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改革後的天主教黨巧妙地把進步和尊重傳統的思想調和了起來,又加以它完全不用承擔執政所會帶來的責任,因此它能夠對選民作有效而又廣泛的呼籲。但是,人們卻並不僅僅用它的社會經濟綱領來評價它——它的行動似乎表明它自己也並不希望人們這樣評價它。它的政策的這些方麵很快就完全從屬於它對王位問題的態度,而被它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所掩蓋了。


    國王一直在頑固地堅持要求進行公民投票——或如他所說的“徵求國民意見”,他寧願用這後一提法,因為“公民投票”意味著是一次具有立法效力的投票,這可能會過早地把政府嚇得跳起來。他還堅持建議雙方公布有關文件。這兩項建議都遭到了政府的一再拒絕。1946年5月眾參兩院議長(吉隆和科勒瓦埃)突然決定自行負責去作一次解決王位問題的嚐試。他們建議設立一個非議會的專門委員會(主要將由一些律師組成),其任務是,就雙方掌握的文件所暴露出來的國王在戰爭期間的活動進行審查並提出報告。國王同意這一辦法,但內閣表示反對,聲稱談判是在未經他們同意的情況下開始的,這一建議是違憲的——議會是有資格作調查的唯一機構——而且,擬議中的委員會的非議會性隻會使人們更加懷疑有些事實被隱瞞著。於是天主教黨就著手提出一項舉行“徵求國民意見”的法案,同時國王則於7月間自行設立了一個委員會,由比利時名流九人組成,“以確實查明他從1936年以來的態度”。


    7月9日,表決一項對於在經濟上犯有通敵罪的巨頭採取更有力措施的提案時,範阿克爾政府以一票之差被擊敗。危機拖延了很長的時間,後來由老資格的社會黨領袖卡米耶·於伊斯芒斯於8月1日組成了一個和上屆政府在色彩上和成分上都很相同的內閣,唯一的不同是範阿克爾沒有入閣。外交大臣仍由斯巴克留任。這屆政府一直持續到1947年3月。與此同時,天主教黨已從1946年秋天起改變了它的策略,宣稱它準備和其他政黨聯合執政,它並不因此而改變它在王位問題上的觀點,但希望通過合作會找到某種解決辦法。作為表示誠意的一個姿態,它撤回了“徵求國民意見”的提案。但是真的出現它重新上台的機會,還是幾個月以後的事,而在這一段時期內,利奧波德派和反利奧波德派之間的衝突所造成的社會騷動更加頻繁,更加令人不安了。1947年3月,內閣中有四位共產黨大臣由於停發煤礦補貼和提高煤價問題而辭職,這又轉而導致了3月12日首相的辭職。於是攝政要求外交大臣斯巴克組織另一個聯合政府,斯巴克照辦了;但這一次卻是天主教黨和社會黨的聯合政府,不包括共產黨和自由黨。政府由九名天主教黨人(天主教社會黨)、八名社會黨人(斯巴克是其中之一)和兩名無黨派專家組成。兩個執政黨在眾議院共擁有一百六十二個議席,而反對黨方麵有四十席。


    當時,人們曾感到奇怪,共產黨竟然會有意把一個隻是由於極偶然的機會才使它能夠參加的政府搞垮。事後看來,很可能由於當時美國政策有了變化,宣布了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援助計劃,因而促使共產黨的政策在世界範圍內有所改變,而比利時共產黨人的這一行動正是這一改變的一個表現(不到兩個月後,法國共產黨也由於在某個類似的問題上有爭執而退出了政府,不再裝作按憲法辦事了)。從此以後,比利時社會黨人象他們的法國同誌一樣,擺脫了共產黨的影響,願意同右翼黨派一起在政府中共事了。


    另一方麵,天主教黨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是可以預料到的,因為該黨的決策大權已從黨內保守派轉移到了民主派手中,而在戰前,占優勢的原是保守派,民主派那時雖已存在,但在製訂政策方麵並沒有產生多大影響。盡管該黨吸收了大批前法西斯分子,民主派的勢力仍然處於支配地位,而且,可能也就是由於這一派的影響,該黨才作出新的決策,決定用完全合法的、憲法所容許的手段,而不再用以往採取的那套煽動暴亂的危險做法,來謀求國王的復位了。這樣,從某種意義上說,共產黨和天主教黨對調了它們所扮演的角色:正當前者厭倦於按憲法行事時,後者卻決定要按憲法行事了。對比利時來說,不幸的是,要把國王的事業從他那些最不體麵的支持者手裏拯救出來,已為時過晚。共產黨人現在不再因擔任官職而感到礙手礙腳,可以自由地在街頭同利奧波德派中的暴徒們吵架了;天主教黨試圖把這一爭端搞得體麵些,但這些嚐試大多未能如願。這一切,使緊張局勢持續下去,並且大大增加了內戰的危險。


    第三章 荷蘭


    奇爾斯頓子爵 [英國]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 1955


    第一節 引言


    第二節 流亡回國後荷蘭政府所麵臨的問題


    第三節 抵抗運動和共產主義


    第四節 舊政治格局的打破


    第一節 引言


    荷蘭從戰爭和被占領的嚴峻考驗中出現時,其情況要比法國或比利時都糟得多,它在物質上所受到的較大破壞,本來很可能使它在精神上成為滋生國內鬥爭和共產主義的更肥沃的土壤。它所麵臨的問題,也不僅僅限於國內的經濟恢復和政治整頓問題。它同六十倍於本土麵積而又分散在世界各處的屬地間的關係,不僅引起了爭論,而且情況很緊急。在尋求解決其戰後問題的過程中,荷蘭的傳統和製度的性質以及荷蘭人民的民族性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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