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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政治方麵不存在根本性的憲法問題。國王在國家被占領期間表現得態度正確，因而更孚眾望，而流亡政府是由1940年遷到埃爾韋魯姆的議會授予全權的，自那以後，它一直忠實認真地執行著國家利益託管者的職責。最後還有，抵抗運動在早期階段就被邀請去同政府一起協商問題，共同分擔著政府行動的責任。威信多少受點損失的唯一機構是議會。因為議會主席團於1940年時曾要求國王退位。解放前不久，當時的地下報紙《自由國家》曾特別提到這一點，它向議會指出，在下次舉行大選以前，議會代表人民說話之權無論從道義上或憲法上說都不是無可爭議的。然而人們認識到，沒有一個議會，人民的政治生活就會不完善，唯一可行的辦法是先把1936年當選的議員(占領期間追隨吉斯林的人除外)重新召集起來。


    德軍投降後不到一星期(1945年5月13日)，王儲奧拉夫和五名政府成員就返回挪威；首相約翰·尼加德斯沃爾德和政府其餘成員在5月31日到達；但國王直到6月7日當確有把握解除德國人武裝而不致引起反抗的時候才回來。6月12日，差不多緊接著國王的回國，政府就履行1940年所作的諾言，呈請辭職。國王當即召請祖國陣線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人首席法官帕爾·伯格組織臨時政府，但伯格沒有能把極左和極右方麵的人士都團結在自己周圍，因而推薦任命工黨領袖埃納爾·蓋哈德森為首相，後者及時地組成了一個聯合政府。四十七歲的蓋哈德森是挪威歷史上最年輕的首相，而且極孚眾望。他是祖國陣線積極活動的領導人之一，曾因此而遭德國人逮捕放逐，後在英國突擊隊的一次襲擊之後被押回挪威充當人質，最後又被送回集中營。他的“看守”聯合內閣是由六名工黨大臣、兩名自由黨人、兩名保守黨人、兩名共產黨人、一名基督教人民黨人和一名無黨派人士(前抵抗運動成員)組成。共產黨人在戰前從未擔任過內閣職務，在當時的議會中又毫無席位，卻讓他們在內閣中分得了兩個位置，人們覺得，這主要是向蘇聯表示的一個友好姿態，而不是反映著共產黨在挪威擁有的相對實力——雖然人們也正確地估計到該黨的實力自戰爭開始以來已明顯地有所增強。


    在德國占領的最後幾個月中，挪威的生活條件迅速惡化。貨幣已變得沒有意義，因為商店裏無貨出售，物物交換廣泛流行。這部分地是由於德國供應的物資減少了，部分地也是由於挪威國內生產遭到了破壞。德國人徵用的食品數量超過了他們本身的需要，但在另一方麵，他們也向挪威供應物資，除大量的食糖和脂肪外，還每年運來二十萬噸穀物。在被占領的頭四年裏，由於德國人開設工業和防務方麵的大工廠，所以不存在失業問題；實際上，勞動力不是過剩而是短缺，因為有許多青年人已逃到了英國、瑞典或本國山區裏去。可是到了1944-1945年冬天，由於破壞活動、轟炸、突擊隊的襲擊以及燃料缺乏所造成的交通普遍癱瘓，上述那種工廠的活動很多已陷於停頓。從那以後，局麵就完全改變了，失業成了威脅著人們的一大危險，其嚴重程度僅次於糧食不足問題。


    解放後，必須至少為十五萬人安排工作，這些人在解放前直接受僱於德國人，大多從事於非生產性工作。但是，正苦於缺少原料和燃料的挪威私營工業隻能吸收這批勞動力的一部分。因此顯然有必要由政府插手來解決這一問題。事實上也確有大量公共工程有待進行：住房嚴重不足(住宅被毀的有好幾十萬幢，而人口則比 1939年增長了百分之十二)；道路和橋樑需要重建或修復，有一些破壞嚴重的地區，特別是芬馬克，需要進行清理。


    總的說來，挪威在戰爭中所受到的最嚴重打擊，也許是喪失了它的“海上帝國”的一半，因為在戰前，它一直擁有世界上按人口平均計算最大的商船隊和規模最大、設備最好的捕鯨船隊。挪威商船為世界各國運輸貨物所掙得的收入一直是該國商務交易中最有利的一項收益。這些船隻由於散布在世界各地，大多數倖免於落入德國人之手，它們遂轉而為盟國服務，在給英國運送至關重要的糧食和石油方麵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特別在英國孤軍作戰的那段時期中尤其如此。可是在這一服務過程中，它們的實力差不多喪失了一半。要重建這一船隊將會給已經拮據的國家財政加上相當大的一個負擔，因為重建的費用估計要四十億克朗，而可以拿到的戰時船舶損失保險賠款隻有十六億克朗。


    挪威的財政麵臨著通貨膨脹這一戰後常見的幽靈。這是由為數達一百十三億克朗(合五億六千萬英鎊)的巨額德軍占領費用所導致的龐大貨幣流通量所引起的。為抑製通貨膨脹而採取的一個重大步驟是1945年9月5日頒布貨幣改革法令。流通中的紙幣一律收回，換發新紙幣，但持有貨幣超過一百克朗者，其超過部分的百分之四十被轉存入凍結帳戶。這樣凍結起來的金額達三億五千萬克朗。同時，所有的銀行活期存款帳戶，其存款額也都被凍結了一部分。1946年5月，凍結帳戶總金額達十億零三千七百萬克朗。凍結的這筆金額本身是不足以恢復貨幣平衡的，因此還必須對物價、租金、股息和利率實行嚴格的管製，並通過一項由全國共同決定的工資政策來抑製通貨膨脹。的確，政府之所以能成功地維持物價水平穩定，部分原因固然是由於實行了物價津貼，但同時也是由於人們在工資要求上表現了節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