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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重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九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大戰的一個後果是，防務不再成為黨派間意見對立的問題，它已是除共產黨以外所有各黨都接受的一個原則。丹麥自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被德國戰敗和宰割，其帝國在這之後的若幹年中被不斷削弱以來，觀點上變得愈來愈傾向於和平、中立而不好戰了。在農民黨極盛時期，它的綱領中很主要的一條就是主張廢棄防務措施，而且後來在綱領中刪去這一條曾是導致該黨一部分人退黨而另組激進黨的原因之一。當時，激進黨人變成了鼓吹中立，鼓吹和平主義，主張把國防力量縮減成為僅僅一支“邊界警衛隊”的最重要旗手；他們的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是執政黨，卻並沒有因這一政策而遭受不幸的後果。而最終遭受這種後果的卻是社會民主黨。
社會民主黨人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裏由於過分專心致力於國內政策，未能騰出多少時間來考慮防務問題，同時他們又需要激進黨的支持來湊成執政所需的多數，因而聽任激進黨人去掌握和製定防務政策。這種政策的一個合乎邏輯的結果是，斯塔烏寧政府在拒絕了瑞典提出的締結“北歐公約”的建議之後，於1939年5月同意和德國簽訂一項為期十年的互不侵犯條約。1940年5月這項條約被德國撕毀之後，政府在戰爭爆發前最後幾個月中的政策所引起的一些民憤，就落在聯合執政各黨派中為首的黨社會民主黨的頭上——這一點在戰後第一次選舉的結果中就反映了出來。事實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四分之一個世紀中，唯有保守黨始終主張保持軍隊和國防而不使削弱。但是在戰後，其他各主要政黨——共產黨總是除外——逐漸地也採取了同樣的觀點。因此，丹麥政府能夠在不引起國內爭執的情況下，先是接受了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防務義務，後來又在1948-1949年間舉行的斯堪地那維亞防務條約談判失敗之後，決定同西方國家通力合作，共同防禦來自東方的威脅。
第五章 挪威
奇爾斯頓子爵 [英國]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 1955
第一節 背景
第二節 解放時的精神麵貌和物質生活狀況
第三節 戰後各政黨的演變
第四節 戰後在恢復國內經濟和調整對外方針上的一些問題
第一節 背景
挪威同丹麥一樣，在經歷了德國占領的嚴峻考驗之後，盡管物質上暫時有些困難，精神麵貌卻很好，這主要是因為，它在政治上獲得完全解放是不久前的事，還起著鼓舞人心的作用。丹麥盡管遲至二十世紀初才完全建成議會製政府，卻一向是一個主權國家；可是挪威，雖然它享有某種程度的議會政治的歷史要比丹麥悠久得多，卻一直到二十世紀初才有它自己的國王。因此，挪威人對自己國家的自豪感特別強烈，而他們之所以能抵抗德國人，能夠在1940年如同在1905年那樣把國家利益置於黨派利益之上，這一點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而且，歷史上挪威人所作的政治鬥爭是針對其他國家的——最初是針對丹麥，後來是針對瑞典——而不是象丹麥人的鬥爭那樣，以國內敵人為對象；這樣他們就養成了民族團結的習慣，沒有丹麥人那麽多的國內鬥爭傳統。
挪威人的這一歷史遺產也許有助於說明為什麽他們對自己隊伍中的那幫賣國賊——以維德庫恩·吉斯林為首的法西斯運動——特別痛恨，態度特別嚴厲(吉斯林這一名字已成為賣國賊的同義語而臭名遠揚)。民族統一黨(亦即一般所稱的ns黨)是挪威公開反對民主和立憲議會製度的唯一黨派。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那段動盪不定的時期中，這樣一個黨的煽動即使在挪威這樣的國家也是有可能爭取到一些支持的，要是它的領袖是個較強的人物的話。但事實上該黨所贏得的支持是微乎其微的。在它成立的1933年，它在全國隻獲得二萬七千八百五十張選票，而在1936年，它的表現甚至更糟。盡管進行了大規模的宣傳運動，它在議會中連一個席位也沒有爭取到。
當1814年挪威人被迫與瑞典聯合時，他們通過了一部民主憲法，以此來堅持其自決權利。可是，在實行議會製度的早期階段，議員的人選往往是從過去用丹麥國王名義進行統治的那些極端保守的官僚之中產生的，同時瑞典國王又施加壓製性的影響，因此向徹底民主自治的過渡不可避免地是相當緩慢的。但這種遲延在某些方麵倒是有好處的，因為這使挪威避免了一次丹麥發生過的那種過早民主化所引起的激烈反應；而當1884年自由黨的巨大勝利終於到來時，民主自治的取得並沒有冒革命的風險，而是一次普選的合乎邏輯的結果。
1814年頒布的憲法(這部憲法隻有少數幾個地方後來有過改動)明白指出，立法和徵稅是人民通過其代表執行的職權，它還規定通過講話或書麵發表個人意見應有完全的自由。但議會本身的體製卻在某些細節上不同於常見的模式。
