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5頁
歐洲的重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九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丹麥的社會與政治生活之所以解放得比較晚，它進入“現代國家”行列之所以比較遲，那是由於1849年它在民主政體道路上跨出的第一步未免過早，也過於突然。當然，那個時候其他一些歐洲國家也已經在出現民主外貌的一些主要特點，這些特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仍然保留著，可是就丹麥來說，卻是為時太早，因為它勢必從專製製度一下子直接轉變為民主，而大多數有關的其他國家，早已在這之前的一係列發展階段逐漸甩掉專製製度了。
就象別的一些實行議會製過早過猛的國家一樣，丹麥先曾於1660年走向另一個極端，給自己建立了一個世襲的專製君主政權。這個在理論上說來是專製的政權，在其後期卻採取好幾個走向議會民主和社會民主的極為重要的步驟，而在1849年，國王還居然讓這個國家有了一部民主的憲法。然而，這一措施，卻在既得利益受到威脅的那些人中間，壓出了一陣反動，這陣反動之強大，足以使憲法條文幾同虛設，並把民主自由的實現推遲了達半個世紀之久。繼這一挫折而來的轉向專製政治的倒退，不僅與西歐當時的一般發展趨勢完全脫節，而且也加劇了社會各階級之間的對抗，增強了享受不到特權的那部分人的激進傾向，而當時，激進主義正由於種種其他原因而在到處得勢。另一方麵，這一倒退也有它激發進步運動的好的一麵，這些進步運動，正因為是在反抗精神中產生的，就顯得格外有力。因此，在整個十九世紀下半葉這一在其他方麵說來是政治倒退的時期中，有一些製度諸如平民中等學校、工人教育協會、合作社運動、工會運動和新聞自由等，卻都成了積極推進社會下層群眾的公民教育的力量。
1901年，進步的下院戰勝了反動的上院，從此開始了一個對國家進行徹底改革的不斷前進的運動，結果，不到二十年，丹麥就成了一個模範的民主國家。下麵這一事實很能突出表明丹麥在民主方麵進步的持續性——以及它的獨一無二的好運氣：1915年當歐洲各大國都在傾全力於戰爭時，丹麥人卻修訂了他們的憲法，這次修訂除有其他內容外，特別是把選舉權擴大到了所有年滿二十五歲的人，包括婦女在內。戰後，從1920年起，他們陸續把大莊園產業劃分為小塊土地分配出去，結果，終於產生了兩萬戶個體經營的小農場。
這些成就表明，在丹麥是左的情緒和左翼黨派占著優勢，可是從二十世紀初以來，丹麥未曾有過一個黨派能夠單獨在下院中擁有多數議席。這一情況是實行了一種複雜的比例代表選舉製的結果，在這種選舉製度下，議席分配得很散，每個少數黨派都能無遺漏地得到代表，因此除成立少數黨政府外，隻有組織聯合政府一途。事實上，從1920年至1929年，丹麥就是由少數黨政府統治著——兩屆自由黨政府和一屆社會民主黨政府，而從 1929年至 1940年則由社會黨人和激進黨人所組成的聯合政府執政。需要有兩個或兩個以上政黨的合作，才能保證法案在議會中通過，但幸而這一點常常證明是可以辦得到的，因此政治上的派係鬥爭並沒有堵塞進步的道路。例如，在1933年，當丹麥也象其他國家一樣受到世界經濟蕭條所引起的勞工風潮的困擾時，社會黨、激進黨和自由黨通過所謂坎斯勒加德協定，共同保證採取一些被認為是應付當時局勢所必要的措施。又如在1937年，通過政黨間類似的合作，對初等教育進行了一次徹底整頓。大約就在這同時，所有政黨還曾聯合起來對憲法作進一步修訂；可是，雖然它們設法使議會兩院都通過了憲法修改案，但議會的這一決定，依法需要有公民投票中百分之四十五的票數贊成才能得到批準，而在1939年的公民投票中該法案卻以極微小的票數之差沒有能贏得所需的百分之四十五贊成票。
在這段時期內，原來是第一大黨的農民黨(農民自由黨)已把這一地位讓給了社會民主黨。甚至在1849年國王批準第一部憲法之前，丹麥經營個體農場的農民就已作為自由民主主義的旗手而大露頭角了；1870年起，他們的政黨(當時稱為“統一左翼黨”)在下院擁有多數議席達一個多世代之久，雖然保守派內閣仍憑著宮廷和上院的支持而繼續掌權。1901年下院的無上權威得到承認之後，農民黨就取得了其應有的執政地位，組織了幾屆內閣，實行了許多改革，但是，農民日益富裕的經濟情況逐漸地改變了他們這個政黨的性質和觀點。它對社會改革的同情開始衰退，到了1920年，它的綱領中主要就隻剩下對於曾使農民富裕起來的自由貿易和經濟上的自由放任製度表示嚮往的內容了。而且，雖然在丹麥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樣，城市無產階級已經成為一支需要認真對待的力量，但該黨對城市工業中的尖銳問題極少關心。嚴重的城鄉對立一直是丹麥政治生活的一大特色，農民黨雖然在鄉村地區仍有很鞏固的地位，卻愈來愈不能同它在城市中的原有支持者保持良好關係(原先是它的民主政策把他們爭取過來的)，結果，一個叫做激進黨(激進左翼黨)的新黨就發展壯大起來了。
