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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重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九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第三節 戰後各政黨的演變
挪威有著一個極端激進的工黨，因此，戰後初期各國都在醞釀著的共產黨同其他左派政黨聯合一事，在挪威似乎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具有良好的基礎。剛解放不久，工黨機關報《工人日報》(1945年5月16日)就表示希望能夠實現合併計劃，建立一條“工人政黨統一陣線”，並宣稱戰前使共產黨和社會黨合不起來的意識形態分歧不再有實際意義，因為“共產黨現在也採取了以民主為基礎的立場”。1945年5月3日，據報刊披露，工會秘書處曾提議願為有關政黨合併事安排談判。作為提出這一建議的理由，秘書處提到，1943 年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兩黨的工會代表曾一致認為合併的時機已經到來。5月30日，挪威工黨代表大會通過一項決議，大意說，“挪威共產黨人業已表明，他們同挪威工黨一樣，也是站在民族和民主的基本立場上。既然這樣，工人運動沒有理由分裂成為兩個政黨。”因此兩黨決定在10月份舉行大選以前就實行合併。
原先商定，從現存議會裏工黨擁有的七十個席位中讓出十席給共產黨人，但不久共產黨就要求有更多的席位。在某些選區，聯合候選人名單也難以取得一致意見，而共產黨人則開始提出他們自己的名單。事實是，正如共產黨人在抵抗運動中曾一度感到的那樣，他們現在又一次感到，如果他們不因同工黨聯合而受到約束的話，也許更能有所作為。因此，談論了很多的合併計劃終於在最後一刻成了泡影。在10月8日的選舉中，工黨獲得了總選票的將近一半。得到了七十六個議席，而共產黨所得到的僅比根據原先協議所能拿到的多一席。選舉後共產黨人建議和工黨合作，但這時他們遭到了拒絕。這一命運不濟的求愛事件對於其他政黨也有影響；自由黨、農民黨和基督教人民黨中為首的一些人物曾發出呼籲書，要求成立一個“聯合黨”，伯格拉夫主教和自由教會的領袖哈萊斯比教授也簽署了這一呼籲書。但保守黨人拒不參與其事，因此這類建議也就象共產黨與工黨間的談判一樣流產了。
工黨在戰後第一次大選中能夠壓倒所有其他政黨，在它的歷史上第一次取得明顯的多數黨地位，這並不使人奇怪，因為在歷屆大選中，工黨所得的選票都是穩步上升的，而且工黨的勝利也符合當時歐洲向左轉的一般趨勢。但在另一方麵，基督教人民黨也取得巨大進展這一事實，在當時看來確是令人詫異。大多數政治問題專家原來認為，既然已經在左與右的基礎上就主要的爭端劃分了鮮明的壁壘，那些中間派的小政黨即使不失去其全部支持者，也將失去其大部；可是，雖然挪威向左移動了明顯的一步，卻也通過這次大選清楚地表明它並不準備走一條徹底激進的道路。
基督教人民黨的勝利同工黨的勝利一樣，也是一股歐洲政治思潮的表現。該黨是基督教-社會運動在挪威的具體化，這種思潮雖然在斯堪地那維亞的幾個姊妹國家中不是那麽明顯，但在幾乎所有其他的西歐國家中卻都是戰後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顯著特色。基督教人民黨是由前“左派”代表、堅定的路德教徒尼爾斯·拉維克於1933年創建的，1936年在議會中贏得了兩個席位。解放後，該黨立即開始了一場新的爭取選民的運動，並在戰後第一次選舉中得到了幾達全國百分之十的選票。它的綱領主張改善社會條件，同時又主張發展宗教教育，使其能滲透到整個教育製度中去；這一綱領是不明確的，也是不切實際的，但是，該黨所得到的支持表明，它迎合了那種希望在政治和國家生活的一切方麵加強宗教和道德觀念的潛在要求。
