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節：從偽滿洲國奔向光輝燦爛的未來(4)
我在雪梨遇到過許多從上海來的俄羅斯裔朋友。他們似乎都老於世故，又精通英語。有些人是在20世紀20年代為了躲避十月革命而到上海去的；有些人則是在20世紀30年代為了逃避偽滿洲國的壓迫而去那裏的；還有逃過納粹大屠殺的歐洲猶太人，他們在上海找到了避難所。在上海享有治外法權的國際租借、法租藉以及虹口猶太人區的生活，始終色彩斑斕而充滿活力。在聳立於外灘的一座座銀行和商業大廈的映襯下，豪華的花園洋房、炫目耀眼的夜總會、俗麗的小酒館、精巧的咖啡館隨處可見。歐洲猶太人在上海的生活似乎比我們在哈爾濱的生活更富有異國情調。
上海是國際大都市，哈爾濱卻隻有俄羅斯風情，偏狹封閉。"我們為什麽不是從上海來的呢？"我問母親，好像她能扭轉幹坤似的，"那有多麽浪漫啊！"
"不錯，上海有高質量的生活，"母親回答說，"但哈爾濱有文化。"我明白，她說的"文化"是"大文化"。為這事兒爭論，沒有什麽意義。不管怎麽說，通過瑪亞我還是找到了與上海的某種聯繫，這使我十分高興。
瑪亞在上海逗留的時間雖然短暫，但她此行的神秘性卻激起了我的好奇。她去上海的真實原因到底是什麽？她在那兒幹了些什麽？為什麽離開？這些問題的答案肯定比審訊記錄豐富得多。真像她對內務部審訊人員說的那樣，是因為害怕被日本人逮捕才離開海拉爾的嗎？還是迫於壓力，提供的不實之詞？
我問過曾經在海拉爾居住的親戚羅尼婭·奧尼庫爾和伊拉·科甘，瑪亞離開海拉爾以後是否直接去了蘇聯。她們倆都說，瑪亞先去了上海。那時，我們圍坐在雪梨我們家廚房的桌子旁，她們倆幫助我辨別瑪亞和切斯娜相冊中的一些人。
羅尼婭翻到一張照相館拍攝的小照片，上麵是瑪亞與一個嫵媚的姑娘。羅尼婭認出這個姑娘是瑪亞最親密的朋友拉切爾·納弗塔諾娃。"她們是一起去上海的。"羅尼婭說。照片背麵的題字是：
瑪亞與拉切爾贈
1933年5月於哈爾濱
羅尼婭說，瑪亞也許是去上海途中在哈爾濱呆了幾天，期間和好朋友拉切爾拍了這張照片，然後寄給了父母親。她記得，奧尼庫爾夫婦和拉切爾的父母親是好朋友。拉切爾家在海拉爾從事養牛業，很有錢。兩家的姑娘們是一起長大的。當年基塔和瑪亞在海拉爾拍攝的好多照片上都有拉切爾。
第61節：從偽滿洲國奔向光輝燦爛的未來(5)
伊拉突然想起孩提時聽到的傳聞。那時候，人們都說瑪亞是跟男朋友一起去上海的。她猜測，那人叫伊薩克·莫爾杜霍維奇，家裏養馬，切斯娜希望瑪亞能嫁給他。這也許是伊拉幼年道聽途說殘留的記憶？誰知道呢！
在我問過的所有人當中，沒人知道盧維姆·亞歷山德羅維奇·波利亞克。瑪亞在上海時就住在這個人家裏。在中國，許多俄羅斯猶太人都姓波利亞克。瑪亞說，曾在婦女工作室工作過，但這究竟是個什麽機構不得而知。我隻能假設，它是一家綜合性醫院下屬的為婦女服務的設施。
後來，在翻閱抄錄的檔案館不準複印的那部分材料時，我發現了瑪亞在上海的更多資料，但其內容卻使我大惑不解。那是摘錄自高爾基市一個名叫卡爾邁林斯基的歌劇演員在內務部的交代材料。據說此人已經供認自己是日本間諜。他一口咬定，瑪亞在上海期間：
