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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重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九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然而，一直等到1927年，工黨才通過選舉勝利成為全國最強大的政黨而組織政府。工黨政府提出的綱領是很激進的，因而遭到了其他政黨的聯合反對，並引起了令人驚慌的資本外逃。政府幾乎立即被迫辭職，在隨之而來的反應中，自由黨人重新上台，農民黨人也一度參加執政。1933年的大選是在世界經濟危機和失業不斷增加的影響下舉行的，選舉結果使工黨在議會中擁有了空前強大的力量(在總共一百五十個議席中占有六十九席)；但直到1935年春他們才再度上台執政。在以後的幾年中，農民黨和自由黨的力量都有所削弱，而當時的問題已很清楚，它是社會主義和保守主義之間的抗衡。然而，從1935年起，除了戰時和戰後初期的聯合政府外，工黨事實上一直在執政，並實行了一些重要的社會改革，如失業保險、新工廠法和新學校法等。
挪威工黨的觀點和綱領本來就較其他西方國家的勞工運動更極端(這無疑主要是由於突如其來的工業化給予挪威這樣一個缺乏經驗的不發達社會的衝擊的結果)，何況它又受到了1917年俄國革命的很大影響。1919年，它甚至脫離了第二(社會黨)國際而加入了第三(共產黨)國際，但在1923年，這些挪威人由於受不了莫斯科強加於他們的嚴格紀律而中斷了這一關係。於是共產黨人在挪威另組了一個政黨。1938 年，工黨重新加入第二國際——這是一個重新肯定其社會民主主義(而非共產主義)性質的步驟，但同時也是一個強調其和平主義傾向的步驟。在德國入侵以前的整個時期中，甚至在德國占領的初期，工黨的看法一直不象其他政黨那麽富於民族主義，它甚至還不斷給人灌輸一種在麵臨敵人入侵的情況下不利於民族團結的階級意識。但它的這一態度，在1941年9月德國人槍殺工黨工作人員v·漢斯滕和r·維克斯特倫之後已有了改變；雖然很自然地，工黨在社會上比較保守的人們的心目中仍然是相當可疑的。
但是工黨的歷史和它的性質有利於使它在共產黨麵前保住自己的陣地，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能搶先利用共產黨的一些法寶。1930 年以前，共產黨人在議會中占有過三個席位，但從此以後他們失去了所有議席，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45年。大戰期間，挪威共產黨人所採取的策略顯然不同於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在抵抗運動中，他們寧願單槍匹馬，獨自抗擊德國人，而不是謀求領導和壟斷整個抵抗運動。祖國陣線領導人所策劃的行動，是為了使挪威方麵盡可能少犧牲生命財產，給敵人則造成盡可能大的損害，而又不致引起可能使無辜者遭殃的報復。共產黨人卻有他們自己的搞破壞活動的組織，搞了一些比較輕率的活動，又拒不接受祖國陣線的紀律約束。因此很自然的一個結果是，同其他各個被占領國家的情況正相反，共產黨從來不曾有代表參加過祖國陣線的領導。共產黨人被排斥在外這一點，在他們自己看來是一大恨事，可是事實上倒也有點好處，一則使他們在戰後可以表示似乎有理的不滿，同時又使他們能夠保持自己的獨立地位，不致被一個同樣是馬克思主義的、但卻是按憲法行事的工黨排擠掉。
第二節 解放時的精神麵貌和物質生活狀況
1945年5月7日晚上，駐挪威德軍總司令伯梅將軍在廣播中宣布德軍停火，擁有足足三、四萬人的祖國陣線部隊接管了全國各處的戰略要地。盟軍部隊隻是在以後才逐漸到達，而且為數有限，始終不超過幾千人。抵抗運動成員表現得極為克製，在這裏很容易看出抵抗運動中兩個主要人物，即首席法官伯格和主教伯格拉夫的影響，這兩人分別代表著挪威國民生活中起著支配作用的兩大勢力——法律和宗教。沒有發生不經審訊就草草處決或乘機報私仇等情況，甚至對那些吉斯林分子，也是嚴格按照挪威法律處理的，沒有使用特別法庭或“人民法庭”。的確，在恢復久已廢止了的死刑這一問題上(即使是“清洗”時期的暫時恢復)，伯格拉夫主教和其他許多挪威人士是感到躊躇的。大約有一萬八千名吉斯林黨羽被捕，但被控犯有重大罪行可能判處死刑或終身監禁的隻有五、六十人。前民族統一黨的其餘成員(大約有二萬人)未遭逮捕，隻是自動地喪失了公民權。可是吉斯林本人是被提交審訊、判罪並於1945年10月槍決的。