盡管挪威人的性格具有強烈的個人主義傾向，政黨的數目卻向來是比較少的。十九世紀時，如同在其他國家中一樣，代表著由農民占多數的全國人口中那種嚮往個人自由的願望的是自由黨，領導著反對異族統治的鬥爭的也是自由黨。可是，隨著十九世紀末水力發電事業的發展和由此而來的大批工業中心的興起，人口中開始出現了一種新的成分，他們的要求是必須加以迎合的。在二十世紀的頭二十五年中，這一新興工業無產階級的要求，是通過工黨和有勢力的(甚至是專斷的)工會組織的迅速成長壯大，通過較早實現產業工人高工資水平和堪為模範的社會福利事業而得到滿足的。
社會民主黨人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年代裏由於過分專心致力於國內政策，未能騰出多少時間來考慮防務問題，同時他們又需要激進黨的支持來湊成執政所需的多數，因而聽任激進黨人去掌握和製定防務政策。這種政策的一個合乎邏輯的結果是，斯塔烏寧政府在拒絕了瑞典提出的締結“北歐公約”的建議之後，於1939年5月同意和德國簽訂一項為期十年的互不侵犯條約。1940年5月這項條約被德國撕毀之後，政府在戰爭爆發前最後幾個月中的政策所引起的一些民憤，就落在聯合執政各黨派中為首的黨社會民主黨的頭上——這一點在戰後第一次選舉的結果中就反映了出來。事實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四分之一個世紀中，唯有保守黨始終主張保持軍隊和國防而不使削弱。但是在戰後，其他各主要政黨——共產黨總是除外——逐漸地也採取了同樣的觀點。因此，丹麥政府能夠在不引起國內爭執的情況下，先是接受了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防務義務，後來又在1948-1949年間舉行的斯堪地那維亞防務條約談判失敗之後，決定同西方國家通力合作，共同防禦來自東方的威脅。
第五章 挪威
奇爾斯頓子爵 [英國]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 1955
第一節 背景
第二節 解放時的精神麵貌和物質生活狀況
第三節 戰後各政黨的演變
第四節 戰後在恢復國內經濟和調整對外方針上的一些問題
第一節 背景
挪威同丹麥一樣，在經歷了德國占領的嚴峻考驗之後，盡管物質上暫時有些困難，精神麵貌卻很好，這主要是因為，它在政治上獲得完全解放是不久前的事，還起著鼓舞人心的作用。丹麥盡管遲至二十世紀初才完全建成議會製政府，卻一向是一個主權國家；可是挪威，雖然它享有某種程度的議會政治的歷史要比丹麥悠久得多，卻一直到二十世紀初才有它自己的國王。因此，挪威人對自己國家的自豪感特別強烈，而他們之所以能抵抗德國人，能夠在1940年如同在1905年那樣把國家利益置於黨派利益之上，這一點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而且，歷史上挪威人所作的政治鬥爭是針對其他國家的——最初是針對丹麥，後來是針對瑞典——而不是象丹麥人的鬥爭那樣，以國內敵人為對象；這樣他們就養成了民族團結的習慣，沒有丹麥人那麽多的國內鬥爭傳統。
挪威人的這一歷史遺產也許有助於說明為什麽他們對自己隊伍中的那幫賣國賊——以維德庫恩·吉斯林為首的法西斯運動——特別痛恨，態度特別嚴厲(吉斯林這一名字已成為賣國賊的同義語而臭名遠揚)。民族統一黨(亦即一般所稱的ns黨)是挪威公開反對民主和立憲議會製度的唯一黨派。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那段動盪不定的時期中，這樣一個黨的煽動即使在挪威這樣的國家也是有可能爭取到一些支持的，要是它的領袖是個較強的人物的話。但事實上該黨所贏得的支持是微乎其微的。在它成立的1933年，它在全國隻獲得二萬七千八百五十張選票，而在1936年，它的表現甚至更糟。盡管進行了大規模的宣傳運動，它在議會中連一個席位也沒有爭取到。
當1814年挪威人被迫與瑞典聯合時，他們通過了一部民主憲法，以此來堅持其自決權利。可是，在實行議會製度的早期階段，議員的人選往往是從過去用丹麥國王名義進行統治的那些極端保守的官僚之中產生的，同時瑞典國王又施加壓製性的影響，因此向徹底民主自治的過渡不可避免地是相當緩慢的。但這種遲延在某些方麵倒是有好處的，因為這使挪威避免了一次丹麥發生過的那種過早民主化所引起的激烈反應；而當1884年自由黨的巨大勝利終於到來時，民主自治的取得並沒有冒革命的風險，而是一次普選的合乎邏輯的結果。
1814年頒布的憲法(這部憲法隻有少數幾個地方後來有過改動)明白指出，立法和徵稅是人民通過其代表執行的職權，它還規定通過講話或書麵發表個人意見應有完全的自由。但議會本身的體製卻在某些細節上不同於常見的模式。
盡管挪威人的性格具有強烈的個人主義傾向，政黨的數目卻向來是比較少的。十九世紀時，如同在其他國家中一樣，代表著由農民占多數的全國人口中那種嚮往個人自由的願望的是自由黨，領導著反對異族統治的鬥爭的也是自由黨。可是，隨著十九世紀末水力發電事業的發展和由此而來的大批工業中心的興起，人口中開始出現了一種新的成分，他們的要求是必須加以迎合的。在二十世紀的頭二十五年中，這一新興工業無產階級的要求，是通過工黨和有勢力的(甚至是專斷的)工會組織的迅速成長壯大，通過較早實現產業工人高工資水平和堪為模範的社會福利事業而得到滿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