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1頁
歐洲的重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九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樣，存在著一些有希望的跡象，表明許多不同派別的人士，包括各教派政黨的成員們，都有一種願意迎合全民族進步願望的妥協態度；但同時恰恰在解放前夕，流傳著一些謠言，說流亡政府對荷蘭民心的向左轉(當時所傳向左轉的程度遠較後來事實證明的為大)感到不安，而且並沒有採取適當的步驟來適應這一形勢。政府發表的因選民名單被毀而不得不推遲幾個月進行選舉的聲明，特別引起人們的非議。關於荷蘭國內輿情與倫敦流亡政府間的分歧正在擴大的這些報導，有許多可能是由荷蘭共產黨人授意的，共產黨人看到基督教-社會派的進步分子在挖掉他們的牆腳，急於要為自己的運動搞到一些彈藥。
在關於戰後第一次大選日期的爭論中，檔案的普遍混亂並不是推遲選舉的唯一理由。各政黨都處於變化動盪狀態，在這種情況下過早進行選舉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民意反映的不確切，甚至完全失實。可是，在選舉能夠舉行之前，臨時過渡的那段時期確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和難以應付的。早在1945年2月，倫敦蓋布蘭迪內閣就吸收了新鮮血液，增加了五位來自部分解放了的祖國的新閣員，1945年5月16日——即剛剛實現全國解放之時——就由荷蘭人民運動黨(該黨是抵抗運動所產生的那種典型的新政治力量，後來就是由它轉而形成工黨)的領袖威廉·舍默爾霍恩教授組成了一屆新政府，並由下院社會黨議員、也曾是抵抗運動領袖之一的威廉·德雷斯博士任社會事務大臣。這一過渡性政府代表著這個國家的新政治力量，但它所麵對的卻是一個戰前的舊的議會，這個議會雖然清除了通敵分子，仍按戰前黨派間的力量對比代表著各個老的政黨。
不管怎麽說，由於荷蘭的解放情況有些特殊，恢復國家主權的過程必然要比其他國家慢得多。移交權力的條件是在1944年5月美國、英國和荷蘭三國政府的協議中作了規定，並於1944年10月9日由荷蘭女王威廉明娜和艾森豪將軍宣布的。隨著國土逐步獲得解放，協議條款在不同地區先後開始生效。1944 年間由倫敦流亡政府新設置了一個民政管理局和一個軍事管理局，開始時受盟軍最高司令事實上的全麵管轄，這兩個機構行使的管理權，一直持續到1946年3月4日女王敕令結束“特別戒嚴狀態”時為止，即使到那時，民政管理局的全部撤銷也還是逐步進行的，它的職能隻是逐漸地由國家的正規部門接管。
在剛解放的頭幾個月裏，民政管理局是同“評議理事會”保持密切聯繫的，後麵這一機構是抵抗運動建立起來的，代表它的利益說話，並備政府從倫敦回國後諮詢。該理事會成員中包括天主教徒、社會民主主義者和新教徒，但沒有共產黨人，它是1945年5月解放後行使職能的第一個代議機關。1945年7月，採取了恢復正常憲政程序的又一個步驟——舍默爾霍恩政府任命了一個由四十三名原有政黨的成員連同抵抗運動領袖們一起組成的最高諮詢委員會。由該委員會建立了一個小型的議會清洗委員會，對上下兩院議員被指控通敵的問題進行調查。在議會清洗委員會完成了調查任務，並在1945年9月24日發表了已經通過這一考驗的議員名單後，1945年11月舉行了兩院聯席會議。女王在會上發表講話，對國家重建和憲法修改提出了一些建議——特別指示印度尼西亞應當在荷蘭聯邦範圍內實行自治。
第三節 抵抗運動和共產主義
全國一經解放，女王和政府於1945年5月回國之後，荷蘭當局——政府方麵的、民事方麵的和軍事方麵的——就立即用行動表明他們願意同前地下各團體合作，願意在公務管理和國內保安方麵盡可能讓這些團體多分擔一份工作。為抵抗運動信任的一些人被任命為荷蘭軍事管理局的官員和重要城市和地區的軍事專員。另一些則被邀參加顧問委員會，民事和軍事當局在有關政策和執行政策的具體步驟等問題上要聽取這些顧問委員會的意見。這特別在“清理隊伍”的工作中是如此。而且，抵抗運動中有責任感的領導人自己也極希望能有助於促進有條不紊的發展，並且表明他們充分認識到抵抗運動成員可以起作用的範圍不可避免地應有所限製。發表在抵抗運動機關報《誓言報》(1944年12月)上的一篇文章，提供了現實地理解這種形勢的一個突出例子，它說：“一個不合法的運動如果在完成了自己的任務以外繼續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行事，並提出這樣的要求，是很容易成為國中之國的。我們隻要看看比利時就會明白這意味著什麽。”
這一可喜的事態發展中的第三個因素，是抵抗運動戰鬥部隊被迅速順利地編入了正規軍事機器。這些部隊有的改編成了“突擊”和“警衛”部隊，組成貝恩哈德親王指揮下的“荷蘭內地軍”，成為最高盟軍司令部統率下盟軍的一部分。還組成了一些半軍事性的部隊，隸屬於荷蘭軍事管理局，另一些則充任輔助警察部隊。也許最重要的因素是荷蘭人民的民族性——尊重法律和秩序，這在荷蘭是根深蒂固的。當一次小規模的罷工在荷蘭某個新解放的城市中不太費勁地得到解決時，有一位地下組織的領導人向軍事管理局的代表保證：“我們決不使荷蘭成為第二個希臘。”
