祖父和他哥哥盧維姆是肉類和家畜行業中的老移民，在哈爾濱商界頗受尊重。盧維姆成功地經營著一家名叫"紮列茨基兄弟公司"的零售商店，而莫佳是批發牛的商人。1934年，他在鬆花江附近的斜紋街（今經緯街）蓋了一幢二層樓房。
由於在建造過程中遇到1932年的大洪水，工期不得不耽擱了一段時間。1935年，全家人終於從海拉爾搬來，住進4套房子中的一套。那時，莫佳全神貫注於他的生意，基塔忙於照看孩子。除我母親以外，她還要照顧從海拉爾來哈爾濱上學的兩個十幾歲的親戚--羅尼婭·奧尼庫爾和伊拉·科甘。莫佳年邁的母親和他的一個妹妹也住在紮列茨基家。閑暇時，基塔打打麻將，參加茶話會，偶爾也欣賞一下小歌劇。
"日本人占領下的情況怎麽樣呢？"
伊娜隻記得，她就讀的那所英國人辦的學校被關閉了，隻得去一所新建的蘇聯"玫瑰學校"念書。之所以叫"玫瑰"，是因為那所學校漂亮別致的玫瑰色校舍。我後來才知道，在日本人到來之前，我外祖父和他的合夥人已經清理了規模很大的牛行的資產和帳目，並一起在與他哥哥合辦的企業中，各自擔任了一個不起眼的職位。
"你知道瑪亞去蘇聯以前去過上海嗎？"我邊問邊把瑪亞的審訊記錄拿給母親看。對於這件事情，媽媽全然不知。是啊，姨媽離開海拉爾時，伊娜隻有4歲，怎麽能指望她知道這件事情呢？此外，瑪亞在上海呆的時間也不長：
1933年10月，我去了上海，住在我的朋友盧維姆·亞歷山德羅維奇·波利亞克家。我在婦女工作室當了一段牙科醫生。1934年年底，我離開上海，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去蘇聯以前，隻在上海呆了10個月的時間。
此外，瑪亞在審訊中還說，波利亞克是位皮毛商人，又解釋說，她是在受到可能被逮捕的警告以後才離開海拉爾去上海的。她說，之所以沒有直接去蘇聯，是因為父母親還沒有拿到去蘇聯的入境簽證，她不想和他們失去聯繫。我仔細閱讀瑪亞的檔案，希望獲得她在上海期間更多的情況，可是這一簡短的陳述看起來就是檔案能夠給我提供的全部信息了。
上海，這個以包容各種國籍的人和多種生活方式而著稱的城市，曾有"東方巴黎"之稱，一直令我心馳神往。19世紀40年代，英國迫使清政府把上海闢為通商口岸，第一次向西方世界開放。到了20世紀30年代，上海已經變成遠東最富活力的商業中心，充斥著種種邪惡兇險、間諜活動和政治陰謀。這是一座世界性的、富有魅力的、充滿異國情調的城市，是一個什麽都可以買到、什麽也可以賣掉的地方。截然對立的兩極在此泰然共處：可怕的貧窮與十足的富有；希望與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