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民主黨在農村居民中有少數追隨者,但它主要依靠的是城市工人的支持,隨著城市工人階級人數的增加和影響的擴大,該黨的威望和重要性也相應提高,一直到它成為丹麥的第一大黨。然而它的大多數領袖卻是知識分子而不是工運人物,它的綱領也一貫是溫和的。表麵上它的最終目的是生產資料的國有化,但它一貫願意謀求一些眼前的不越出現有社會結構範圍的改良措施。最重要的是,它始終下定決心不同共產黨打交道——除非得到共產黨所永遠不會提供的那種保證。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左翼勢力居支配地位的那段時期內,第四個大黨人民保守黨是經歷過一番盛衰變遷的。這個黨作為舊時“右派黨”的後繼者建立於1916年,多少以同時代的英國保守黨作為它建黨的樣板。在二十年代,有一個時候該黨曾被人懷疑有法西斯傾向,但在後來的十五年中憑著黨首腦克裏斯馬斯·默勒巧妙有力的領導而消除了人們的這一印象。


    默勒領導人民保守黨,對該黨的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他那進步的,帶有強烈個人主義色彩的政策給了該黨以蓬勃的生氣,但卻使黨付出了分裂為兩派的代價:即分裂為接受默勒主張的進步派和抵製這種主張的正統派。默勒的目的,是要清除殘存於人民保守黨內的反動精神的一切痕跡,消除人們心目中關於它受“大金融資本”收買的一切懷疑。他還希望這個黨能夠在政治上擺脫對另一個中產階級大黨——農民黨——的依賴,並建立起它在中派政治力量中的地位。他支持防務措施,並主張採取積極的改革政策,認為這是反擊社會主義的最好辦法。他在大戰前夕同其他政黨領導人合作,共同草擬了一個新憲法草案,但沒有能使廣大保守黨選民跟著他一起行動,這一憲法草案終於在一次全國公民投票中被否決。


    第二節 解放後精神方麵和物質方麵的恢復


    戰爭期間丹麥被德軍占領以及丹麥人反對占領軍的抵抗運動的逐漸發展,導致了國家團結的加強,而不是象在法國和比利時那樣加深舊有的矛盾或產生新的分歧。在丹麥,認賊作父同德國人搞合作的事,總的說來要比其他被占領國家少得多,因此在本民族內部引起的仇恨情緒也少得多。這主要是由於國家被占領時,它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情況都比較健全。盡管國王和政府在戰爭開始前不久曾同德國締結過一項條約,但人們並沒有對此提出多少嚴厲的批評,因為國王和政府後來的舉動表明,就連這一次屈服於高壓的行為也是出於愛國的動機,而且這次屈服在時間上和範圍上也都不是漫無限度的。丹麥從沒有內奸賣國分子掌過權,1943年舉行議會選舉時,本地納粹黨人隻撈到百分之二的選票。丹麥不得不等到1945年5月5日德國軍隊投降之後才獲得解放,可是一經解放,它就異常迅速地恢復了立憲政府。國王不用從流亡地回來,他本來就在國內,聲譽完好無損;議會也還存在著,它雖然在不久前暫停活動,卻是新近在1943年才選出的,而且在它的一百四十八名議員中,有一百四十三人是公開反對納粹主義、反對德國統治的。再有,甚至在德軍撤離之前,早就商定了一個內閣名單,其中有不少抵抗運動代表人物參加,因此能夠毫不遲延地由這個內閣把國家接管過來。


    在物質方麵,盡管有德國人的劫掠和本國人搞的怠工破壞,丹麥的生產能力還幾乎是完整無損的,工業農業都是如此。戰爭結束時,國家肉類倉庫內堆滿了食品,隻等布雷的海洋恢復通航,就可以裝運出口。所以,丹麥不存在黑市問題,不過為了幫助不那麽幸運的其他國家,它曾自願實行過定量配給製。工業裝備著高效率的現代機器(德國人為求增加生產,曾供應新工具);因怠工和德方報復而造成的破壞大多是可以修復的。另一方麵,丹麥沒有任何原料可言,隻有依靠進口,特別是煤和焦炭。戰前它每月要從英國進口四十萬噸燃料,在被占領期間則從德國得到燃料,最低時每月也有十二萬五千噸。可是在戰後,由於船位和原料都普遍缺少,就不能指望維持這樣規模的進口了。


    因此,丹麥解放後所能獲得的工業用煤和家庭消費用煤,反而比被占領時少。而且,使它感到沮喪的是,它出售黃油和熏豬肉所得的價格竟不如戰時德國人所付的那麽高。當時歐洲物資普遍缺乏,丹麥的農產品本來很可以在自由市場上賣得空前高價,但由於煤和航運全部控製在盟方幾個大國手裏,丹麥人不可能大做有利的買賣。而且,英國和德國以前是丹麥的最好主顧,也是它原料的最大供應國,可是現在這兩國都被迫大大削減進口,丹麥也不得不自動地跟著緊縮進口。所以,丹麥在戰後初期階段所遭遇的經濟困難,是由於外部原因,而不是它本身條件所固有的內部原因。


    第三節 解放後政治方麵的事態發展


    丹麥雖具備較健全的政治社會條件,但仍不免象它的一些鄰國一樣,在獲得解放之後同抵抗運動發生麻煩。首先,在抵抗運動今後的地位和作用問題上,以及在處理通敵分子的問題上,都有著通常會發生的那種緊張關係。在共產黨的影響下,在一些已知有通敵分子或懷疑有通敵分子的工業部門中發動了罷工,有人還試圖給所有議會議員統統加上通敵分子的罪名,雖然在丹麥提出這樣的指控要比在其他國家更沒有理由。另外,在丹麥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樣,吸收抵抗運動的代表參加內閣被說成是企圖收買抵抗運動或捆住它的手腳。當警察重又擔負起他們的職責,而且有通敵嫌疑的人隻能在警察監督下加以逮捕,作了這樣規定之後,警察同抵抗運動成員之間也產生了緊張關係。丹麥境內存在著三十五萬名德國難民和傷員的事實,以及解放以後又發現了一些過去所不知道的德國人的罪行和德國人搞宣傳和間諜活動的渠道(甚至也有紅十字會在內),這些也都是進一步引起摩擦的因素。的確,丹麥的抵抗運動總的說來要比挪威的抵抗運動更富於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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