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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重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九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們的局勢迥然不同。的確，不僅天主教黨，其他的政黨也都不願同共產黨合作。事實是，作為一個民族，我們是很尊重理論和信念的，正因為如此，我們覺得共產黨關於民主的理解，按西方標準來看，是不健全的。
雖然如此，共產黨人在荷蘭的地位，戰後比戰前強大得多，因為，在荷蘭如同在別國一樣，他們在抵抗運動中贏得了相當大的威信，並至少使一部分居民誤信他們所偽裝的民主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的姿態是真的。另一方麵，他們到德國人進攻俄國時才遲遲轉變態度，這就使他們在荷蘭的抵抗運動中遇到的障礙，比在其他地方的抵抗運動中多些，因為在荷蘭，已有別的同他們一樣能幹的人奪去了運動的領導權；而且，甚至在大戰結束以前，他們就已開始撕下同抵抗運動其他成員合作的一切偽裝了，當時他們建立起了自己的“抵抗運動委員會”，以抗衡所有其他抵抗運動成員在共同的領導下聯合組成的“荷蘭內地軍”。共產黨人這樣過早地和不策略地暴露了他們的真麵目，使他們不能利用潛在的有利機會。此外，他們的這種行動，恰恰破壞了他們自己所要達到的目標，因為它促使人們同情和支持其他左派政黨堅決不同共產黨合作——其他國家的一些社會黨就曾墮入過這種合作的陷阱而後悔不已。 荷蘭共產黨人不僅遠遠不能影響社會黨人，反而發現自己處於孤立的地位，被人撇在一邊。不過，荷蘭社會黨人本來是無法奉行這一政策的(就象他們的外國同誌們一樣)，要不是他們事前主動地通過自我新生和改造過程，改組成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工黨”，使其基礎擴大到足以同改組後的天主教黨合作的話。
第四節 舊政治格局的打破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荷蘭的政治生活一直凍結在一種不現實的格局中已經很久了，這種格局同現代世界實際存在的問題遠遠不能適應。傳統的政黨製度的基礎是教派政黨和非教派政黨間的對立，這一對立起源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當時羅馬天主教徒和正統新教徒結成了政治上的同盟，以加強他們要另辦自己的教會學校的要求(當時公立學校都是非教派的)。1917年給予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即教會學校)以平等的地位，從而解決了學校問題上的衝突。可是，教派的政治同盟仍維持下去，組成這同盟的天主教和新教兩方發展成為一些右派政黨，這些政黨在兩次大戰之間那段時期內紿荷蘭提供了相繼執政的一係列聯合政府——其中有五屆是由加爾文教派“元老”科林博士領導的。反對黨包括自由黨、自由民主黨、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但應當強調指出，真正的政治對立是保守派和進步派之間的分野，這是超越執政黨和反對黨之間這一劃分的。例如，在大部分政治問題上，自由黨人採取的立場很接近右翼，而右翼的各個宗教政黨本身倒是有分歧的。天主教黨中一些較保守的成員和三個新教政黨奉行他們傳統的政策，仍保持著對相當一部分選民的控製，但是有一些較年輕的“教派人士”，在大戰期間公開表示贊成採取一項進步的政策，主張同社會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裏的某些人合作，組織一個進步的政黨。這樣一個黨——新的工黨——的產生，事實上是荷蘭經歷了這次大戰之後政治舞台上發生的最重要的變動。
工黨是戰時荷蘭人民運動合乎邏輯的發展結果，當時荷蘭人民運動把抵抗運動中大部分進步而非馬克思主義的潮疏溝通起來，從而提供了一支抵銷共產黨影響的有效抗衡力量。組織這一運動的目的，是想通過給人們灌輸諸如尊重個人、信仰自由、工人參加工業管理、社會正義、對公共福利的責任感和調整海外領地和本土間的關係等思想，來使荷蘭的政治得到新生。尤其是，它想加強荷蘭人的團結，特別是通過排除教派影響和拋棄階級鬥爭來達到這一目標。事實上，它利用了歐洲廣泛存在的那種想在基督教的道德觀和價值觀的基礎上改造政治的願望，同時力圖使這一願望適應於另一種同樣廣泛存在的嚮往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的願望。我們上麵已經提到過，這個運動的領袖和創建者舍默爾霍恩教授在剛解放後的過渡時期內受命組織政府，這樣他就有了一個機會，不僅可以向他的國民提供一種在他們看來實際上是處理政治問題的新的做法，而且還可以藉此來證明他的理論切實可行，雖然他的工作是困難的，因為他不得不與那個難免還不能代表新潮流的國會打交道。
新的工黨並不是舊的社會民主黨的簡單延續或改組，而是其他傳統政黨中進步人士的融合，社會民主黨在這裏麵僅僅起著一個核心的作用。社會民主黨自己也很可以被稱為“傳統的”政黨，這同各個教派政黨並沒有什麽兩樣。盡管該黨遲至大戰前夕才同天主教和新教的黨派合作，也盡管該黨在戰前最後兩次大選中都取得了議會中第二大黨的地位，但這些都並沒有給該黨帶來什麽好處。它象其他幾個西歐國家中的社會民主黨一樣，那時就已患了一種慢性衰弱症，而隨著大戰的進行和共產黨威信的提高，它的威信就下降得更迅速、更明顯了。而且，社會民主黨和各個社會黨工會，都沒有能在德軍占領期間起來應付時艱，結果是，共產黨工會從社會黨工會那裏吸引走了大批成員。