在1945年的選舉中，自由黨所受損失之小，出人意料。它之所以能在其他國家的自由黨開始衰落之後很久仍繼續保持其力量，是可以用挪威工黨的過激性質來解釋的；就是由於這一緣故，自由黨才繼續獲得一部分穩健的革新派人士的支持，而在其他國家，這部分人早已轉而擁護社會民主黨了。的確，挪威自由黨還傾向於使自己成為與保守黨截然不同的穩健的社會改革的鼓吹者，它還拒絕同保守黨攜起手來去全麵反對工黨。自由企業與計劃經濟之爭已成為自由黨與保守黨之間的主要分歧。保守黨長期以來(自從它一度被人們看作是始而代表著丹麥人的異族統治，繼而又代表著瑞典人的異族統治的那個時候以來)已逐漸培養成了一個良好的民主傳統，在戰前它一貫堅持要充實國防，而它的這一主張已充分證明是正確的；但盡管如此，它在這一次選舉中卻沒有能保持其原有的地位。支持保守黨的力量主要來自大城市和東南一帶富庶的農業地區；但在挪威這樣從一般意義上說的資本家人數極少的國家裏，是不能公平合理地把議會中的第二大黨保守黨說成是純粹的階級政黨的。然而，它作為不合當時潮流的右派的代表，還是在這次大選中失去了十一個議席。
相對地說，農民黨的損失最重，它的議席從十八席下降為十席。正如這個黨的名稱所表明的，它是公開地為謀求純屬一個階層的利益而創建的，所以它最初所得的支持大部分來自它從保守黨人那裏分離出來的一些大農場主。因此，它實際上所代表的隻是農業人口中範圍極為狹小的一部分，而這部分人的利益，反正已由於他們在挪威憲法上享有特惠待遇，而且又有了一個非政治性的團體(農場主協會)而得到充分保護。這一事實促成了農民黨的衰落，使它下降成為某種自封的象湊足分量用的零星砝碼那樣的角色，自己沒有明確的政策，在黨派力量的天平上一會兒倒向這邊，一會兒倒向那邊——雖然近來愈來愈經常地支持工黨一方。
挪威有著一個極端激進的工黨，因此，戰後初期各國都在醞釀著的共產黨同其他左派政黨聯合一事，在挪威似乎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具有良好的基礎。剛解放不久，工黨機關報《工人日報》(1945年5月16日)就表示希望能夠實現合併計劃，建立一條“工人政黨統一陣線”，並宣稱戰前使共產黨和社會黨合不起來的意識形態分歧不再有實際意義，因為“共產黨現在也採取了以民主為基礎的立場”。1945年5月3日，據報刊披露，工會秘書處曾提議願為有關政黨合併事安排談判。作為提出這一建議的理由，秘書處提到，1943 年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兩黨的工會代表曾一致認為合併的時機已經到來。5月30日，挪威工黨代表大會通過一項決議，大意說，“挪威共產黨人業已表明，他們同挪威工黨一樣，也是站在民族和民主的基本立場上。既然這樣，工人運動沒有理由分裂成為兩個政黨。”因此兩黨決定在10月份舉行大選以前就實行合併。
原先商定，從現存議會裏工黨擁有的七十個席位中讓出十席給共產黨人，但不久共產黨就要求有更多的席位。在某些選區，聯合候選人名單也難以取得一致意見，而共產黨人則開始提出他們自己的名單。事實是，正如共產黨人在抵抗運動中曾一度感到的那樣，他們現在又一次感到，如果他們不因同工黨聯合而受到約束的話，也許更能有所作為。因此，談論了很多的合併計劃終於在最後一刻成了泡影。在10月8日的選舉中，工黨獲得了總選票的將近一半。得到了七十六個議席，而共產黨所得到的僅比根據原先協議所能拿到的多一席。選舉後共產黨人建議和工黨合作，但這時他們遭到了拒絕。這一命運不濟的求愛事件對於其他政黨也有影響；自由黨、農民黨和基督教人民黨中為首的一些人物曾發出呼籲書，要求成立一個“聯合黨”，伯格拉夫主教和自由教會的領袖哈萊斯比教授也簽署了這一呼籲書。但保守黨人拒不參與其事，因此這類建議也就象共產黨與工黨間的談判一樣流產了。
