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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重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九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社會民主黨人完全意識到共產黨在吸引他們的追隨者，但對他們來說，幸運的是出現了一個彌補這些損失的機會，其辦法是，把自己同那個正在席捲政治上的整個中間派陣地，甚至還滲透到了一部分右派人士中去的強大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等同起來。他們可以說，這個運動無疑是由社會主義思想所啟發的，雖然它拋棄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而代之以基督教的個人神聖原則。因此，該運動在荷蘭的第一號旗手舍默爾霍恩把它叫做“個人人格至上的社會主義”，或者叫做“個人人格主義”。它的宗旨是要實現
所有那些基於各自個人的人生觀而傾向於同一政治理想的人們之間的團結……以便使本民族所特有的那種精神生活上的多樣性，在一個穩固可靠的政治力量下統一起來……同時保證各個不同的團體在社會結構範圍內各自保持其個性，而不致被某個中央機構的權威所淹沒——甚至也不被國家的權威所淹沒。
因此，1946年2月建立的新的工黨，是由背景和見解很不相同的人們所組成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可是他們都希望創建一個既是民主，又帶有溫和社會主義色彩，而基本上卻是基督教的新型社會，在這一共同目標上他們是團結一致的。這樣的一個黨無疑填補了荷蘭政治舞台上的一段空白，所以它的一些追隨者對它在戰後第一次選舉(1946年5月17日舉行的議會第二院選舉)中沒有能取得更大勝利頗感詫異。該黨原希望在第二院的一百個議席中獲得三十五席，但實際僅得二十九席，而天主教黨則得三十二席，三個新教的政黨得二十三席。正如人們所預料，工黨採取的那種斷然拒絕共產黨的一切友好表示和拒不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使它失去許多選票，特別是前社會民主黨人的選票，這些人轉向了共產黨，從而有助於增加共產黨在議會中的議席，使其從1937年時的三席增加到十席。另一方麵，天主教黨成了最強大的一個政黨，有百分之三十一的選民擁護它。它由於割斷了同它以前的盟友各個加爾文派政黨的關係，由於消除了反動的嫌疑，又由於1945年12月間向贊同它的總政策的非天主教徒開了門，因而獲得了新的活力。的確，可以這樣說，在荷蘭象在比利時一樣，從敵占期間發展起來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中獲得最大的好處的是天主教徒。盡管社會上有貶抑教派主義的傾向，但人們所熟悉的古老的教會——隻要它的門麵稍加現代化——還是比新的含糊的“人道主義”更易為人們所接受。
因為工黨沒有能在選舉中取得它所希望的控製局麵的地位，它麵臨著或者同天主教黨合作或者進入反對黨行列的抉擇。雖然該黨領袖們由於怕失去工人階級的支持而對同天主教黨合作可能有些躊躇，可是，他們在拋棄馬克思主義方麵已經走得太遠了，因此即使他們願意，也不可能同共產黨人在反對黨行列內攜手合作，而且，反對黨行列中除有左翼極端分子外，還有一些右翼極端分子，同後者搞在一起很可能是窘人的。在荷蘭，現代社會黨人同進步的天主教黨人合作，其所遇到的困難之所以比在大多數國家少些，是因為任何一方都不受自己黨內極端派的掣肘。同時女王選中貝爾博士為新首相，這也使工黨作出抉擇更容易些。貝爾博士屬於天主教黨的左翼，以進步人士著稱；而且他也曾是舍默爾霍恩內閣成員之一，參與製訂過對印度尼西亞的開明政策。所以天主教黨和工黨在這一殖民地問題上進行合作，將是比較容易的，而政策的連續性也會得到保證。
在某種意義上，不能否認1946年5月選舉的結果是舍默爾霍恩及其社會和財政政策的失敗，就這一點而言，也是社會主義的失敗(天主教黨雖然參加了他的政府，但對他的社會和財政政策是常加攻擊的)。因此，天主教黨人現在似乎得到了選民授權來改變這些政策，如果它願意作這種改變的話；但在另一方麵，如果它要同工黨成功地進行合作，在它這方麵顯然也必須作出一些讓步，並改變它迄今為止所表明的政策。
總之，貝爾博士認為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間派集團是當務之急，因此，他致力於實現這一點。1946年7月5日，他在出任首相時發表的政策聲明中宣布：荷蘭銀行將實行國有化；某幾個工業部門也將國有化，如果調查結果表明這樣做是可取的話；但是他又宣稱，政府認為國營的辦法將逐漸讓位於私營企業，讓位於一些被賦予特殊權力的半官方性質的職能性團體。這樣，他一隻手拋出一點東西去討好社會黨，另一隻手也拋出一點東西去取悅於他自己的天主教黨。關於帝國政策，貝爾表示他不打算明顯地背離前屆政府關於同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領袖妥協的政策。由於上麵講到過的理由，印尼問題深深激動著公眾輿論，在議會的大部分討論中占著支配地位。共產黨主張讓這些殖民地完全獨立；工黨贊成和解，贊成給予“自治領地位”；反革命黨和國家改革黨則反對一切妥協。自由主義的“自由黨”和基督教歷史同盟，雖然都是右派政黨，最後還是同意了政府對印尼的政策。天主教黨的態度起初遊移不定，但最後該黨的多數派支持了政府的妥協計劃，那些接受不了這個計劃的人則從該黨分裂出去，組成了天主教行動委員會。