雖然如此，共產黨人在荷蘭的地位，戰後比戰前強大得多，因為，在荷蘭如同在別國一樣，他們在抵抗運動中贏得了相當大的威信，並至少使一部分居民誤信他們所偽裝的民主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的姿態是真的。另一方麵，他們到德國人進攻俄國時才遲遲轉變態度，這就使他們在荷蘭的抵抗運動中遇到的障礙，比在其他地方的抵抗運動中多些，因為在荷蘭，已有別的同他們一樣能幹的人奪去了運動的領導權；而且，甚至在大戰結束以前，他們就已開始撕下同抵抗運動其他成員合作的一切偽裝了，當時他們建立起了自己的“抵抗運動委員會”，以抗衡所有其他抵抗運動成員在共同的領導下聯合組成的“荷蘭內地軍”。共產黨人這樣過早地和不策略地暴露了他們的真麵目，使他們不能利用潛在的有利機會。此外，他們的這種行動，恰恰破壞了他們自己所要達到的目標，因為它促使人們同情和支持其他左派政黨堅決不同共產黨合作——其他國家的一些社會黨就曾墮入過這種合作的陷阱而後悔不已。 荷蘭共產黨人不僅遠遠不能影響社會黨人，反而發現自己處於孤立的地位，被人撇在一邊。不過，荷蘭社會黨人本來是無法奉行這一政策的(就象他們的外國同誌們一樣)，要不是他們事前主動地通過自我新生和改造過程，改組成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工黨”，使其基礎擴大到足以同改組後的天主教黨合作的話。
第四節 舊政治格局的打破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荷蘭的政治生活一直凍結在一種不現實的格局中已經很久了，這種格局同現代世界實際存在的問題遠遠不能適應。傳統的政黨製度的基礎是教派政黨和非教派政黨間的對立，這一對立起源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當時羅馬天主教徒和正統新教徒結成了政治上的同盟，以加強他們要另辦自己的教會學校的要求(當時公立學校都是非教派的)。1917年給予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即教會學校)以平等的地位，從而解決了學校問題上的衝突。可是，教派的政治同盟仍維持下去，組成這同盟的天主教和新教兩方發展成為一些右派政黨，這些政黨在兩次大戰之間那段時期內紿荷蘭提供了相繼執政的一係列聯合政府——其中有五屆是由加爾文教派“元老”科林博士領導的。反對黨包括自由黨、自由民主黨、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但應當強調指出，真正的政治對立是保守派和進步派之間的分野，這是超越執政黨和反對黨之間這一劃分的。例如，在大部分政治問題上，自由黨人採取的立場很接近右翼，而右翼的各個宗教政黨本身倒是有分歧的。天主教黨中一些較保守的成員和三個新教政黨奉行他們傳統的政策，仍保持著對相當一部分選民的控製，但是有一些較年輕的“教派人士”，在大戰期間公開表示贊成採取一項進步的政策，主張同社會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裏的某些人合作，組織一個進步的政黨。這樣一個黨——新的工黨——的產生，事實上是荷蘭經歷了這次大戰之後政治舞台上發生的最重要的變動。
工黨是戰時荷蘭人民運動合乎邏輯的發展結果，當時荷蘭人民運動把抵抗運動中大部分進步而非馬克思主義的潮疏溝通起來，從而提供了一支抵銷共產黨影響的有效抗衡力量。組織這一運動的目的，是想通過給人們灌輸諸如尊重個人、信仰自由、工人參加工業管理、社會正義、對公共福利的責任感和調整海外領地和本土間的關係等思想，來使荷蘭的政治得到新生。尤其是，它想加強荷蘭人的團結，特別是通過排除教派影響和拋棄階級鬥爭來達到這一目標。事實上，它利用了歐洲廣泛存在的那種想在基督教的道德觀和價值觀的基礎上改造政治的願望，同時力圖使這一願望適應於另一種同樣廣泛存在的嚮往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的願望。我們上麵已經提到過，這個運動的領袖和創建者舍默爾霍恩教授在剛解放後的過渡時期內受命組織政府，這樣他就有了一個機會，不僅可以向他的國民提供一種在他們看來實際上是處理政治問題的新的做法，而且還可以藉此來證明他的理論切實可行，雖然他的工作是困難的，因為他不得不與那個難免還不能代表新潮流的國會打交道。
新的工黨並不是舊的社會民主黨的簡單延續或改組，而是其他傳統政黨中進步人士的融合，社會民主黨在這裏麵僅僅起著一個核心的作用。社會民主黨自己也很可以被稱為“傳統的”政黨，這同各個教派政黨並沒有什麽兩樣。盡管該黨遲至大戰前夕才同天主教和新教的黨派合作，也盡管該黨在戰前最後兩次大選中都取得了議會中第二大黨的地位，但這些都並沒有給該黨帶來什麽好處。它象其他幾個西歐國家中的社會民主黨一樣，那時就已患了一種慢性衰弱症，而隨著大戰的進行和共產黨威信的提高，它的威信就下降得更迅速、更明顯了。而且，社會民主黨和各個社會黨工會，都沒有能在德軍占領期間起來應付時艱，結果是，共產黨工會從社會黨工會那裏吸引走了大批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