工黨在戰後第一次大選中能夠壓倒所有其他政黨，在它的歷史上第一次取得明顯的多數黨地位，這並不使人奇怪，因為在歷屆大選中，工黨所得的選票都是穩步上升的，而且工黨的勝利也符合當時歐洲向左轉的一般趨勢。但在另一方麵，基督教人民黨也取得巨大進展這一事實，在當時看來確是令人詫異。大多數政治問題專家原來認為，既然已經在左與右的基礎上就主要的爭端劃分了鮮明的壁壘，那些中間派的小政黨即使不失去其全部支持者，也將失去其大部；可是，雖然挪威向左移動了明顯的一步，卻也通過這次大選清楚地表明它並不準備走一條徹底激進的道路。
基督教人民黨的勝利同工黨的勝利一樣，也是一股歐洲政治思潮的表現。該黨是基督教-社會運動在挪威的具體化，這種思潮雖然在斯堪地那維亞的幾個姊妹國家中不是那麽明顯，但在幾乎所有其他的西歐國家中卻都是戰後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顯著特色。基督教人民黨是由前“左派”代表、堅定的路德教徒尼爾斯·拉維克於1933年創建的，1936年在議會中贏得了兩個席位。解放後，該黨立即開始了一場新的爭取選民的運動，並在戰後第一次選舉中得到了幾達全國百分之十的選票。它的綱領主張改善社會條件，同時又主張發展宗教教育，使其能滲透到整個教育製度中去；這一綱領是不明確的，也是不切實際的，但是，該黨所得到的支持表明，它迎合了那種希望在政治和國家生活的一切方麵加強宗教和道德觀念的潛在要求。
在1945年的選舉中，自由黨所受損失之小，出人意料。它之所以能在其他國家的自由黨開始衰落之後很久仍繼續保持其力量，是可以用挪威工黨的過激性質來解釋的；就是由於這一緣故，自由黨才繼續獲得一部分穩健的革新派人士的支持，而在其他國家，這部分人早已轉而擁護社會民主黨了。的確，挪威自由黨還傾向於使自己成為與保守黨截然不同的穩健的社會改革的鼓吹者，它還拒絕同保守黨攜起手來去全麵反對工黨。自由企業與計劃經濟之爭已成為自由黨與保守黨之間的主要分歧。保守黨長期以來(自從它一度被人們看作是始而代表著丹麥人的異族統治，繼而又代表著瑞典人的異族統治的那個時候以來)已逐漸培養成了一個良好的民主傳統，在戰前它一貫堅持要充實國防，而它的這一主張已充分證明是正確的；但盡管如此，它在這一次選舉中卻沒有能保持其原有的地位。支持保守黨的力量主要來自大城市和東南一帶富庶的農業地區；但在挪威這樣從一般意義上說的資本家人數極少的國家裏，是不能公平合理地把議會中的第二大黨保守黨說成是純粹的階級政黨的。然而，它作為不合當時潮流的右派的代表，還是在這次大選中失去了十一個議席。
相對地說，農民黨的損失最重，它的議席從十八席下降為十席。正如這個黨的名稱所表明的，它是公開地為謀求純屬一個階層的利益而創建的，所以它最初所得的支持大部分來自它從保守黨人那裏分離出來的一些大農場主。因此，它實際上所代表的隻是農業人口中範圍極為狹小的一部分，而這部分人的利益，反正已由於他們在挪威憲法上享有特惠待遇，而且又有了一個非政治性的團體(農場主協會)而得到充分保護。這一事實促成了農民黨的衰落，使它下降成為某種自封的象湊足分量用的零星砝碼那樣的角色，自己沒有明確的政策，在黨派力量的天平上一會兒倒向這邊，一會兒倒向那邊——雖然近來愈來愈經常地支持工黨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