激進黨雖然一直是四大政黨中最小的一個，但因為它有來自知識界的傑出領袖，同時因為它在其他政黨間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很快就成了丹麥的一大勢力。這個黨中那些頗有點教條主義色彩的知識分子民主主義者——一批有文學修養、宗教上抱有自由思想、主張和平主義的人物——成了既是替城市中的手藝工人，也是替地位較低下的農業工人和租種農場土地的佃戶們說話的發言人，這些農業工人和佃戶感到自己受農場主的剝削，而且農民黨又不理睬他們。最後激進黨終於因社會民主黨的得勢而黯然失色，但有一個時候這兩黨曾攜手合作，從而湊成了一個執政的多數派。
就象別的一些實行議會製過早過猛的國家一樣，丹麥先曾於1660年走向另一個極端，給自己建立了一個世襲的專製君主政權。這個在理論上說來是專製的政權，在其後期卻採取好幾個走向議會民主和社會民主的極為重要的步驟，而在1849年，國王還居然讓這個國家有了一部民主的憲法。然而，這一措施，卻在既得利益受到威脅的那些人中間，壓出了一陣反動，這陣反動之強大，足以使憲法條文幾同虛設，並把民主自由的實現推遲了達半個世紀之久。繼這一挫折而來的轉向專製政治的倒退，不僅與西歐當時的一般發展趨勢完全脫節，而且也加劇了社會各階級之間的對抗，增強了享受不到特權的那部分人的激進傾向，而當時，激進主義正由於種種其他原因而在到處得勢。另一方麵，這一倒退也有它激發進步運動的好的一麵，這些進步運動，正因為是在反抗精神中產生的，就顯得格外有力。因此，在整個十九世紀下半葉這一在其他方麵說來是政治倒退的時期中，有一些製度諸如平民中等學校、工人教育協會、合作社運動、工會運動和新聞自由等，卻都成了積極推進社會下層群眾的公民教育的力量。
1901年，進步的下院戰勝了反動的上院，從此開始了一個對國家進行徹底改革的不斷前進的運動，結果，不到二十年，丹麥就成了一個模範的民主國家。下麵這一事實很能突出表明丹麥在民主方麵進步的持續性——以及它的獨一無二的好運氣：1915年當歐洲各大國都在傾全力於戰爭時，丹麥人卻修訂了他們的憲法，這次修訂除有其他內容外，特別是把選舉權擴大到了所有年滿二十五歲的人，包括婦女在內。戰後，從1920年起，他們陸續把大莊園產業劃分為小塊土地分配出去，結果，終於產生了兩萬戶個體經營的小農場。
這些成就表明，在丹麥是左的情緒和左翼黨派占著優勢，可是從二十世紀初以來，丹麥未曾有過一個黨派能夠單獨在下院中擁有多數議席。這一情況是實行了一種複雜的比例代表選舉製的結果，在這種選舉製度下，議席分配得很散，每個少數黨派都能無遺漏地得到代表，因此除成立少數黨政府外，隻有組織聯合政府一途。事實上，從1920年至1929年，丹麥就是由少數黨政府統治著——兩屆自由黨政府和一屆社會民主黨政府，而從 1929年至 1940年則由社會黨人和激進黨人所組成的聯合政府執政。需要有兩個或兩個以上政黨的合作，才能保證法案在議會中通過，但幸而這一點常常證明是可以辦得到的，因此政治上的派係鬥爭並沒有堵塞進步的道路。例如，在1933年，當丹麥也象其他國家一樣受到世界經濟蕭條所引起的勞工風潮的困擾時，社會黨、激進黨和自由黨通過所謂坎斯勒加德協定，共同保證採取一些被認為是應付當時局勢所必要的措施。又如在1937年，通過政黨間類似的合作，對初等教育進行了一次徹底整頓。大約就在這同時，所有政黨還曾聯合起來對憲法作進一步修訂；可是，雖然它們設法使議會兩院都通過了憲法修改案，但議會的這一決定，依法需要有公民投票中百分之四十五的票數贊成才能得到批準，而在1939年的公民投票中該法案卻以極微小的票數之差沒有能贏得所需的百分之四十五贊成票。
在這段時期內，原來是第一大黨的農民黨(農民自由黨)已把這一地位讓給了社會民主黨。甚至在1849年國王批準第一部憲法之前，丹麥經營個體農場的農民就已作為自由民主主義的旗手而大露頭角了；1870年起，他們的政黨(當時稱為“統一左翼黨”)在下院擁有多數議席達一個多世代之久，雖然保守派內閣仍憑著宮廷和上院的支持而繼續掌權。1901年下院的無上權威得到承認之後，農民黨就取得了其應有的執政地位，組織了幾屆內閣，實行了許多改革，但是，農民日益富裕的經濟情況逐漸地改變了他們這個政黨的性質和觀點。它對社會改革的同情開始衰退，到了1920年，它的綱領中主要就隻剩下對於曾使農民富裕起來的自由貿易和經濟上的自由放任製度表示嚮往的內容了。而且，雖然在丹麥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樣，城市無產階級已經成為一支需要認真對待的力量，但該黨對城市工業中的尖銳問題極少關心。嚴重的城鄉對立一直是丹麥政治生活的一大特色，農民黨雖然在鄉村地區仍有很鞏固的地位，卻愈來愈不能同它在城市中的原有支持者保持良好關係(原先是它的民主政策把他們爭取過來的)，結果，一個叫做激進黨(激進左翼黨)的新黨就發展壯大起來了。
激進黨雖然一直是四大政黨中最小的一個，但因為它有來自知識界的傑出領袖，同時因為它在其他政黨間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很快就成了丹麥的一大勢力。這個黨中那些頗有點教條主義色彩的知識分子民主主義者——一批有文學修養、宗教上抱有自由思想、主張和平主義的人物——成了既是替城市中的手藝工人，也是替地位較低下的農業工人和租種農場土地的佃戶們說話的發言人，這些農業工人和佃戶感到自己受農場主的剝削，而且農民黨又不理睬他們。最後激進黨終於因社會民主黨的得勢而黯然失色，但有一個時候這兩黨曾攜手合作，從而湊成了一個執政的多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