在挪威，並沒有在清洗吉斯林分子這一問題上發生什麽政治或道義上的爭論。挪威之所以有這一特殊的幸運，是由於它的司法機關統統都掌握在那些在抵抗運動中有所表現或在德國集中營中關過一個時候，因而其忠誠已無疑問的人手裏。重要職位上沒有重新混進可疑的人。經濟奸細——如那些替德國人承辦建築工程而發了橫財的所謂“營房大王”之流——則被法院和國內賠償委員會剝奪了他們的不義之財。因此，總的說來公眾滿意地感到正義已得到了伸張。而且，同其他一些曾被占領的國家很不一樣，在挪威並沒有那種感覺，認為“解放”不僅僅是指擺脫德國人的統治。這就說明了為什麽抵抗運動在它第一次公開的群眾大會上就欣然作出了自行解散的決定。抵抗運動的成員來自社會所有各個階層，因此存在著一股很濃厚的社會和諧氣氛。經濟方麵也有著和諧的氣氛，這主要是由於僱主們和恢復了的工會之間能夠就增加工資問題迅速達成一項一致同意的協議。
挪威工黨的觀點和綱領本來就較其他西方國家的勞工運動更極端(這無疑主要是由於突如其來的工業化給予挪威這樣一個缺乏經驗的不發達社會的衝擊的結果)，何況它又受到了1917年俄國革命的很大影響。1919年，它甚至脫離了第二(社會黨)國際而加入了第三(共產黨)國際，但在1923年，這些挪威人由於受不了莫斯科強加於他們的嚴格紀律而中斷了這一關係。於是共產黨人在挪威另組了一個政黨。1938 年，工黨重新加入第二國際——這是一個重新肯定其社會民主主義(而非共產主義)性質的步驟，但同時也是一個強調其和平主義傾向的步驟。在德國入侵以前的整個時期中，甚至在德國占領的初期，工黨的看法一直不象其他政黨那麽富於民族主義，它甚至還不斷給人灌輸一種在麵臨敵人入侵的情況下不利於民族團結的階級意識。但它的這一態度，在1941年9月德國人槍殺工黨工作人員v·漢斯滕和r·維克斯特倫之後已有了改變；雖然很自然地，工黨在社會上比較保守的人們的心目中仍然是相當可疑的。
但是工黨的歷史和它的性質有利於使它在共產黨麵前保住自己的陣地，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能搶先利用共產黨的一些法寶。1930 年以前，共產黨人在議會中占有過三個席位，但從此以後他們失去了所有議席，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45年。大戰期間，挪威共產黨人所採取的策略顯然不同於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在抵抗運動中，他們寧願單槍匹馬，獨自抗擊德國人，而不是謀求領導和壟斷整個抵抗運動。祖國陣線領導人所策劃的行動，是為了使挪威方麵盡可能少犧牲生命財產，給敵人則造成盡可能大的損害，而又不致引起可能使無辜者遭殃的報復。共產黨人卻有他們自己的搞破壞活動的組織，搞了一些比較輕率的活動，又拒不接受祖國陣線的紀律約束。因此很自然的一個結果是，同其他各個被占領國家的情況正相反，共產黨從來不曾有代表參加過祖國陣線的領導。共產黨人被排斥在外這一點，在他們自己看來是一大恨事，可是事實上倒也有點好處，一則使他們在戰後可以表示似乎有理的不滿，同時又使他們能夠保持自己的獨立地位，不致被一個同樣是馬克思主義的、但卻是按憲法行事的工黨排擠掉。
第二節 解放時的精神麵貌和物質生活狀況
1945年5月7日晚上，駐挪威德軍總司令伯梅將軍在廣播中宣布德軍停火，擁有足足三、四萬人的祖國陣線部隊接管了全國各處的戰略要地。盟軍部隊隻是在以後才逐漸到達，而且為數有限，始終不超過幾千人。抵抗運動成員表現得極為克製，在這裏很容易看出抵抗運動中兩個主要人物，即首席法官伯格和主教伯格拉夫的影響，這兩人分別代表著挪威國民生活中起著支配作用的兩大勢力——法律和宗教。沒有發生不經審訊就草草處決或乘機報私仇等情況，甚至對那些吉斯林分子，也是嚴格按照挪威法律處理的，沒有使用特別法庭或“人民法庭”。的確，在恢復久已廢止了的死刑這一問題上(即使是“清洗”時期的暫時恢復)，伯格拉夫主教和其他許多挪威人士是感到躊躇的。大約有一萬八千名吉斯林黨羽被捕，但被控犯有重大罪行可能判處死刑或終身監禁的隻有五、六十人。前民族統一黨的其餘成員(大約有二萬人)未遭逮捕，隻是自動地喪失了公民權。可是吉斯林本人是被提交審訊、判罪並於1945年10月槍決的。
在挪威，並沒有在清洗吉斯林分子這一問題上發生什麽政治或道義上的爭論。挪威之所以有這一特殊的幸運，是由於它的司法機關統統都掌握在那些在抵抗運動中有所表現或在德國集中營中關過一個時候，因而其忠誠已無疑問的人手裏。重要職位上沒有重新混進可疑的人。經濟奸細——如那些替德國人承辦建築工程而發了橫財的所謂“營房大王”之流——則被法院和國內賠償委員會剝奪了他們的不義之財。因此，總的說來公眾滿意地感到正義已得到了伸張。而且，同其他一些曾被占領的國家很不一樣，在挪威並沒有那種感覺，認為“解放”不僅僅是指擺脫德國人的統治。這就說明了為什麽抵抗運動在它第一次公開的群眾大會上就欣然作出了自行解散的決定。抵抗運動的成員來自社會所有各個階層，因此存在著一股很濃厚的社會和諧氣氛。經濟方麵也有著和諧的氣氛，這主要是由於僱主們和恢復了的工會之間能夠就增加工資問題迅速達成一項一致同意的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