共產黨之所以未能在戰後擴張勢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必須歸因於荷蘭民族的性格和氣質。當有人請舍默爾霍恩把荷蘭政治形勢同比利時作對比時，他說：
在關於戰後第一次大選日期的爭論中，檔案的普遍混亂並不是推遲選舉的唯一理由。各政黨都處於變化動盪狀態，在這種情況下過早進行選舉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民意反映的不確切，甚至完全失實。可是，在選舉能夠舉行之前，臨時過渡的那段時期確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和難以應付的。早在1945年2月，倫敦蓋布蘭迪內閣就吸收了新鮮血液，增加了五位來自部分解放了的祖國的新閣員，1945年5月16日——即剛剛實現全國解放之時——就由荷蘭人民運動黨(該黨是抵抗運動所產生的那種典型的新政治力量，後來就是由它轉而形成工黨)的領袖威廉·舍默爾霍恩教授組成了一屆新政府，並由下院社會黨議員、也曾是抵抗運動領袖之一的威廉·德雷斯博士任社會事務大臣。這一過渡性政府代表著這個國家的新政治力量，但它所麵對的卻是一個戰前的舊的議會，這個議會雖然清除了通敵分子，仍按戰前黨派間的力量對比代表著各個老的政黨。
不管怎麽說，由於荷蘭的解放情況有些特殊，恢復國家主權的過程必然要比其他國家慢得多。移交權力的條件是在1944年5月美國、英國和荷蘭三國政府的協議中作了規定，並於1944年10月9日由荷蘭女王威廉明娜和艾森豪將軍宣布的。隨著國土逐步獲得解放，協議條款在不同地區先後開始生效。1944 年間由倫敦流亡政府新設置了一個民政管理局和一個軍事管理局，開始時受盟軍最高司令事實上的全麵管轄，這兩個機構行使的管理權，一直持續到1946年3月4日女王敕令結束“特別戒嚴狀態”時為止，即使到那時，民政管理局的全部撤銷也還是逐步進行的，它的職能隻是逐漸地由國家的正規部門接管。
在剛解放的頭幾個月裏，民政管理局是同“評議理事會”保持密切聯繫的，後麵這一機構是抵抗運動建立起來的，代表它的利益說話，並備政府從倫敦回國後諮詢。該理事會成員中包括天主教徒、社會民主主義者和新教徒，但沒有共產黨人，它是1945年5月解放後行使職能的第一個代議機關。1945年7月，採取了恢復正常憲政程序的又一個步驟——舍默爾霍恩政府任命了一個由四十三名原有政黨的成員連同抵抗運動領袖們一起組成的最高諮詢委員會。由該委員會建立了一個小型的議會清洗委員會，對上下兩院議員被指控通敵的問題進行調查。在議會清洗委員會完成了調查任務，並在1945年9月24日發表了已經通過這一考驗的議員名單後，1945年11月舉行了兩院聯席會議。女王在會上發表講話，對國家重建和憲法修改提出了一些建議——特別指示印度尼西亞應當在荷蘭聯邦範圍內實行自治。
第三節 抵抗運動和共產主義
全國一經解放，女王和政府於1945年5月回國之後，荷蘭當局——政府方麵的、民事方麵的和軍事方麵的——就立即用行動表明他們願意同前地下各團體合作，願意在公務管理和國內保安方麵盡可能讓這些團體多分擔一份工作。為抵抗運動信任的一些人被任命為荷蘭軍事管理局的官員和重要城市和地區的軍事專員。另一些則被邀參加顧問委員會，民事和軍事當局在有關政策和執行政策的具體步驟等問題上要聽取這些顧問委員會的意見。這特別在“清理隊伍”的工作中是如此。而且，抵抗運動中有責任感的領導人自己也極希望能有助於促進有條不紊的發展，並且表明他們充分認識到抵抗運動成員可以起作用的範圍不可避免地應有所限製。發表在抵抗運動機關報《誓言報》(1944年12月)上的一篇文章，提供了現實地理解這種形勢的一個突出例子，它說：“一個不合法的運動如果在完成了自己的任務以外繼續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行事，並提出這樣的要求，是很容易成為國中之國的。我們隻要看看比利時就會明白這意味著什麽。”
這一可喜的事態發展中的第三個因素，是抵抗運動戰鬥部隊被迅速順利地編入了正規軍事機器。這些部隊有的改編成了“突擊”和“警衛”部隊，組成貝恩哈德親王指揮下的“荷蘭內地軍”，成為最高盟軍司令部統率下盟軍的一部分。還組成了一些半軍事性的部隊，隸屬於荷蘭軍事管理局，另一些則充任輔助警察部隊。也許最重要的因素是荷蘭人民的民族性——尊重法律和秩序，這在荷蘭是根深蒂固的。當一次小規模的罷工在荷蘭某個新解放的城市中不太費勁地得到解決時，有一位地下組織的領導人向軍事管理局的代表保證：“我們決不使荷蘭成為第二個希臘。”
共產黨之所以未能在戰後擴張勢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必須歸因於荷蘭民族的性格和氣質。當有人請舍默爾霍恩把荷蘭政治形勢同比利時作對比時，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