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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重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九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因為在這次選舉中，天主教黨取得了第二院一百個議席中的三十二席，工黨取得了二十九席，兩黨合起來就幾乎控製著該院三分之二的席位。三個新教政黨共計有二十三席，共產黨有十席，自由黨有六席，合起來成為內部極不一致、極無組織的反對派。這在一個民主國家裏顯然完全不是一種健康的局麵。共產黨人——雖然他們不論在朝在野都無疑地將扮演他們那種現已習慣了的“別有用心”的角色——無論如何總還是有著明確的目標的，可是那些右翼的反對黨派(自由黨也應算是其中之一)，看來目標既如此模糊，所依據的概念又如此陳舊過時，因此很難提出一般選民會感興趣的東西。
例如反革命黨，它至少在理論上並不同馬克思、列寧主義爭執，然而仍在拚命地同1789年法國革命的傳統作鬥爭。雖然它自稱在社會問題上持有民主的看法，但它那種刻板的加爾文主義的、反社會主義的、同時又是沙文主義的味道，幾乎無可避免地使它打上了一個極端保守的政黨的烙印。舍默爾霍恩曾這樣談論它：“它盡管原則上講不保守，卻或多或少躲在保守的陣營裏。”但他接著又說(這些話很足以表明他的看法老練成熟)：“我認為，沒有一個黨派敢公開自稱保守，這種情況對荷蘭的政治是有害的，因為我深信，在一個民族的政治生活中，保守主義同它的對立麵一樣，都可以起有益的作用。”從理論上說，第二個新教政黨基督教歷史同盟應當算是典型的保守黨派了，因為它是從反革命黨分化出來的，是由反革命黨中那些對該黨在1900年前後日益增長的民主傾向表示不滿的成員組成的。然而，這個新黨到頭來恰恰在宣傳勞工立法改革這一點上，試圖把調門唱得比它的母黨還高。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出現的第三個新教政黨國家改革黨，象反革命黨一樣，主張在政治生活和立法方麵嚴格按加爾文教派的原則行事，在印尼問題上也和該黨持同樣的立場；就這些方麵而言，它是另一個實際上保守的黨派。但是，盡管存在著一個所謂“全國基督教陣線”範圍內的鬆散的聯盟，新教徒的派性仍然破壞著他們之間可能存在的團結，破壞著他們作為一支政治力量的有效性；不管怎麽樣，他們隻能是共產黨和自由黨的不穩的夥伴。
自由黨就其本身而言，並不更有條件來加強反對派的力量。原來的自由國家黨一度曾經是抗衡那些屬於兩大教派的教條主義政黨的一股重要的、有影響的力量；可是經過不斷的分裂，它的力量大為削弱，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它隻能指望百分之五的選民支持它。接著，在戰後，又有許多自由主義者被吸引到新成立的工黨裏去。然而，1945年3月建立了一個“自由黨”，吸收了原自由國家黨和自由民主黨的大部分成員，以及其他一切具有自由主義思想而又不樂於參加工黨的人。自由黨舉著個人自由和自由競爭的旗幟；它主張自由貿易；它雖然在原則上並不拒絕社會立法，卻反對國有化，反對限製自由企業。可是在1946年選舉中，這一新生的自由黨仍然隻贏得百分之六至百分之七的選民的支持。它喜歡把自己看作是一個中間派的政黨，理由是，它既反對天主教黨的“教條主義”，也反對國有化和國家幹預；但這種說法是沒有實際意義的，因為，這樣的角色已經由當時聯合執政的工黨與進步的天主教黨人之間的聯盟所擔任了。
荷蘭人和其他國家的人們對於戰後荷蘭情況所發生的變化的主要批評是，局勢過於平靜、過於單調了——盡管經歷了戰爭和敵占的巨變，盡管在殖民帝國內發生了造反，國內開始時也有過嚮往改革和進步的熱忱，政治生活卻仍回復到了幾乎令人失望的常態，或者不如說是回復到了戰前的原狀。因此，當美國宣布了那個幫助反對共產主義的杜魯門主義時，荷蘭財政大臣利夫廷克幾乎帶有哀傷的情調宣稱：我們生活的地方離政治風暴中心還不夠近，因而沒有條件取得政治貸款。”然而，發生了這麽多真正的變化而在外表上並沒有表現出任何明顯的改動，這實際上也許是荷蘭人和英國人同樣享有的那種政治上的順境的一個象徵。
第四章 丹麥
奇爾斯頓子爵 [英國]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 1955
第一節 背景
第二節 解放後精神方麵和物質方麵的恢復
第三節 解放後政治方麵的事態發展
第一節 背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丹麥已經獲得了也許是世界上最成功、最進步的社會民主國家的名聲，而且，雖然它在戰爭期間也遭到了一些鄰國所遭受的許多苦難(但人們普遍認為它沒有遭受這些苦難的全部)，可是到戰爭結束時，它同這些鄰國不同，國家生活和各種製度的結構大體上還保持完整無損。這一可喜的局麵也許該歸功於這樣一個事實：同別的西方國家的歷史相比，它在政治上走上健全穩定發展的軌道是很晚近的事，而且這些成就是付出了巨大努力才取得的，丹麥人對之記憶猶新，從而使它得以勝利地熬過敵人占領的折磨。換言之，丹麥從某種意義上說還是處於一種革命的精神狀態：它在被占領期間並沒有準備去奴顏婢膝地屈從納粹的壓迫，在解放後的最初年代中也並不感到有共產黨圖謀奪權的危險。正由於丹麥改革家們的這些成就，丹麥這座國家大廈已被打掃得如此清潔衛生，那種很易於滋生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社會不滿的病菌已很難找到幾個沒有打掃過的角落來建立它的孳生地了。