所有那些基於各自個人的人生觀而傾向於同一政治理想的人們之間的團結……以便使本民族所特有的那種精神生活上的多樣性，在一個穩固可靠的政治力量下統一起來……同時保證各個不同的團體在社會結構範圍內各自保持其個性，而不致被某個中央機構的權威所淹沒——甚至也不被國家的權威所淹沒。
因此，1946年2月建立的新的工黨，是由背景和見解很不相同的人們所組成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可是他們都希望創建一個既是民主，又帶有溫和社會主義色彩，而基本上卻是基督教的新型社會，在這一共同目標上他們是團結一致的。這樣的一個黨無疑填補了荷蘭政治舞台上的一段空白，所以它的一些追隨者對它在戰後第一次選舉(1946年5月17日舉行的議會第二院選舉)中沒有能取得更大勝利頗感詫異。該黨原希望在第二院的一百個議席中獲得三十五席，但實際僅得二十九席，而天主教黨則得三十二席，三個新教的政黨得二十三席。正如人們所預料，工黨採取的那種斷然拒絕共產黨的一切友好表示和拒不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使它失去許多選票，特別是前社會民主黨人的選票，這些人轉向了共產黨，從而有助於增加共產黨在議會中的議席，使其從1937年時的三席增加到十席。另一方麵，天主教黨成了最強大的一個政黨，有百分之三十一的選民擁護它。它由於割斷了同它以前的盟友各個加爾文派政黨的關係，由於消除了反動的嫌疑，又由於1945年12月間向贊同它的總政策的非天主教徒開了門，因而獲得了新的活力。的確，可以這樣說，在荷蘭象在比利時一樣，從敵占期間發展起來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運動中獲得最大的好處的是天主教徒。盡管社會上有貶抑教派主義的傾向，但人們所熟悉的古老的教會——隻要它的門麵稍加現代化——還是比新的含糊的“人道主義”更易為人們所接受。
因為工黨沒有能在選舉中取得它所希望的控製局麵的地位，它麵臨著或者同天主教黨合作或者進入反對黨行列的抉擇。雖然該黨領袖們由於怕失去工人階級的支持而對同天主教黨合作可能有些躊躇，可是，他們在拋棄馬克思主義方麵已經走得太遠了，因此即使他們願意，也不可能同共產黨人在反對黨行列內攜手合作，而且，反對黨行列中除有左翼極端分子外，還有一些右翼極端分子，同後者搞在一起很可能是窘人的。在荷蘭，現代社會黨人同進步的天主教黨人合作，其所遇到的困難之所以比在大多數國家少些，是因為任何一方都不受自己黨內極端派的掣肘。同時女王選中貝爾博士為新首相，這也使工黨作出抉擇更容易些。貝爾博士屬於天主教黨的左翼，以進步人士著稱；而且他也曾是舍默爾霍恩內閣成員之一，參與製訂過對印度尼西亞的開明政策。所以天主教黨和工黨在這一殖民地問題上進行合作，將是比較容易的，而政策的連續性也會得到保證。
在某種意義上，不能否認1946年5月選舉的結果是舍默爾霍恩及其社會和財政政策的失敗，就這一點而言，也是社會主義的失敗(天主教黨雖然參加了他的政府，但對他的社會和財政政策是常加攻擊的)。因此，天主教黨人現在似乎得到了選民授權來改變這些政策，如果它願意作這種改變的話；但在另一方麵，如果它要同工黨成功地進行合作，在它這方麵顯然也必須作出一些讓步，並改變它迄今為止所表明的政策。
總之，貝爾博士認為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間派集團是當務之急，因此，他致力於實現這一點。1946年7月5日，他在出任首相時發表的政策聲明中宣布：荷蘭銀行將實行國有化；某幾個工業部門也將國有化，如果調查結果表明這樣做是可取的話；但是他又宣稱，政府認為國營的辦法將逐漸讓位於私營企業，讓位於一些被賦予特殊權力的半官方性質的職能性團體。這樣，他一隻手拋出一點東西去討好社會黨，另一隻手也拋出一點東西去取悅於他自己的天主教黨。關於帝國政策，貝爾表示他不打算明顯地背離前屆政府關於同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領袖妥協的政策。由於上麵講到過的理由，印尼問題深深激動著公眾輿論，在議會的大部分討論中占著支配地位。共產黨主張讓這些殖民地完全獨立；工黨贊成和解，贊成給予“自治領地位”；反革命黨和國家改革黨則反對一切妥協。自由主義的“自由黨”和基督教歷史同盟，雖然都是右派政黨，最後還是同意了政府對印尼的政策。天主教黨的態度起初遊移不定，但最後該黨的多數派支持了政府的妥協計劃，那些接受不了這個計劃的人則從該黨分裂出去，組成了天主教行動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