……與白匪報紙《上海的黎明》有聯繫，而且是依靠該報為生的所謂"婦女工作室"的成員。各國領事館大多利用它從事間諜活動。從我自己在國外的經歷知道，"上海工作室"是個間諜組織，白衛軍利用它與各國領事館聯絡。
20世紀30年代中期，上海有一個大約二萬五千多人的俄羅斯人社區。居民們信仰不同，有各自的基督教教堂、猶太會堂、商店、咖啡館、夜總會。《上海的黎明》是當地發行最廣的俄羅斯移民日報，和哈爾濱的《黎明報》以及天津的另外一份同類報紙都屬於同一個老闆。據我所知，這些都是刻意避開可能引起意識形態爭論的發行量很大的移民報紙。盡管如此，在史達林主義辯證法盛行的背景下，《黎明報》依然可能被與白匪歸於一類。但是，把某個工作室和某張報紙聯繫到一起，實在令我困惑不解。
卡爾邁林斯基的供訴讓人想像出這樣一幅畫麵：香菸繚繞的新聞記者俱樂部裏，外交官、商人、藝術家、新聞記者和間諜們一起飲酒，傳播流言，進行交易。這和我在香港和華盛頓參觀過的新聞俱樂部極其相似。可是，這樣的地方怎麽會有一個牙科診所呢？我問過的所有曾在上海住過的俄羅斯人都沒聽說過有個"上海工作室"，或"婦女工作室"。
1997年夏天，我翻閱《遠東經濟評論》,偶然看到對一位中國學者的關於上海前俄羅斯移民歷史著作的評論，於是設法找到該書。書是用中文寫的，但我父親懂中文！他的翻譯給我幫了大忙。這本書對俄羅斯人在上海的生活做了全麵的研究，對其主要工商企業、文化機構都有論述，惟獨沒有提及任何工作室。我隻好接受這一事實--婦女工作室仍然是個謎。
我在雪梨遇到過許多從上海來的俄羅斯裔朋友。他們似乎都老於世故，又精通英語。有些人是在20世紀20年代為了躲避十月革命而到上海去的；有些人則是在20世紀30年代為了逃避偽滿洲國的壓迫而去那裏的；還有逃過納粹大屠殺的歐洲猶太人，他們在上海找到了避難所。在上海享有治外法權的國際租借、法租藉以及虹口猶太人區的生活，始終色彩斑斕而充滿活力。在聳立於外灘的一座座銀行和商業大廈的映襯下，豪華的花園洋房、炫目耀眼的夜總會、俗麗的小酒館、精巧的咖啡館隨處可見。歐洲猶太人在上海的生活似乎比我們在哈爾濱的生活更富有異國情調。
上海是國際大都市，哈爾濱卻隻有俄羅斯風情，偏狹封閉。"我們為什麽不是從上海來的呢？"我問母親，好像她能扭轉幹坤似的，"那有多麽浪漫啊！"
"不錯，上海有高質量的生活，"母親回答說，"但哈爾濱有文化。"我明白，她說的"文化"是"大文化"。為這事兒爭論，沒有什麽意義。不管怎麽說，通過瑪亞我還是找到了與上海的某種聯繫，這使我十分高興。
瑪亞在上海逗留的時間雖然短暫，但她此行的神秘性卻激起了我的好奇。她去上海的真實原因到底是什麽？她在那兒幹了些什麽？為什麽離開？這些問題的答案肯定比審訊記錄豐富得多。真像她對內務部審訊人員說的那樣，是因為害怕被日本人逮捕才離開海拉爾的嗎？還是迫於壓力，提供的不實之詞？
我問過曾經在海拉爾居住的親戚羅尼婭·奧尼庫爾和伊拉·科甘，瑪亞離開海拉爾以後是否直接去了蘇聯。她們倆都說，瑪亞先去了上海。那時，我們圍坐在雪梨我們家廚房的桌子旁，她們倆幫助我辨別瑪亞和切斯娜相冊中的一些人。