例如反革命黨，它至少在理論上並不同馬克思、列寧主義爭執，然而仍在拚命地同1789年法國革命的傳統作鬥爭。雖然它自稱在社會問題上持有民主的看法，但它那種刻板的加爾文主義的、反社會主義的、同時又是沙文主義的味道，幾乎無可避免地使它打上了一個極端保守的政黨的烙印。舍默爾霍恩曾這樣談論它：“它盡管原則上講不保守，卻或多或少躲在保守的陣營裏。”但他接著又說(這些話很足以表明他的看法老練成熟)：“我認為，沒有一個黨派敢公開自稱保守，這種情況對荷蘭的政治是有害的，因為我深信，在一個民族的政治生活中，保守主義同它的對立麵一樣，都可以起有益的作用。”從理論上說，第二個新教政黨基督教歷史同盟應當算是典型的保守黨派了，因為它是從反革命黨分化出來的，是由反革命黨中那些對該黨在1900年前後日益增長的民主傾向表示不滿的成員組成的。然而，這個新黨到頭來恰恰在宣傳勞工立法改革這一點上，試圖把調門唱得比它的母黨還高。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出現的第三個新教政黨國家改革黨，象反革命黨一樣，主張在政治生活和立法方麵嚴格按加爾文教派的原則行事，在印尼問題上也和該黨持同樣的立場；就這些方麵而言，它是另一個實際上保守的黨派。但是，盡管存在著一個所謂“全國基督教陣線”範圍內的鬆散的聯盟，新教徒的派性仍然破壞著他們之間可能存在的團結，破壞著他們作為一支政治力量的有效性；不管怎麽樣，他們隻能是共產黨和自由黨的不穩的夥伴。
自由黨就其本身而言，並不更有條件來加強反對派的力量。原來的自由國家黨一度曾經是抗衡那些屬於兩大教派的教條主義政黨的一股重要的、有影響的力量；可是經過不斷的分裂，它的力量大為削弱，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它隻能指望百分之五的選民支持它。接著，在戰後，又有許多自由主義者被吸引到新成立的工黨裏去。然而，1945年3月建立了一個“自由黨”，吸收了原自由國家黨和自由民主黨的大部分成員，以及其他一切具有自由主義思想而又不樂於參加工黨的人。自由黨舉著個人自由和自由競爭的旗幟；它主張自由貿易；它雖然在原則上並不拒絕社會立法，卻反對國有化，反對限製自由企業。可是在1946年選舉中，這一新生的自由黨仍然隻贏得百分之六至百分之七的選民的支持。它喜歡把自己看作是一個中間派的政黨，理由是，它既反對天主教黨的“教條主義”，也反對國有化和國家幹預；但這種說法是沒有實際意義的，因為，這樣的角色已經由當時聯合執政的工黨與進步的天主教黨人之間的聯盟所擔任了。
荷蘭人和其他國家的人們對於戰後荷蘭情況所發生的變化的主要批評是，局勢過於平靜、過於單調了——盡管經歷了戰爭和敵占的巨變，盡管在殖民帝國內發生了造反，國內開始時也有過嚮往改革和進步的熱忱，政治生活卻仍回復到了幾乎令人失望的常態，或者不如說是回復到了戰前的原狀。因此，當美國宣布了那個幫助反對共產主義的杜魯門主義時，荷蘭財政大臣利夫廷克幾乎帶有哀傷的情調宣稱：我們生活的地方離政治風暴中心還不夠近，因而沒有條件取得政治貸款。”然而，發生了這麽多真正的變化而在外表上並沒有表現出任何明顯的改動，這實際上也許是荷蘭人和英國人同樣享有的那種政治上的順境的一個象徵。
第四章 丹麥
奇爾斯頓子爵 [英國]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 1955
第一節 背景
第二節 解放後精神方麵和物質方麵的恢復
第三節 解放後政治方麵的事態發展
第一節 背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丹麥已經獲得了也許是世界上最成功、最進步的社會民主國家的名聲，而且，雖然它在戰爭期間也遭到了一些鄰國所遭受的許多苦難(但人們普遍認為它沒有遭受這些苦難的全部)，可是到戰爭結束時，它同這些鄰國不同，國家生活和各種製度的結構大體上還保持完整無損。這一可喜的局麵也許該歸功於這樣一個事實：同別的西方國家的歷史相比，它在政治上走上健全穩定發展的軌道是很晚近的事，而且這些成就是付出了巨大努力才取得的，丹麥人對之記憶猶新，從而使它得以勝利地熬過敵人占領的折磨。換言之，丹麥從某種意義上說還是處於一種革命的精神狀態：它在被占領期間並沒有準備去奴顏婢膝地屈從納粹的壓迫，在解放後的最初年代中也並不感到有共產黨圖謀奪權的危險。正由於丹麥改革家們的這些成就，丹麥這座國家大廈已被打掃得如此清潔衛生，那種很易於滋生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社會不滿的病菌已很難找到幾個沒有打掃過的角落來建立它的孳生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