羅尼婭翻到一張照相館拍攝的小照片，上麵是瑪亞與一個嫵媚的姑娘。羅尼婭認出這個姑娘是瑪亞最親密的朋友拉切爾·納弗塔諾娃。"她們是一起去上海的。"羅尼婭說。照片背麵的題字是：
瑪亞與拉切爾贈
1933年5月於哈爾濱
羅尼婭說，瑪亞也許是去上海途中在哈爾濱呆了幾天，期間和好朋友拉切爾拍了這張照片，然後寄給了父母親。她記得，奧尼庫爾夫婦和拉切爾的父母親是好朋友。拉切爾家在海拉爾從事養牛業，很有錢。兩家的姑娘們是一起長大的。當年基塔和瑪亞在海拉爾拍攝的好多照片上都有拉切爾。
第61節：從偽滿洲國奔向光輝燦爛的未來(5)
伊拉突然想起孩提時聽到的傳聞。那時候，人們都說瑪亞是跟男朋友一起去上海的。她猜測，那人叫伊薩克·莫爾杜霍維奇，家裏養馬，切斯娜希望瑪亞能嫁給他。這也許是伊拉幼年道聽途說殘留的記憶？誰知道呢！
在我問過的所有人當中，沒人知道盧維姆·亞歷山德羅維奇·波利亞克。瑪亞在上海時就住在這個人家裏。在中國，許多俄羅斯猶太人都姓波利亞克。瑪亞說，曾在婦女工作室工作過，但這究竟是個什麽機構不得而知。我隻能假設，它是一家綜合性醫院下屬的為婦女服務的設施。
後來，在翻閱抄錄的檔案館不準複印的那部分材料時，我發現了瑪亞在上海的更多資料，但其內容卻使我大惑不解。那是摘錄自高爾基市一個名叫卡爾邁林斯基的歌劇演員在內務部的交代材料。據說此人已經供認自己是日本間諜。他一口咬定，瑪亞在上海期間：
……與白匪報紙《上海的黎明》有聯繫，而且是依靠該報為生的所謂"婦女工作室"的成員。各國領事館大多利用它從事間諜活動。從我自己在國外的經歷知道，"上海工作室"是個間諜組織，白衛軍利用它與各國領事館聯絡。
20世紀30年代中期，上海有一個大約二萬五千多人的俄羅斯人社區。居民們信仰不同，有各自的基督教教堂、猶太會堂、商店、咖啡館、夜總會。《上海的黎明》是當地發行最廣的俄羅斯移民日報，和哈爾濱的《黎明報》以及天津的另外一份同類報紙都屬於同一個老闆。據我所知，這些都是刻意避開可能引起意識形態爭論的發行量很大的移民報紙。盡管如此，在史達林主義辯證法盛行的背景下，《黎明報》依然可能被與白匪歸於一類。但是，把某個工作室和某張報紙聯繫到一起，實在令我困惑不解。
卡爾邁林斯基的供訴讓人想像出這樣一幅畫麵：香菸繚繞的新聞記者俱樂部裏，外交官、商人、藝術家、新聞記者和間諜們一起飲酒，傳播流言，進行交易。這和我在香港和華盛頓參觀過的新聞俱樂部極其相似。可是，這樣的地方怎麽會有一個牙科診所呢？我問過的所有曾在上海住過的俄羅斯人都沒聽說過有個"上海工作室"，或"婦女工作室"。
1997年夏天，我翻閱《遠東經濟評論》,偶然看到對一位中國學者的關於上海前俄羅斯移民歷史著作的評論，於是設法找到該書。書是用中文寫的，但我父親懂中文！他的翻譯給我幫了大忙。這本書對俄羅斯人在上海的生活做了全麵的研究，對其主要工商企業、文化機構都有論述，惟獨沒有提及任何工作室。我隻好接受這一事實--婦女工作室仍然是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